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
明川市入国管理局的霓虹灯牌在雨幕中晕开一层猩红色的光晕,照在巷口的积水里,像是从地底渗出的血。刑警姜太雄把雨衣的帽子往下拉了拉,跨过警戒线时,脚下的积水发出难听的声响。
巷子很窄,两侧是老旧的商住混合楼,墙皮剥落处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死者仰面躺在巷子最深处的一扇铁门前,双臂摊开,一条腿微微弯曲,姿态不像是被随意丢弃的,倒像是被人精心摆放过。
“发现时间是晚上七点二十三分。”先到场的年轻刑警尹秀赫把记录本递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惊扰了什么,“报案人是附近居酒屋的送餐员,说走近了才看见人倒在地上,一开始以为只是醉鬼。”
姜太雄蹲下身。死者是男性,四十岁上下,穿着深灰色西装,领带歪向一边。致命伤是胸口的刺伤,血已经把衬衫染透了,但雨水的冲刷让血迹边缘变得模糊。真正让他皱眉的,是死者身旁散落的东西。
一把仿古短刀。
不是那种旅游纪念品店里卖的廉价货,刀柄上缠着暗红色的丝线,刀身有明显的锻造纹。还有一顶破损的和式油纸伞,伞骨折断了几根,伞面上手绘的远山图案被雨水打得面目全非。
“这是在干什么?”尹秀赫也蹲下来,指着死者的左手。
死者的左手五指蜷曲,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但手中空空如也。姜太雄把死者的手指一根根掰开,从掌心里掉出一团被揉皱的纸片。
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展开。是一张编号条码的上半截,编号本身模糊不清,但前缀的汉字清晰可辨——“难申”。
难民申请。
姜太雄抬起头,雨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他忽然想起老搭档前几年退休时说的话:明川这个城市,每一条巷子里都藏着至少一个回不了家的人。
“胃内容物需要解剖才能确定,”法医蹲在尸体另一侧,手套上沾着雨水,“但我建议你们等会儿看X光片。”
“为什么?”
法医指了指死者腹部的位置:“触诊发现胃部有明显异物感,硬度不像是未消化的食物。可能他在临死之前,被迫吞下了什么东西。”
姜太雄站起来,退后几步,试图把整个现场收进眼底。短刀、油纸伞、死者手臂摊开的姿态、胸口的刺伤——
“《罗生门》。”
“什么?”
姜太雄没有回答尹秀赫的问题。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全景照片,然后转身往巷子外面走。雨水打在他的后背上,发出密集的声响。
同一片雨幕下,明川市东海岸的另一端,韩秀雅把车停在一栋灰色建筑前的空地上。
这里离市中心四十分钟车程,四周是荒芜的填海地块,零星长着些耐盐碱的杂草。东海外国人收容所的灰色外墙在雨夜中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只有门口的值班室亮着一盏惨白的日光灯。
她熄了火,把手搭在方向盘上,在黑暗中坐了整整三分钟。
手机屏幕亮起来,是法律援助中心发来的电子材料。申请人李真,男性,三十七岁,原籍达兰共和国,三年前持短期签证入境,在留期限届满后未离境,被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明川支局收容至今。期间数次申请难民认定,均被法务大臣驳回。
最新的一份驳回决定书的日期是七天前。
随驳回决定一同送达的,还有一份强制遣返令。
韩秀雅翻到材料的最后一页,看见了申请人的照片。那是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但目光异常平静。不是空洞的平静,而是一种让人不安的、像是洞悉了什么秘密的平静。
她把手机收起来,推开车门走进雨里。
收容所的内部比她想象的要干净,也她想象的要安静。走廊两侧是一扇扇铁门,门上有一个巴掌大的观察窗,此刻全都关着。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混着某种难以名状的酸腐气味。
一名年轻的警卫把她引到了最尽头的会见室。室内只有一张固定在地面上的不锈钢桌子,两把同样固定的椅子。墙上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风口在天花板上,传来通风管道里沉闷的回响。
等了大概十分钟,铁门打开了。
李真比照片上更瘦。他穿着收容所统一发放的深蓝色棉质衣裤,手铐已经被摘下,但手腕上留着两道红色的勒痕。他在韩秀雅对面坐下,动作很慢,像是身体的每一处关节都在发出抗议。
“韩律师。”他说,用的是标准的海东语,没有任何口音,“这个时间来,辛苦了。”
韩秀雅把委托书和授权文件摆在桌面上,按照程序逐一解释。李真听得很认真,偶尔点头,但始终没有打断她。
“在正式签署之前,我想确认一件事。”韩秀雅把笔放在委托书旁边,“执行停止申请——也就是暂时阻止遣返——的成功率在目前的司法解释下并不高。你需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遣返将造成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害;第二,本案诉讼本身有充分的胜诉可能。”
她停顿了一下,“法务省通常会主张遣返是行政行为,不构成无法恢复的损害。而要证明本案胜诉可能,又需要法务省提供你不适格难民的审查记录——他们可以拒绝提供。”
李真没有立即回应。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十指交叉,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会见室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韩律师,你读过《罗生门》吗?”
