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艘小艇穿过爆炸后的黑色油污带，在“海神之戟”号左舷下方停住了。
艾德里安从加工甲板破损的舷窗往下看，能看到小艇上的人正在做最后的装备检查。每艘小艇上坐着八个人，全部穿着深灰色防弹衣，头戴防弹头盔，战术背心上挂满了备用弹匣和闪光弹。他们的武器是清一色的短管突击步枪——不是猎熊刀，不是电击棍，不是库兹涅佐夫的监工们用来吓唬奴隶的冷兵器，而是专为近距离战斗设计的自动武器。这些人是专业的。奥克海文远洋船队里那艘被称为“灰背隼”号的安保船，显然早就把自己的精锐人员部署到了旗舰上。
十六个人。防弹衣。突击步枪。而“海神之戟”号上能打的——艾德里安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列昂尼德烧伤左臂但还能打，阮文德守在通讯室，瓦尔科夫在驾驶舱看着库兹涅佐夫，安德烈在轮机舱监控进水情况，弗兰克尔是个会计，他手里只有一根从设备间捡来的撬棍。三十个劳工里有几个年轻力壮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战斗训练，手里的武器是铁管、扳手和冻鱼。三副米勒躺在驾驶舱地上，脖子上缠着止血带，连站都站不起来。大副斯托亚诺夫被反绑在暖气管上，是敌人。库兹涅佐夫——他不确定库兹涅佐夫是敌是友，可能连库兹涅佐夫自己都不确定。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仗。
但他必须打。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多明戈的证词有机会活着离开这艘船。那条广播已经发出去了。全船广播用的是国际海事紧急频道的公共频率，任何在接收范围内的船只都能听到。如果附近有非奥克海文旗下的商船或渔船，如果他们听到了多明戈的证词，如果他们选择转发给国际海事组织或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国家的海岸警卫队——那么奥克海文远洋船队的末日就进入了倒计时。前提是多明戈活着。他是唯一一个能从活饵舱里爬出来的证人。他的声音是广播，但他的身体是证据。他身上每一处伤痕、每一块萎缩的肌肉、每一个针眼，都是法庭上无法伪造的物证。只要他活着登岸，奥克海文的整个帝国就会像被抽掉底牌的纸牌屋一样坍塌。
所以登船队不是来清理现场的。他们不在乎黑皮册子。他们不在乎库兹涅佐夫。他们甚至不在乎这艘船会不会沉。他们只在乎一件事——在“海神之戟”号沉没之前，找到多明戈·瓦尔加斯，确认他已经死亡，然后把他的尸体带回“深渊女王”号。如果能顺带把其他劳工全部灭口，那就更好了。
“他们上来了。”列昂尼德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他守在加工甲板最高处的观察点，从那里能看到左舷的全貌。“第一艘小艇的人在船舷上装了磁力攀梯。八个人，正在往上爬。第二艘小艇在绕到右舷，大概是想从另一侧包抄。”
“他们知道船体结构，”艾德里安说，“他们在避开破口和倾斜最严重的位置。他们有船上的图纸。”
“或者有人用无线电在给他们指路。”列昂尼德的话里有一种冷冷的暗示。
艾德里安没有追问。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追究库兹涅佐夫是否在用某种他们不知道的方式和旗舰保持联系。他按下对讲机，切换到全频道。“所有人听好。登船队有十六个人，穿防弹衣，配备突击步枪。我们的优势是地形——他们不熟悉倾斜三十度的走廊，不知道哪扇门后面是死路，不知道柴油蒸汽泄漏最严重的位置在哪里。阮文德，你守通讯室，不要让他们切断广播。列昂尼德，你在加工甲板高地，用催泪弹封锁左舷登船口。瓦尔科夫，驾驶舱的门从里面堵死，不要让任何人进去。安德烈，轮机舱的水密门关好后，你撤到加工甲板，我们可能需要你帮忙布置额外的防线。”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话。“弗兰克尔——把多明戈从通讯室搬到急冻舱。不是让他死在里面。是让他藏进去。急冻舱的温度调到最低只能冻死人，但如果我们把温控器调到零上五度，把门虚掩，里面就是整艘船上唯一一个在红外扫描下显示为冷区的位置。他们在热成像里找不到他。”
“我……我能搬得动他吗？”弗兰克尔的声音在频道里发抖，但发抖的幅度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小了。
“你搬不动就用拖的。你拖不动就找人帮你拖。但你一定要把他藏好。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底牌。”
第一声枪响在左舷登船口炸开。
那是一个劳工——一个来自北非的、艾德里安在第一晚就记住了他名字的劳工——他守在船舷内侧一堆倒塌的渔网后面，手里握着一把从加工甲板上拆下来的剖鱼刀。当第一个登船队员的防弹头盔从船舷边缘冒出来的时候，他从藏身处扑了上去。他用的是同归于尽的姿势——不是刺，不是砍，而是抱着对方的头盔，把自己和对方一起从倾斜的甲板上往船外侧滚。两个人纠缠在一起，从船舷边缘翻了出去，掉进了下面漂浮着油污和残骸的海水里。枪声在那个北非人扑出去的瞬间响了，子弹打穿了甲板上堆着的渔网，但没有人知道子弹打中了他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浮上来。
艾德里安听到了枪声，但没有回头去看。他已经从加工甲板的高台上跳下来，沿着倾斜的走廊朝船尾方向移动。他的手里握着从武器储藏室里拿到的最后一把催泪枪，腰间插着那把只剩一发子弹的信号枪。他需要赶在第二艘小艇的登船队员从右舷突破之前，在船尾设置一道防线。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恐惧造成的空白，而是一个老兵在接敌时自动进入的那种高效运转状态，所有杂念都被清空，只剩下地形、敌情、时间和伤亡率之间的精确计算。
