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港中央警局的停尸间在地下二层。克劳斯沿着楼梯走下去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混凝土墙壁之间回荡，像某种迟缓的心跳。
莉迪亚已经在解剖台前等他了。无影灯照得整个房间惨白，不锈钢托盘上整齐排列着从死者皮肤上取下的油膜样本，装在透明证物袋里，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琥珀色光泽。
“你最好先坐下。”莉迪亚说。
“我不需要。”
“不是关心你。”她摘下一只手套，指了指解剖台旁边的不锈钢推车，上面放着一台便携式X光观片灯。“是怕你弯着腰看太久，腰椎受不了。你今年五十二了，克劳斯。”
他最终没坐，但也没反驳。莉迪亚按下观片灯的开关，三张X光片依次亮起来。那是死者沃利斯的胸腔、腹腔和右前臂的透视图。
克劳斯的目光掠过第一张片子，然后定住了。他原本以为皮肤表面的刻痕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X光片揭示的东西完全超出了他的预判。
那些数字不只是刻在皮肤上。
在每一道表皮刻痕的正下方，骨骼上都有对应的标记。不是划痕，而是一种更精确的刻槽——深度均匀，间距规则，像是用牙科钻头在骨头上刻出来的。更诡异的是，肋骨的刻痕旁边还有细小的辅助线条，横向标注出等分刻度。克劳斯凑近观片灯，那些线条在乳白色的光线下清晰得令人不安。
“这看起来像什么？”莉迪亚问。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他伸手在观片灯的边缘轻轻敲了两下，指节发出干燥的声响。
“测深杆。”
“什么？”
“老式帆船上用的那种。”克劳斯的指尖虚点在X光片上，沿着肋骨上的刻度线滑动，“水手把一根刻有标尺的长杆插入海中，测量船底到海床的距离，判断能否安全通过浅滩。这些辅助线条，它的刻度精度达到了毫米——死者被当成一根测深杆。”
莉迪亚皱起眉头，重新戴好手套，走到解剖台旁。她用手指轻轻翻开死者右臂的皮肤边缘，露出了下面一截桡骨。骨头表面被抛过光，呈现出象牙般的温润质感，上面刻着一行小字，字体小到需要放大镜才能辨认。
克劳斯接过她递来的放大镜，弯腰凑近。
那是一行拉丁文：“Abyssus abyssum invocat.”
“深渊呼唤深渊。”他直起身，把放大镜还给莉迪亚，“《诗篇》里的句子。天主教的告解仪式上偶尔会用到，意思是罪行会召唤更深的罪行，直到你被完全吞噬。”
“凶手不仅懂得古典绘画的用油技巧，还懂圣经，懂航海技术，懂人体解剖。”莉迪亚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疲惫但棱角分明的脸，“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不，这正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克劳斯说，“如果他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并且不打算做别的事。”
他转身离开停尸间，走到楼梯口时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把肋骨的微距照片发到我邮箱。还有，查一下死者过去五年经手的所有税务纠纷案件，所有，包括那些没走到法院调解阶段的。”
楼上，阳光已经从窗户斜射进来。克劳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马丁已经在他的办公桌上铺开了一堆文件。
“沃利斯的档案。”马丁拍了拍最厚的那一摞，“我从市档案馆调来的。这家伙是个工作狂，五年经手了两百三十七宗吨税强制征缴案。其中四十一宗的被征收方是企业主，十八宗涉及个人资产扣押。有七宗——”他停顿了一下，把一张表格推到克劳斯面前，“有七宗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三个自杀，两个死于酗酒引起的肝硬化，一个心脏病发，还有一个失踪，法律上已经宣告死亡。”
克劳斯拿起那张表格，目光从上往下扫过每一个名字。那些名字都很普通：航运公司老板、渔船船长、货运代理——都是靠海吃饭的人。
“沃利斯有没有在这些案子里表现出任何不寻常的行为？”
“反常的没有。恰恰相反，他的程序无可挑剔。”马丁抽出一份文件，上面盖着港务局的蓝色印章，“每一次扣押都有完整的法律文书，每一次拍卖都有三家以上的竞标记录。他严格按照《吨税征缴条例》办事，一分钱都不多收，也一分钱都不少收。有人说他是整个市政厅里最清廉的官员。”
“清廉。”克劳斯重复了这个词，把它放在舌头上品味了一秒钟，然后放下了表格，“但你知道我注意到什么吗？所有这七个人的破产时间，都在沃利斯接手他们案子的三个月之内。三个月，恰好是《吨税征缴条例》规定的‘宽限期’长度。他给了他们希望，然后精准地在希望耗尽的那一刻，收走一切。”
马丁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港口起重机的轰鸣声。
“我想去见一个人。”克劳斯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谁？”
“一个活下来的。”
阿丽莎·卡瓦略的杂货店开在旧城区的一条窄巷里，距离港口步行只需要十五分钟，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货架上摆着罐头食品和廉价的洗衣粉，柜台后面挂着一幅圣母像，圣母的脸上有一道从天花板漏雨留下的水渍，看起来像泪痕。
阿丽莎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的时候，克劳斯注意到她的右手有三根手指弯曲的角度不自然——那是旧伤，没有好好愈合的结果。
“警察。”阿丽莎看了他的证件一眼，又坐了回去，“三年前你们来过，说会调查。后来什么也没查。”
“我不是为了三年前的事来的。”克劳斯在柜台前的木凳上坐下，“杰罗姆·沃利斯死了。”
阿丽莎的手顿了一下，正在擦拭的玻璃罐停在半空。然后她继续擦罐子，动作甚至比之前更平稳。
“是么。”她的声音很轻，“怎么死的？”
“这正是我在调查的。”克劳斯没有描述现场，他观察着阿丽莎的表情，“我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你丈夫的货运公司——卡瓦略海运——是在五年前被他强制征缴的。你愿意谈谈吗？”
阿丽莎把玻璃罐放在架子上，转过身来。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里面有一种被岁月磨得很薄的平静。
“我丈夫叫米格尔。我们从父亲手里接下那家公司的时候，只有两艘旧拖船。米格尔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五年还清了所有债务，又贷款买了一艘小型货轮。”她顿了顿，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仿佛在确认时间还在流动，“然后瓦尔登港修改了吨税的计算方式。以前只按船舶的空载排水量计算，修改后把满载排水量也算了进去。我们的税单一夜之间涨了三倍。”
“你们提出了申诉？”
