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雨停了。
明川地方法院的门前还没有排起长队，只有几个早到的律师在台阶上抽烟，领带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像是对即将开始的一天已经感到疲惫。韩秀雅从他们中间穿过，推开沉重的玻璃门时，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
执行停止申请的审查庭设在三楼的小法庭。法官席空着，书记官在角落调试录音设备。法务省派出的代理人已经就坐，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前摊开一份厚厚的答辩书。
韩秀雅在申请人席坐下，把李真的材料一份一份摆好。绝食记录、诊断证明、达兰共和国近六个月的人权报告摘要、以及一份由她连夜起草的申请书。
“韩律师。”
她没有抬头，但听出了那个声音。是入国管理局法务官办公室的次长，姓林，单名一个正字。林正培。她曾经在几个案件里和他交过手，每次都输得不难看——但终究是输。
“林次长亲自来？”韩秀雅这才抬起头。
“这种案子，局里很重视。”林正培在对面坐下，语气不像在法庭，倒像是在茶水间闲聊，“毕竟涉及遣返令的执行。最近上面催得很紧，你应该知道。”
韩秀雅知道他在说什么。过去半年里，海东国的难民认定率是百分之零点三。不是百分之三，是零点三。全国范围内，每一个被认定为难民的人，背后都有三百个被驳回。
法官进来的时候，双方同时起立。
吉田明子法官——韩秀雅注意到她的姓氏，在这个城市不常见——看上去四十出头，戴着一副窄框眼镜，坐在法官席上时习惯性地把袖口的扣子解开，露出左手腕上一道陈旧的疤痕。
韩秀雅忍不住多看了那道疤一眼。疤痕很旧了，但很长，从手腕内侧一直延伸到袖口遮住的地方。一个法官的伤疤，在法庭上是不会被讨论的。
“申请人一方，陈述理由。”吉田法官翻开卷宗。
韩秀雅站起来。
“申请人李真，男性，三十七岁，原籍达兰共和国。申请人于三年前入境海东国，随后因母国发生武装政变申请难民认定。法务大臣先后四次驳回其申请，并在最近一次驳回的同时签发了强制遣返令。”
她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已经在心里把这段话练习了无数遍。
“申请人目前的健康状况已因长期收容严重恶化。根据东海收容所医务室的记录，申请人自十三天前起开始绝食抗议，体重下降了六点三公斤，出现低血糖和电解质紊乱症状。如果继续收容并执行遣返，申请人将面临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害——”
“反对。”
林正培站起来的速度不紧不慢，像是在参加一场他早已厌倦的会议，“申请人绝食是其自愿行为，不能成为停止执行的法律依据。法务省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医疗措施，包括静脉补充葡萄糖。至于所谓的难以恢复损害，法务省主张，遣返本身是依法行政，不存在损害问题。”
韩秀雅没有立刻反驳。她打开面前的一份文件，抽出其中一页，举到林正培能看到的角度。
“这份是东海收容所医务室三天前做的血液检测报告。申请人的血糖值是正常下限的一半，心率长期维持在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医务室建议立即转送外部医疗机构，但收容所管理方拒绝批准。”
她把报告递给法官。
“申请人不是在绝食抗议。申请人正在被一种体制性的冷漠缓慢地杀死。”
法庭安静了几秒。
吉田法官把血液检测报告放到一边，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让她的伤疤又露了出来。
“法务省，对于申请人遣返后可能面临的迫害风险，有没有新的评估？”
林正培的表情微微变化了一下，那是被人点中要害时特有的僵硬。“法务省已按程序完成四次认定，结论一致。申请人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其符合难民定义的有效证据。达兰共和国的政治局势——”
“达兰共和国三个月前处决了十七名被指控与反对派有关联的知识分子。”
韩秀雅打断他。她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打印件，是一篇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上面配着一张照片：一排蒙着眼睛的人站在泥土地上，身后是一堵弹痕密布的灰墙。
“申请人在达兰大学任教的同事中，有四人名列这份处决名单。申请人的妻子曾是首都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师，在政变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她把报告放下。
“如果申请人在这种时候被遣返，他面临的不是迫害的可能，而是处决的必然。”
林正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法务省不能凭借未经证实的国际机构报告推翻主权国家的外交判断。达兰共和国的内政不属于本法庭的审查范围。”
“这不是外交问题。”韩秀雅站起来，“这是一个人的生死问题。”
庭内空气变得很重。书记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录音设备的红灯一成不变地亮着。
吉田法官摘下眼镜，用拇指按了按鼻梁。
