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诺瓦克的证词录像是在莫雷诺律师事务所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录制的。房间不大，墙壁上覆盖着米色的吸音板，天花板的日光灯发出均匀而冷漠的白光。桌上摆着一台摄像机、两支指向性麦克风，以及一份长达四十七页的证词草稿。利奥·莫雷诺坐在彼特拉的对面，领带松松地挂在领口，袖子卷到手肘，桌上摊着三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艾拉和哈洛坐在角落里，全程没有出声。
“彼特拉·诺瓦克女士，请确认您的姓名、曾任职单位及职位。”莫雷诺的声音在录像中显得正式而沉稳，和他私下说话时完全不同。
“彼特拉·诺瓦克。2004年至2007年任职于诺瓦泰克科技公司微电子部，担任高级化学分析师。2007年3月被调至南部分公司行政部，至今。”
“您是否曾在2006年参与一个被称为ARU的内部项目？”
“是的。”彼特拉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ARU代表先进研发单元。在组织架构上它不归任何常规部门管辖，所有人员都是从微电子部、材料部和安防部临时抽调来的。项目的正式名称从未在任何文件上出现过，但我们都清楚它的核心任务——为ZQ-740系列芯片开发一种能够在极端温度条件下掩盖信号传输缺陷的纳米涂层材料。”
“这种缺陷最早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2006年3月。微电子部的测试团队在模拟高纬度极寒环境的压力测试中，发现ZQ-740芯片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以下会出现间歇性数据丢包，丢包率约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在民用领域这个数值可能勉强达标，但‘猎鹰之眼’是军用导航系统，国防部的技术标准要求丢包率低于千分之一。芯片根本不合格。”
“测试结果上报之后发生了什么？”
彼特拉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边缘。她的目光短暂地移向镜头，然后又回到莫雷诺脸上。
“测试团队负责人威尔·坦南特写了一份详细的缺陷报告，建议立即暂停供货并启动重新设计。报告上交后不到一周，坦南特被调到了北境州的仓储分部。他的副手米拉·科瓦奇提交了一封内部投诉信，质疑公司在知道缺陷的情况下继续向国防部供货的行为是否合法。她被开除了。理由是——我记得很清楚——‘违反公司内部沟通程序’。”
“您本人是如何被招募进ARU的？”
“2006年8月，我的直接上司——也就是微电子部的项目总监马库斯·克罗斯——通知我，我被临时借调到一个特殊项目组。他没有告诉我项目的具体内容，只说涉及国防部的机密合同，需要签署额外的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的条款非常严苛——如果我向任何人泄露项目内容，不仅要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还可能面临间谍法的刑事指控。我当时犹豫过，但最终签了。我需要那份工作。”
莫雷诺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推到彼特拉面前。那是马库斯提供的ARU项目组成员名单的拷贝件。
“请确认这份名单上的人员是否与您记忆中一致。”
彼特拉拿起名单，逐行扫过。她的表情在扫到某个名字时微微僵了一下——埃里克·沃斯。
“这些名字都对。除了一个人——名单上少了米格尔·埃斯特拉达。他是安防部的技术人员，负责307和308房间的设备维护和监控系统管理。他是维克多·凯恩的直属下属，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三楼。我猜他不在马库斯的名单上，是因为马库斯从来没见过埃斯特拉达——安防部的人不会出现在项目会议上。”
“米格尔·埃斯特拉达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2007年ARU项目解散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移民了，有人说他还在诺瓦泰克，但换了一个身份。他是凯恩的人，而凯恩从来不会让知道他太多的人留在能被找到的地方。”
莫雷诺做了一个简短的笔记，然后抬起头，语气变得更加慎重。
“诺瓦克女士，我现在要问您关于2006年11月16日晚上的事情。请用您自己的语言描述那天晚上您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摄像机无声地转动着。桌上的麦克风捕捉到了彼特拉一声很轻很长的呼吸，像是跳水之前最后的换气。
