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第一次听到“奉先县”这三个字,是在一个他本不该参加的饭局上。
那是半年前的一个雨夜,华庭地产刚刚拿下了城东那片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文。魏南在御宴楼摆了三桌,宴请市里区里相关的领导。酒过三巡,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头子忽然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主桌前面。老头子是规划局退下来的老科长,被拉来凑数的,整晚都没怎么说话。
“魏总,恭喜。”老头子举着杯,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笑,“城东那片地,五十年前就有人说要拆,拆了半个世纪没拆动。你一来就拿下了,后生可畏。”
魏南客气地笑了笑,碰杯,一饮而尽。
老头子喝完酒没有马上走。他站在那里,盯着魏南看了几秒钟,然后忽然问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魏总祖上是哪里人?”
“本地人,”魏南说,“在这城里住了好几代了。”
“本地哪一片?”
“听老人说,最早在城南,后来迁到了城北。”
老头子点了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魏南读不懂的东西。“城南,”他重复了一遍,“城南好地方。唐代那会儿,城南有一个县,叫奉先县。奉先县出过一个案子,一个佃户告县令夺他的田,告赢了。但案子赢了人输了,县令后来派人烧了佃户的房子,烧死了佃户的女儿。”
魏南的笑容僵了一瞬。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这种民间传说他听过无数个——而是因为老头子的眼神。那不是一个退休老干部在饭桌上讲古的眼神。那是一种控方证人在法庭上指认凶手时的眼神。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魏南说,“改天向您请教。”
“不用改天。”老头子摆了摆手,“那个县令姓王。他家后代后来改了姓,留在本地,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个佃户也改了姓,也留在本地。两家人在同一座城里住了一千两百年,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你说巧不巧?”
魏南没有接话。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从脚底升起来,像站在冬天的地窖口。饭局结束后他问秘书那个老头子叫什么名字,秘书翻了翻名单,说叫陈教授,退休前在规划局档案室工作,是临时拉来凑数的。
魏南后来没有去找那个老头子。他甚至故意忘了这件事。但那个老头子说的故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脑子里的某个地方,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会隐隐作痛。
直到今天,他的电脑屏幕上忽然弹出了一枚朱砂色的印章。
魏南当时正在看项目进度报表。屏幕右下角弹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窗口,黑色的背景,中间是一枚篆书印章,四个字:奉先公堂。他以为是中了病毒,叫技术部的人上来,技术员远程扫描了一圈,说电脑干干净净,什么恶意程序都没有。但那个窗口每隔半小时就弹出来一次,每次持续三十秒,然后自动消失。技术员建议他换个浏览器,他说不是浏览器的问题——那个窗口不受任何程序控制,像是嵌入在操作系统底层的某个地方,连技术员都找不到它的进程。
第六次弹窗的时候,魏南忍不住点了一下那枚印章。浏览器自动打开,跳转到了一个暗网页面。页面布局像极了一份古代的官府告示——竖排的格式,右侧起首是一行大字“奉先县公堂审夺佃案”,下面列着一排一排的“被告”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盖了一个“结案”的红色印章。他看到了张继,看到了宋明。两个人都曾是他的下属和合作伙伴,两个人都在最近几个月里被杀了。
魏南握着鼠标的手开始发抖。他往下翻,看到被告栏最后一行的名字是他自己。名字旁边还没有盖章,但有一行小字标注着:待随身符至,即行审结。
他拿起手机,拨了方砚的号码。
方砚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桌上,看着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亮了又灭,灭了又亮。魏南在两个小时内打了他七次电话,但他一次都没有接。不是不想接,是不能接。因为此时此刻,审讯室里坐着的人正在告诉他一个他无法忽视的事实。
苏瑾坐在方砚对面。她穿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工牌,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戴一副银框眼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方砚约了她三天,她才挤出时间来接受这次面谈。她的日程排得太满了——自从半年前接手了一个特殊病人之后,她的工作量翻了一倍。
“陈牧是我的患者。”苏瑾开门见山,“三个月前他第一次来门诊,主诉是睡眠障碍和记忆断层。他以为自己只是失眠和健忘,但我做了几次深度访谈后,发现他的情况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
“严重到什么程度?”方砚问。
苏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打开,平铺在桌上。里面是陈牧过去三个月的诊疗记录,包括他本人的主诉、苏瑾的观察笔记,以及几次催眠状态下的录音转录文稿。方砚拿起来翻了几页,目光在一段文字上停住了。
那是陈牧在浅度催眠状态下说的一段话,苏瑾做了逐字记录:“他说他在暗网上发布悬赏。他说他在执行京兆府的判决。他说那些人都该死。”方砚把这段话念出来,抬头看着苏瑾。
苏瑾说:“那次催眠只持续了四分钟。四分钟后,他忽然睁开眼睛,恢复了正常的意识状态,对刚才说过的话完全没有记忆。但在这四分钟里,他的声音变了——音调更低,语速更慢,用词也完全不同。正常状态下的陈牧说话是随意的、口语化的,带着一点技术人员的散漫。但在那个状态下,他说话用的是非常正式的书面语,有几次甚至直接引用了唐代律法的原文。”
“所以他有双重人格?”