“申诉了。”阿丽莎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微笑，“沃利斯亲自接待的我们。非常有礼貌，给我们倒了咖啡，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解释新税法的合理性。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说每个人都应该为瓦尔登港的繁荣分担责任。”她把最后一个词咬得很重，“米格尔相信了他。我们申请了三个月的宽限期，试图调整运营模式。但三个月期满那天，沃利斯的助手带着扣押令出现在码头。三艘船全部查封，两周后以不到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拍卖给了卡尔维特海运——那家公司的幕后股东里，有沃利斯的妻弟。”
克劳斯记下了这个名字。
“米格尔在那之后的第四十天从码头上消失了。”阿丽莎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他们说他跳海了。尸体一直没找到。我在他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告诉他，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还有这家杂货店。他说好的。他答应了我，然后——”
她停住了。不是因为哽咽，而是因为她看到克劳斯的眼神里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那不是同情，更像是一种认出了某种气味的神情。
“沃利斯死了。”阿丽莎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像在试探，“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我可能会高兴，是吗？或者你怀疑我和我丈夫的死有关？”
“都不是。”克劳斯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现场发现的铜质徽章，证物科已经清理过上面的锈迹，现在S.M.两个字母清晰可见。他把照片放在柜台上，“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阿丽莎低头看了一眼，瞳孔微微放大。这个变化非常细微，但克劳斯捕捉到了。
“没有。”她说。
克劳斯收起照片，没有追问。他走出杂货店的时候，傍晚的光线已经开始变暗。海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远处港口的机械回声。他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转身看着杂货店的窗户。阿丽莎仍然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攥着擦罐子的抹布，整个人一动不动。
她知道些什么。克劳斯可以肯定。
但真正让他在意的是她的眼神——当她看到那枚徽章的时候，她眼睛里闪过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敬畏。就像信徒看到了圣物。
回到警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莉迪亚的尸检报告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旁边还附了一张便签：肋骨上的刻痕中发现微量金属残留，成分分析结果预计明天上午出来。
克劳斯坐到椅子上，打开台灯，把那份厚厚的尸检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是马丁打来的。
“克劳斯，你现在在哪儿？”
“办公室。”
“锁上门。”
“什么？”
“我刚从海事博物馆回来。那个徽章——S.M.那两个字母——档案室的管理员帮我查了。”马丁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二十年前，瓦尔登港海事博物馆举办过一场名为‘吨位哀歌’的展览。艺术家把一艘退役的渔船改造成一座雕塑，船身刻满了所有因吨税破产的船主名字。展览开幕式当晚，那艘船莫名其妙地烧了起来。纵火调查没能确认嫌疑人，但那场火灾把整个博物馆的东翼烧成了空壳。艺术家的妻子当时也在现场，她为了抢救丈夫的作品冲进火场，再没出来。”
“那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字？”
“塞巴斯蒂安·莫罗。Sebastian Moreau。S.M.。”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他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住院长达十年。五年前出院，之后杳无音信——正好是沃利斯开始大范围执行吨税扣押的同一年。”
克劳斯握住电话的手指微微收紧。窗外，港口的方向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像某种巨兽在黑暗中发出低沉的喘息。他想起阿丽莎看到徽章时的眼神，想起沃利斯骨骼上那些精确到毫米的刻度，想起凶手用了四五个小时布置一具尸体，却不留下任何别的痕迹。
“马丁，帮我把莫罗在精神病院的全部档案调出来。还有他妻子那个案子的原始卷宗。”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悬案了，档案可能——”
“找。”
挂断电话后，克劳斯把台灯调亮了一些。灯光照亮了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玻璃下面压着一张他二十年前刚入行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站在码头边，背后是一艘巨大的货轮，脸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笃定——那种笃定来源于相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
他把照片从玻璃板下抽出来，翻到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深渊呼唤深渊。”
然后他把照片重新压回去，关掉台灯，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港口的风从关不严的窗户缝隙中挤进来，带着盐的味道，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糊气息。
那是二十年前那场火的余烬，还是正在燃烧的新的火，他分辨不出来。但有一件事他越来越确定——杰罗姆·沃利斯的尸体不是终点，而是一份请柬。发出请柬的人已经等了二十年，现在他开始确认，接到请柬的人是否如他预期的那样，愿意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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