三天后，秀一做出了选择。
或者说，他让自己相信，那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那天的东京下着冷雨。秀一站在事务所二十七层的落地窗前，看着雨水在玻璃上划出无数道弯曲的痕迹。每一道痕迹都像是在向下逃离，但无论怎么逃，最终都会被下一道雨水覆盖、抹去，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他把濑户内留下的那张名片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放在桌面上。烫金的字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没有任何温度。秀一盯了它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拨出了那个号码。
响了两声，对方就接了。仿佛那边的人一直在等。
“林律师，”濑户内的声音平静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我知道你会打来的。”
他们没有在电话里谈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濑户内只是说了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当晚八点，港区汐留的一栋高层公寓，顶层。秀一挂断电话之后，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把东京塔的灯光淋成模糊的一团。他忽然想起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有些路一旦走上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下来的地方。
晚上八点，秀一准时出现在汐留那栋公寓的顶层。门是濑户内亲自开的。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便装，脚上踩着木屐，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人，倒更像一个退了休的大学教授。房间里已经备好了酒菜。除了濑户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那个人坐在沙发的阴影里，秀一看不太清他的脸，只看到他手上戴着一枚很大的银戒指，戒指上刻着某种图案。
“这位是东都环境评估中心的黑川雅之先生。”濑户内介绍说，“你们应该认识一下。”
黑川从阴影里微微倾了倾身。秀一看清了他的脸。那是一张属于常年待在实验室里的人的脸——苍白、瘦削、颧骨很高，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着一种疲惫而警觉的光。秀一想起那份环评报告草案上潦草的铅笔字迹。那些被圈出来的异常数据旁边，就是这个人留下的批注。
“林律师，”黑川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图书馆里说话，“那份报告的事情，我想你已经看懂了。”
秀一没有回答。他在黑川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接过濑户内递来的酒杯。酒是上好的纯米大吟酿，入口绵柔，但秀一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像是在吞一口碎玻璃。
“黑川先生是环评领域的权威，”濑户内一边倒酒一边说，语气轻描淡写，“潮来驻屯地的环评报告由他主持撰写。不过，你也知道，学术上的事情总是有一些……弹性空间。”
黑川低下了头。秀一看见他的手指在膝盖上交握，指节微微发白。
“原始数据我已经保存了，”黑川说，声音更轻了，几乎是在对自己说，“但我不会公开。”
秀一放下酒杯，“你想要什么？”
黑川抬起头，看了秀一一眼，然后又迅速移开了视线。他不像是在和一个律师说话，倒像是在向某个更高的存在告解，“我需要这笔钱。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女儿在美国读书，学费——”他没有说完，因为濑户内轻轻咳嗽了一声。
房间里的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这不是收买，”濑户内的语气恢复了那种温和的笃定，“这是我们给黑川先生和林律师一个机会，让事情往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向发展。林律师，你只需要把黑川先生提供给你的‘修正后’的数据作为诉讼依据提交给法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秀一握着酒杯的手微微收紧。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他把伪造的数据提交给法庭，他就成了共犯。不止是背叛海望町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人，而是亲手把自己绑在了濑户内的船上。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那个从海望町走出来的寒门律师，而是一个靠着出卖故乡来换取上流社会入场券的帮凶。
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大。雨水打在落地窗上，发出密集而沉闷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巨大的鼓。
秀一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很小的时候，他得过一场高烧。母亲背着他走了两个小时的夜路去町上的诊所。那天晚上也在下雨，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伞全部遮在他身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到了诊所之后，医生量了体温，说这孩子差点就没命了。母亲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着他，全身发抖，分不清是冷的还是怕的。