“那天晚上大约六点半，我到达旧实验楼三楼307房间，开始准备当晚的涂层材料测试。测试方案是用低温舱模拟高纬度环境，将涂有纳米材料的芯片样品暴露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条件下运行四小时，同时监测信号传输的稳定性。整个实验设计在技术上是标准的——除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测试方案要求涂层材料在芯片运行过程中持续接触一种模拟人体汗液的电解质溶液。这个要求没有出现在任何正式实验规程里——它是凯恩通过口头传达的，说是‘国防部追加的补充参数’。但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实验室模拟了。他们想知道涂层在真实人体环境中的稳定性。而最直接的测试方式就是——”
她的声音断了一下。莫雷诺安静地等她继续。
“——就是把涂层材料涂在活人的皮肤上。”
“您有没有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担忧？”
“我向埃里克·沃斯反映过。他是ARU最资深的研究员，在诺瓦泰克干了十六年，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话语权。他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一直没有忘记的话——‘彼特拉，我们签的不是保密协议，是买命契。他们用国防合同的名义把我们锁进这个房间里，如果我们想出去，就得先想好从哪一扇门离开。’”
“让我们回到11月16日晚上。请继续。”
“晚上大约七点二十分，我从307房间听到走廊里有异常响动——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还有某种重物拖拽的声音。我从门缝往外看，看到凯恩从楼梯方向走过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身体完全软了，头向后仰，手臂垂下来。凯恩身后跟着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后来我推测他们是安防部的技术人员。凯恩抱着孩子进了308房间——那是我们在实验间隙存放设备和耗材的房间，房间后半部分有一张推床，本来是用于放置实验器材的。”
“您当时做了什么？”
“我拿起了桌上的实验记录相机。那是一台数码相机，用于拍摄实验样本的微观结构。我把镜头对准门缝，拍了第一张照片——凯恩在走廊里抱着孩子。几秒钟后，他们进入308房间，门没有完全关上，留了大约十厘米的缝隙。我从缝隙里拍到了第二张照片——308房间的推床上已经铺好了白色床单，旁边放着一瓶打开的异氟烷麻醉剂和三根连接着监测设备的手指导管。这些东西不是实验设备，是医疗设备。他们提前准备好了。”
莫雷诺从证物袋里取出那两张照片的拷贝件，放在桌上。彼特拉看着照片，脸上的肌肉轻微地抽搐了一下。
“这就是我拍的那两张照片。”
“照片里的孩子，您能确认他的身份吗？”
“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本杰明·克罗斯失踪的新闻。照片上那个孩子的脸，那双鞋——蓝色运动鞋，上面印着宇航员图案——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一刻我知道我拍到了什么。但埃里克·沃斯在那之前就已经死了。我害怕了。我没有把照片交给任何人——直到2008年春天，我联系了米拉·科瓦奇。我知道她已经被开除，人在布兰登联邦，仍然在尝试通过工会和其他渠道曝光诺瓦泰克的内幕。我把照片的拷贝件和一份详细的书面证词寄给了她。后来她把那些材料转交给了马丁·萨尔瓦多——一个前保安，也在收集证据。”
“您是否目睹了本杰明·克罗斯进入308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
彼特拉沉默了。麦克风只录下了日光灯镇流器发出的微弱嗡鸣。她低头看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双手，那双手的指关节因为长期接触化学试剂而微微泛红。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在他身上做了什么。307和308之间的墙壁很厚，关上门之后几乎听不到声音。但我听到了开门声——大约在凯恩进入308房间之后的二十分钟左右。我从门缝里看到，推床从308房间里被推了出来，上面盖着一层深色的毯子，毯子下面的形状——小到不可能是成年人。推床沿着走廊被推向电梯方向，凯恩跟在后面。308房间的门重新关上了。那是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你的儿子——至少，是最后一次我能确认的。”
艾拉坐在角落里，后背挺得笔直。她没有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哈洛注意到她的手正在缓慢地撕开手中一张纸的边角，一条一条，均匀而精准，像是在进行某种精密的手术。纸屑落在她膝盖上，她浑然不觉。
“诺瓦克女士，”莫雷诺的声音打破沉默，“您是否知道308房间里后来发生了什么？”
“埃里克·沃斯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去了308房间。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我问他看到了什么，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去卫生间吐了。然后他在当天下午召开了那次内部会议，说必须报警、必须停止活体测试、必须向国防部坦白一切。第二天晚上他就死了。”