“本庭注意到，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在两个层面。”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地落进法庭的每一个角落。“第一，长期收容是否已经构成对申请人健康权的重大损害，第二，遣返的决定是否在程序上存在显著违法。”
她把眼镜重新戴上。
“关于第一点，本庭要求东海收容所在三日内提供申请人完整的医疗记录，包括精神科评估。关于第二点——”
她看向林正培。
“法务省需在同期内提交第四次难民不认定决定的全部审查记录。如果涉及保密内容，可以遮蔽后提交。”
林正培的脸色变了，“法官，审查记录属于内部行政文件——”
“本庭已做出决定。”吉田法官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休庭。”
韩秀雅走出法庭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明川三月的阳光很薄，像是隔着一层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洒下来的。她站在台阶上，闭上眼，让那点微弱的光落脸上。
手机响了。
“韩律师，我是收容所警卫室的朴珠妍。”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性的声音，语速很快，透着一股想压但压不住的慌张，“李先生今天早上在医务室打葡萄糖的时候，突然开始呕吐。吐出来的东西里有——有一张字条。”
韩秀雅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什么字条？”
“用塑料膜包着的，很小。上面写了一行字。”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
“雪国无痕。”
韩秀雅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感到一阵从脚底涌上来的寒意。
同一时刻，明川市警视厅刑事部的办公室里，姜太雄正在往白板上贴照片。他把崔光浩的证件照放在正中间，四周是第一案发现场的各个角度。短刀、油纸伞、死者的姿态——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同一个名字。
“那串难民申请编号查出来了。”尹秀赫拿着笔记本走过来，“申请人是达兰国籍男性，名字叫李真。申请日期是三年前的十一月，正好是他入境后第七天。”
“审理官是谁？”
尹秀赫顿了一下，“崔光浩。”
姜太雄转过头看。
“死者本人审理了这份申请。”尹秀赫继续道，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这份申请在四个月前被驳回了——正好是李真第一次被签发遣返令的时候。”
白板上崔光浩的照片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微的光泽。
“还有一件事。”尹秀赫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打印纸，“李真目前仍被收容在东海收容所。他的强制遣返令因为法定救济程序暂缓执行，但有效期还剩——”
他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
“不到七十二小时。”
姜太雄没有接话。他把椅子拉过来，坐下去，盯着白板上的照片看了很久。短刀、油纸伞、罗生门、难民申请编号、审理官被刺死——
“秀赫，你相信人在被关着的时候，还能到外面杀人吗？”
尹秀赫想了想，“不可能。”
姜太雄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车钥匙。
“那就有人在外面帮他。给我联系东海收容所，我要见这个李真。”
窗外阳光继续薄薄地照着。韩秀雅的车停在法院停车场里，引擎没有发动。她坐在驾驶座上，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朴珠妍发来的照片。
照片拍得很模糊，但纸上的字清晰可见——“雪国无痕”。
川端康成。冰与雪的意象。一个无法留下痕迹的死亡。
她把手机屏幕按灭，发动了引擎。
在城市的天际线尽头，明川港的货轮拉响了汽笛，声音穿过半个城市，像是一声从地底传来的低鸣。那些货轮的船籍五花八门，来自海峡对岸的各个国家，水手们上岸休假、喝酒、打架，然后消失在下一个航班里。
没有人记录他们的名字。
也没有人在乎。
停车场出口的方向，韩秀雅把车头转向东海收容所的方向。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早间新闻，主持人用不带感情的声音报道着昨夜港口区发现的第二具尸体——
死者女性，身份不明。尸体被放置在港口废弃仓库的冷藏集装箱里，周围人工制造的雪景尚未完全融化。
她踩下了刹车。
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响着：警方尚未确认死因，但现场遗留的痕迹显示——
她关掉了收音机。
车厢里只剩下引擎怠速的低鸣。手机屏幕再次亮起，这次是姜太雄发来的短信，内容很短：
“你代理的李真，和第一案死者崔光浩之间存在审理官与申请人的关系。第二案死者是松井绫子，女性，入管审查第四课审查官——同样审理过李真的难民申请。请回电。”
韩秀雅握着方向盘，看着停车场出口处的交通信号灯从红变绿，又从绿变红。
她没有回拨电话。
她发动了引擎，朝东海收容所的方向驶去。车轮碾过雨后的路面，发出湿润的声响。
天又开始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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