韩秀雅愣了一下。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李真继续说,语气像是在大学课堂里展开一场讨论,“故事里每个人都在说谎,但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仆人在罗生门城楼上剥去老妪的衣服,老妪拔下死人的头发,每个人都在为了活下去而践踏另一个人。”
他把视线从自己的手上移开,直直地看向韩秀雅。
“在你的法条里,我大概就是那个仆人。但在我的故事里——在达兰的监狱里,在我妻子的墓前,在三年前那艘偷渡船上——我有另一个版本。”
“我不能让你因为我的故事违背职业伦理。”韩秀雅听到自己说,声音比预想的要冷静。
李真笑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微弱的弧度,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一种肌肉的抽搐。
“可职业伦理也是一种道德优越感,不是吗?你在用你的规则,衡量我的生死。”
会见室安静了几秒钟。通风管道里传来像是叹息一样的风响。
“你还在绝食?”韩秀雅换了一个话题。
“今天是第十三天。他们开始打葡萄糖了。”
“绝食会影响执行停止申请的审查。”
“绝食是唯一能让他们记得我还活着的方式。”
韩秀雅把笔推到委托书旁边,“签字吧。”
李真拿起笔。他的手很稳,签名的笔画流畅,完全不像是已经绝食十三天的人。
“有一件事需要让你知道。”他在起身离开前说,“在达兰,我教比较文学。我花了二十年研究那些伟大的作品,以为它们能让我变得更好。”
他停下来,侧过头,“后来我发现,它们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人性有多脏。”
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韩秀雅收拾好文件,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出收容所的大门。雨还没有停,灰色的建筑在雨幕中像一座沉默的堡垒。她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打开暖气,但手指依然冰凉。
手机屏幕又亮了。
这次是法律援助中心发来的第二条通知——关于她明天上午在明川地方法院的出庭安排。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明川市立中央医院的X光室里,姜太雄正看着一张刚刚冲洗出来的胸片。
死者崔光浩的胃部阴影清晰可见:那是一张被折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片,在消化液的侵蚀下已经开始破损,但边缘的条形码仍然可辨。
法医把纸片取出来,用镊子在生理盐水里小心展开。
“编号是完整的。”他说。
姜太雄凑近看,灯箱的光把纸片照得透亮。那一排号码他并不陌生——正是一份难民申请的收件编号,后缀的日期是三年前。
“查一下这个编号。”姜太雄对尹秀赫说,“看看当年是谁审的。”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明川市入国管理局三楼,后勤科的值班员把崔光浩的储物柜钥匙放进证物袋。钥匙上挂着一块小小的塑料牌,上面印着“入管審査第三課·崔”。
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份还未归档的文件夹露出半页纸角,上面写着最新一批难民不认定名单,以及签字栏里那个已经永远无法完成的签名。
楼下的街灯在雨中闪着疲惫的光,把整条街道拉长成一个模糊的影子。远处有警笛响起,又迅速消失,像一声没有问完的问题。
这座城市有八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海的对岸。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纳税、死去,但有的人永远只是在留资格上的一串数字。而那些数字,有时候会突然消失。
姜太雄把纸片装进证物袋,在标签上写下了日期。
令和七年,四月十七日,夜。
雨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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