“解离性身份障碍,这是目前精神医学界对多重人格的标准诊断名称。”苏瑾合上文件夹,“陈牧的主人格是一个性格内向、情绪压抑的技术专家,退休后长期独居,社会支持系统几乎为零。次人格以他祖父的学术研究为素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身份——王骧的后人,唐代冤案的继承者,执行正义的审判官。他叫自己‘奉先民’。”
方砚拿起桌上的一支笔,无意识地转了几圈。他见过太多嫌疑人装疯卖傻试图逃避刑事责任,但陈牧的情况不一样。陈牧是自己主动要求做精神鉴定的,而且他提供的备忘录里详细记录了自己每一次“断片”的时间、地点和发现,详细得不像是在演戏。
但方砚真正关心的不是陈牧的精神状态。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苏医生,陈牧的次人格实施的那些行为——发布悬赏、建立暗网论坛、定制鱼符——这些事情需要极高的技术能力。一个人格分裂出来的次人格,能继承主人格的专业技能吗?”
苏瑾说:“能。而且在某些案例中,次人格甚至能表现出主人格已经丧失的能力。我举个例子——陈牧早年学过Lisp语言,但他清醒时完全不记得自己学过。因为那段学习经历和他的搭档宋知远的死亡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他的主人格出于自我保护,把整段记忆压制了。但次人格保留了这些被压制的内容,并且在暗网操作中大量使用了Lisp语言。这也是为什么监控录屏里他会用Lisp编写后门程序——那不是新学的技能,是从记忆深处捞出来的旧技能。”
方砚放下笔,把身体往前倾了倾。“苏医生,你刚才提到,次人格把那些被压制的东西‘捞’了出来。那有没有可能——他也捞出了主人格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关于他祖父研究的真相?”
苏瑾沉默了片刻。窗外的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了几秒,然后消失。
“陈牧在催眠中提到过一件事。”苏瑾的声音放得更轻了,“他说他的祖父晚年发现了一个秘密——华庭地产的创始人魏仲远,也就是魏南的父亲,祖上不姓魏。魏家在清末改过一次姓,改姓之前在本地用的姓氏,是王。”
方砚的瞳孔猛地收缩。“就是渭南令王奕的那个王?”
“陈牧的次人格是这么坚信的。他认为陈家是王骧的后人,魏家是王奕的后人。一千两百年后,两家人在同一座城市里重新相遇。一个变成了房地产商,一个变成了被拆迁户。历史以某种他无法接受的巧合方式重演了。”苏瑾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重新戴上,“但有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真相,是陈牧的祖父真的考证出来的,还是次人格自己编造出来说服自己的?我没有找到任何独立的证据能证实魏家祖上姓王。陈牧的祖父已经去世十二年了,他留下的所有资料都在陈牧手里,而陈牧手里的那些批注,大多数是次人格写的。”
“所以这个‘真相’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陈牧自己的幻想?”