但他在经过通讯室门口时停下了脚步。
门开着。阮文德不在里面。
通讯台上的话筒歪在一边，多明戈刚才躺过的地方只剩下一滩湿漉漉的水痕和那支空的注射器。电台还在发出白噪音，全船广播的控制面板上，红色指示灯仍然亮着——广播模式还在持续，但话筒前没有人。阮文德的塑料刀还放在通讯台旁边的桌面上，三把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刀刃上还沾着之前从脚镣上锯下来的塑料粉末。他把武器留下了。
艾德里安按了一下对讲机。“阮文德——位置。”
对讲机里沉默了两秒，然后阮文德的声音传了过来，压得极低，背景音里能听到风声和某种金属轻轻撞击的声音。“我在船尾。右舷。第二艘小艇的人爬上来了。八个。他们没走走廊，直接从船壳外面往上爬，避开了列昂尼德的防线。他们的目标是通讯室——他们知道广播是从这里发出的。”
“你不要一个人对八个。”
“我不是要一个人对八个，”阮文德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那种平静艾德里安在科乔跳进排污管道之前也听到过，“我只需要把他们拖住。通讯室旁边是急冻舱的备用设备间，里面有一条维修通道直通船尾锚链舱。如果他们以为我在通讯室，他们会从设备间绕过来。设备间的通风管在爆炸时裂了个口子，里面充满了从燃料舱泄漏出来的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浓度已经达到致命水平。把门关上，只留一道缝。等人全走进去，再把门锁紧。”
“你没有办法从外面锁设备间的门。”
“不需要锁，”阮文德说，“他们自己会把门关上。设备间的门是向外开的，门框在爆炸中变了形，关上之后需要两个人从外面同时用力才能拉开。只要他们进去，发现里面没人，就会想退出。但门已经推不开了。然后他们会发现通风管在往里面漏一氧化碳。防弹衣挡不住气体，防弹头盔也挡不住。他们会在里面失去意识。或许半个钟头，或许更久。”
艾德里安听完这段话，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阮文德不是在制定战术，他是在交代后事。“你需要多长时间准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从多明戈开始说话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艘船上总得有人做他做过的事。他做广播，我堵走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阮文德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话的声音忽然变轻了，轻得像是回到了湄公河上的某个夜晚，在渔火和蛙鸣之间跟家人低声说话，“我家在越南芹苴，湄公河边上。门口有一棵菠萝蜜树。我出海那天答应女儿给她带一条珊瑚鱼回去。很大的那种，红色的，在阳光下会闪光。她叫阮氏海，六岁。如果你活着出去，告诉他们我死在海上。不要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死的。就说——就说船沉了。”
“阮文德——”
“我听到他们在设备间里了。三个人。还有五个在外面，正在往通讯室方向移动。快去。他们在船尾，坐标我刚才报给列昂尼德了。”
对讲机里传来一声轻微的碰撞声，然后是阮文德故意放重的、不再掩饰的脚步声——他在引诱剩下的五个人朝通讯室方向追他。艾德里安站在原地，握着对讲机的手指节发白。他知道他应该朝船尾跑，去支援阮文德，去用最后一发信号弹打死一个两个登船队员。但他也知道阮文德不需要支援。阮文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离开这条走廊。他把自己的塑料刀留在了通讯台上，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们了。他选择的武器不是刀子，是那间充满了一氧化碳的备用设备间，是他自己对这艘船结构的熟悉，是一个父亲在六千英里之外的承诺。他唯一的遗憾是他没能把那条珊瑚鱼带回湄公河边上那棵菠萝蜜树下。
船尾方向传来了第一声门被猛力撞上的闷响。然后是第二声。然后是急促的、被金属阻隔之后变得模糊的呼喊——有人在设备间里发现门推不开了，有人在用枪托砸门板。艾德里安没有回头去看。他已经在朝加工甲板的方向全速奔跑，一边跑一边按下对讲机。
“列昂尼德！右舷登船队兵分两路，三个人被阮文德困在设备间，剩下五个正在往通讯室去。他在引他们。他一个人。”
加工甲板高台上，列昂尼德架好了催泪枪。他的左臂已经用一根从工装上撕下来的布条死死绑在胸前，不让它影响平衡。他的右手握着从监工手里缴获的电击棍——那个下巴上有白色疤痕的监工在被弗兰克尔用捆扎带绑在暖气管上之前，身上的装备全被列昂尼德搜刮干净了。电击棍的电量还剩两格。够了。
“五个。”列昂尼德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好像在掂量它的分量。然后他把电击棍换到左手的布条夹缝里固定住，腾出右手捡起了他最初的那把螺丝刀。磨了十四个月的螺丝刀，尖端细得像一根钢针，刃口在加工甲板昏暗的光线里反射出一线冷光。“我在这里等他们。”
“不要太久。”
“不会太久。”列昂尼德说完关掉了对讲机。
而艾德里安刚刚赶到通往急冻舱的过道，脚下的甲板就突然猛地一震。不是海浪，不是枪击，也不是船体自身的进水倾斜——而是一道从船尾最底层的锚链舱传来的、沉闷而厚重的碰撞声。在声音传来的同时，对讲机里传来安德烈变调的俄语嘶吼：“不是登船队——是一艘潜艇——它在朝我们快速上浮——它要撞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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