“关于埃里克·沃斯的死，您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沃斯死前的下午，有人看到他进入307房间和凯恩单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沃斯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当天晚上他在实验室加班——他说要完成一份报告。晚上九点左右，他被发现倒在实验台旁边。法医的报告写的是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但我了解埃里克——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每年体检报告我都看过。他的心脏没有任何异常。他死后不到两个小时，凯恩就派人来清理了他所有的实验记录、个人物品和他的办公桌。他们甚至拆走了他电脑的硬盘。”
莫雷诺放下了笔，身体微微前倾。
“彼特拉，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愿意在法庭上重复您今天在这台摄像机前所说的每一个字吗？您是否理解，一旦您出庭作证，诺瓦泰克将有权对您进行交叉质询，他们将试图摧毁您的可信度，并将动用所有法律手段追究您违反保密协议的责任？”
彼特拉抬起头，第一次直视摄像机镜头。她的眼角有泪痕，但目光是坚定的，像一块被河流冲刷了六年的石头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质地。
“我签过一份让他们保持沉默的协议。我拿着他们的钱过了六年不敢开口的日子。但我的沉默没有让死去的人活过来，也没有让活着的人更安全。它只是让杀人的人继续掌权，让被杀的孩子的母亲一个人在黑夜里找答案。我愿意作证。不管代价是什么。”
莫雷诺站起来，关掉了摄像机。房间里突然变得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气流声。他转身看向角落里的艾拉，用律师的方式简洁地说：“她的证词加上马库斯的名单、马丁的录音、照片和邮件的拷贝件，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装进退休基金诉讼的证据开示申请里。”
“那就装进去。”艾拉站起来，膝盖上的纸屑纷纷飘落。她走向门口，在路过彼特拉身边时停了下来。两个女人之间的距离不足一臂。艾拉伸出手，覆在彼特拉依然微微颤抖的手背上。
“你等了六年才说出这些。我等了六年才知道这些。我们的时间都被他们拿走了。但现在——轮到我们拿回来。”
两天后，利奥·莫雷诺以诺瓦泰克退休计划委员会集体诉讼原告方首席律师的身份，向塞勒涅共和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二十页的证据开示申请。申请书中引用了一份匿名证人的宣誓证词、一份前雇员的内部邮件记录、以及一张附有时间戳的照片拷贝件，主张被告方在2006年3月即已知晓ZQ-740芯片缺陷，并在随后的八个月内有组织地销毁了与缺陷补救方案相关的内部档案。申请书特别指出，退休计划委员会的两名核心成员出现在了维克多·凯恩2006年11月18日的文件清除邮件分发名单中，这不仅证明了委员会的“知情”远早于芯片缺陷在2012年公开曝光的时间，而且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委员会成员在知情的前提下参与了系统性证据销毁。
这一申请犹如一颗投入深水的深水炸弹。
诺瓦泰克的法律团队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了激烈反应，以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为由，向法院申请限制证据开示范围。但莫雷诺的策略精准地避开了诺瓦泰克的防线——他申请调取的并不是芯片本身的技术细节，而是公司内部关于芯片问题的决策过程和管理层通讯记录。商业秘密保护条款管不到管理层是否“知情”。国家安全条款也管不到一家私人企业是否对员工和股东履行了信托义务。
联邦地区法院在经过三天的紧急听证后，部分批准了原告方的证据开示申请。诺瓦泰克被要求在三十天内提交2006年1月至12月期间所有与ARU项目相关的管理层内部通讯记录、旧实验楼的出入日志、以及维克多·凯恩和安全部的完整组织架构及人员名单。
消息传出的那天下午，艾拉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电子邮件。邮件的正文只有一行字——
“你打开了一扇不该打开的门。你最好停下来。”
艾拉读完邮件，把电脑合上。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埃斯特波恩的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诺瓦泰克总部的位置，用红笔圈出一个圆圈。然后她在圆圈旁边写了四个字：
“继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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