“有可能。但也可能不是。”苏瑾看着方砚的眼睛,“极端孤独会让一个人把幻想当成现实。陈牧在妻子和女儿去世后,整整七年几乎与世隔绝。他的全部精神生活都建立在祖父留下的那个未完成的学术使命之上。当他发现暗网这个可以匿名执行正义的工具时,他的次人格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出口。比特币交易无迹可寻,雇佣杀手不需要亲自出手,加密通讯让所有证据都湮灭在数字海洋里。对于一个想把幻想变成现实的人来说,暗网就是一把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刀。”
方砚的手机又亮了一次。还是魏南。他没有理会,而是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这座城市已经连续下了七天的雨,气象台说还要下三天。街上的积水倒映着楼群的轮廓,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
“苏医生,”方砚的声音从窗边传来,“如果你的诊断成立,陈牧的次人格犯了杀人罪,主人格却完全不记得——那法律上,他应该怎么判?”
苏瑾沉默了很久。当她开口时,声音里有种不是专家而是普通人的无奈。
“这是法律的问题,不是医学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陈牧的次人格不会因为主人格不知情就停止活动。每次他在现实层面越接近目标,次人格的控制力就越强。他现在就像站在一条红线的边缘,一只脚已经踏过去了。你们要做的,是在他整个人都跨过去之前,把他拉回来。”
方砚转过身,拿起桌上那支笔。然后他按下了手机上的接听键。
魏南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种方砚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情绪。这个在本市地产界叱咤风云十几年的男人,声音在发抖。
“方队,我收到了一个东西。快递送来的,没有寄件人信息。里面是一个木盒,盒子打开是一块铜片,上面刻了三个字——‘随身符’。”
方砚握紧了手机。“你在哪?”
“在新茂大厦,二十六楼。我不敢回去,也不敢一个人待着。方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我?你们之前不是说那些案件是针对强拆的吗?我是开发商不假,但我只是开发商,我按照合法程序拿的地批的文,我没有杀过人——”
电话忽然中断了。不是魏南挂断,是信号被掐断了。方砚喂了几声,只听到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然后噪音里忽然浮出了另一个声音,低沉而缓慢,像是在念一段很旧的文字。
那个声音说:“大历二年,渭南令夺佃田。今奉先县民,收尔随身符。”
方砚的脸色铁青。他抓起外套,冲到门口,大声喊了一个人的名字——那是他安排在新茂大厦楼下蹲守的便衣刑警。
走廊那头的刑警应声跑过来,手里拿着对讲机。“方队,怎么了?”
“联系你在大厦的搭档,让他马上上二十六楼,确认魏南的安全。”
刑警拨了对讲机,沙沙的电流声响了几下,然后对面回话了。声音听起来有些困惑。
“方队,魏总一直在二十六楼办公室里,没有离开过。刚才他还让我进去给他检查了窗户锁,说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拍他的照片。现在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门从里面锁了。”
“你确定是他本人?”
“当然确定。我跟他面对面说了三分钟的话。他看起来很紧张,但情绪还算稳定,没有异常。”
方砚握着手机,指节发白。刚才电话里那个声音不是魏南的,但又确确实实是从魏南的手机里传出来的。那个声音低沉、缓慢,用着一种古老的语法和腔调,像是一个一千两百年前的人在宣读一份判决书。如果说话的不是魏南本人,那会是谁?是谁侵入了魏南的手机?又是谁能在刑警把守的大厦里,控制一个地产商人的通讯设备?
方砚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新茂大厦矗立在灰色的天际线下,二十六楼的灯光在雨幕中显得黯淡而遥远。大厦对面的那栋楼——就是“夺佃录”博客里那张照片的拍摄位置——此刻也亮着几盏灯。方砚眯起眼睛,隐约看见那栋楼的楼顶上,有一点微弱的红光在闪烁。
不是飞机。不是避雷针。是一台正在运作的摄像设备。
有人在监视着魏南。就在此刻。就在他眼皮底下。而那个监视者,很可能已经拿到了他的随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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