那个画面一闪而过，被酒精和雨声迅速吞没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秀一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濑户内微微挑起眉毛，等待他说下去。
“海望町的居民，最后要拿到一笔合理的补偿金。”秀一说，“不能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濑户内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那种赞许不是出于对秀一的怜悯心的认可，而是出于对一个年轻人在走向堕落之前、为自己保留最后一丝体面的那一刻的欣赏。
“当然，”濑户内说，“补偿金一定会有的。至于金额，我们后面再谈。”
黑川在旁边沉默着。他的酒杯始终没有动过。
当晚，秀一带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离开了汐留的公寓。档案袋里装着黑川“修正”后的环评数据，以及一份由黑川签名的正式报告。报告结论和原始数据完全相反——噪音影响可控，对居民健康不构成实质威胁。所有超标的数据都被精心地“调整”了，调整的手法非常专业，如果不是有人提前指出那些被篡改的数字，任何外行都看不出破绽。
秀一在地铁车厢里打开档案袋看了一遍那些数据。他的手很稳。这是他在法庭上学到的本领——无论内心多乱，手都不能抖。东都的地铁在这个时间点还很拥挤，他身边站着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女孩，正低头看手机里的漫画。秀一忽然想，他自己高中那三年，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去码头帮母亲晒鱼。那时候他的手上全是鱼腥味，怎么洗都洗不掉。现在这双手上沾的东西，比鱼腥味更难洗了。
接下来的几周，秀一开始着手准备诉讼材料。
他把黑川提供的“修正版”环评报告正式提交给了潮来地方裁判所，作为原告方的核心证据之一。在提交之前，他把原告方的其他代理人召集到会议室，向他们解释了这份报告的重要性。那些年轻的律师和法务助理们认真地记着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有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女助理在会后悄悄问他，说这份报告的数据看起来和其他公开数据有些出入。秀一看了她一眼，说专家意见本来就有差异，黑川先生是业内权威，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判断。女助理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那一刻秀一知道自己已经迈过了那条线。
不是在他走进濑户内公寓的时候迈过的，而是在他用自己的专业权威压倒一个年轻人合理质疑的时候迈过的。前者是接受诱惑，后者是传播谎言。后者比前者更难回头。
十二月，佐伯刑警的调令下来时，距离那场保全诉讼开庭还有不到一个月。
佐伯信介在自己位于警视厅搜查三课的办公桌前收到那份调令。他在警视厅已经服役了三十年，做刑事侦查工作了二十五年，先后办过上百件案子，其中不乏轰动一时的大案。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五十八岁这一年，被一纸调令送到了那个他从未听说过的海边小镇。
他的同事们都觉得这很奇怪。上头给出的理由是潮来县警察署刑侦课人员短缺，需要资深刑警支援，但这种理由骗不了任何人。佐伯自己隐约明白真正的原因——三个月前，他因为某件涉及内阁官房背景的案子，和一位检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认为那个案子背后有更复杂的线索需要追查，而他的上司们则希望他尽快结案。他的拗，在警视厅是出了名的。
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调到潮来。
临走前，他的老搭档把他拉到天台上，递给他一支烟。两人在寒风里沉默着抽完。老搭档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佐伯这辈子都会记住的话——“信介，有些案子不是没人查得动，是所有人都假装看不见。”
佐伯到达海望町的那一天，是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日子。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他站在车站门口，看见整个海望町笼罩在一片铅灰色的天空下，远处的海面平静得出奇。町里的人不多，街道上只有几个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衣慢慢走着。
他到潮来署刑侦课报到的时候，课长给了他一个文件盒。文件盒里装着过去几年潮来县发生的各类未决案件资料，厚厚一叠。课长说这些东西没什么要紧的，大多是意外和失踪案，让他随便翻翻就行，打发时间。
佐伯回到办公室，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把那些文件全部看了一遍。
他的目光在其中一份上停了下来。
那是一份一年前的事件记录。海望町一名老渔夫在自家养殖筏下方溺毙。当地的判定是意外——死者年纪大了，夜里巡查筏子的时候失足落水。但佐伯注意到，记录里提到死者的右手紧握着，掰开后发现掌心里攥着一小块撕裂的塑料布。报告里写得很简短，这块塑料布没有被列入证物清单，也没有送去鉴定。
天黑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佐伯一个人。他把那份记录复印了一份，放进自己的抽屉。
窗外的雪还在下。佐伯站在窗前，看着远处海面上漆黑的夜色，忽然觉得自己被发配到这个偏僻的地方，也许不是偶然。
他点了一根烟，对着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让我看看，是谁把灯关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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