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分公司位于埃斯特波恩以南约八十英里的一个小型工业城镇。这里曾经是塞勒涅共和国纺织业的中心，但纺织业在二十世纪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科技园区和物流中心。诺瓦泰克南部分公司占据了一座改建的纺织厂厂房，红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烟囱上还保留着十九世纪末的厂标，像一个披着科技公司外衣的历史遗迹。
彼特拉·诺瓦克选的那家咖啡馆在镇子边缘，靠近废弃的运河码头。咖啡馆的名字叫“老磨坊”，门面窄小，橱窗里摆着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咖啡研磨机，店内的灯光昏暗得像地窖。彼特拉坐在最角落的位置，背靠着墙，面朝门口——那是曾经受过惊吓的人才会选择的座位。
她比艾拉想象中更瘦小。五十多岁的年纪，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开衫毛衣，肩膀微微佝偻。她的手指不停地转动着咖啡杯的杯柄，那个动作重复了很多次，几乎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仪式。但当艾拉和哈洛走近时，她的眼神却出乎意料地锐利——那是一个曾经在男性主导的技术领域里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女人特有的眼神，习惯了对一切保持警觉。
“克罗斯太太。”彼特拉的声音比电话里更沙哑，像是声带被什么东西磨损过，“请坐。还有瓦尔特先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了。但你的前夫——马库斯——他给我写了邮件。很长的一封。我读完才知道，原来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的东西，有一半答案在我这里。”
艾拉在彼特拉对面坐下，哈洛坐在侧面靠过道的位置，本能地选了能同时看到入口和窗外运河的视角。服务生端来两杯黑咖啡，没有人加糖。
“马库斯在邮件里提到你在旧实验楼三楼找到了马丁藏的东西，”彼特拉直接切入主题，没有任何寒暄，“他说有一张照片，是维克多·凯恩抱着你儿子在走廊里。那张照片，是谁拍的？”
这个问题出乎艾拉的意料。她和哈洛对视了一眼，然后从防水袋里取出那张照片的拷贝件放在桌上。彼特拉拿起照片，盯着画面看了很久。她的手指沿着照片的边缘缓慢移动，最后停在了右下角那个几乎被黑暗吞没的模糊人影上。
“是我拍的。”
咖啡馆里的空气突然变得沉重。哈洛的手停在笔记本上方，笔尖悬在半空中。艾拉没有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把视线锁定在彼特拉布满细纹的脸上。
“那天晚上我在三楼，”彼特拉放下照片，双手重新握住咖啡杯，“2006年11月，我被调到ARU项目组参与芯片缺陷的补救实验。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项正常的技术任务——设计一种可以在极端温度下稳定ZQ-740芯片信号传输的纳米涂层材料。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实验设备和充足的预算，但条件非常严格——实验只能在夜间进行，所有记录必须在当天销毁，不能留下任何书面痕迹。我当时就该起疑的。任何需要如此高度保密的项目，要么是军事机密，要么是不可告人的罪行。”
她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但语气依然克制——那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回忆实验数据时的克制，仿佛试图用客观的语言来消化某种无法被消化的事实。
“11月16日晚上大约七点半，我在307房间调试涂层材料的配方。突然走廊里传来很响的脚步声。我从门缝看出去，看到凯恩抱着一个孩子从楼梯方向走过来。孩子的身体是软的，完全失去了意识。凯恩抱着他走进307对面的那个房间——308号，那间原本是废弃的化学品储存室，但已经被临时改装成了涂层材料的活体测试间。”
“活体测试？”哈洛的声音拔高了半个调，随即意识到自己太大声，压低了嗓音，“他们用活着的人做测试？”
“他们原本用的不是人，”彼特拉的声音冷得像是从冰柜里取出来的，“ARU最初设计的测试方案是使用实验室培养的动物细胞组织，在可控环境下模拟极端温度。但那个方案有一个缺陷——细胞组织不能完全模拟芯片在人体接触环境下的反应。国防部的‘猎鹰之眼’导航系统是要装配在战机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的手套和皮肤会长期接触芯片表面。如果涂层材料在接触人体汗液后发生化学反应，整批芯片就会在实战中报废。所以有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这个决定来自高管层——批准了活体测试。”
“他们用谁做活体测试？”艾拉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是平静的，但她的手指已经把咖啡杯旁的纸巾撕成了两半。
“清洁工。那些在夜间打扫实验楼的合同工。诺瓦泰克和清洁公司签的都是临时合同，工人流动性极高，大多数是来自布兰登联邦的移民，没有固定住址，没有工会保护。如果一个人突然不来了，没有人会追问。从2006年9月到11月，我知道的就有三名清洁工在接触涂层材料后出现了严重的中毒反应。他们被送进了一家私立诊所，那家诊所和诺瓦泰克签有特殊的医疗服务协议——其实就是处理不该被公开记录在档的工伤。两人最终出院了，拿了赔偿金，签署了终身保密协议。第三个人没有挺过来。他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
彼特拉停下来，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咖啡。她的手抖得比之前更明显了，咖啡杯在碟子上发出细微的碰撞声。
“那天晚上，当凯恩抱着一个孩子走进308房间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变了。那些清洁工是成年人，但他们至少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换取沉默的——一笔钱、一份保密协议、一个威胁。但一个孩子？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看到什么？他能理解什么？他只是害怕。他只想要妈妈。他能构成什么威胁？”
眼泪从彼特拉的眼眶里滑落，但她没有擦，也没有转过头去。她的目光依然看着艾拉，像是某种久违的直视。
“我拿起桌上的相机——那台相机是实验室用于拍摄实验结果的，不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从门缝里拍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凯恩在走廊里抱着孩子的全身照。第二张，是在凯恩进入308房间之后，我从门缝里拍到的房间内部。那张照片不在马丁藏的盒子里——我把它寄给了米拉·科瓦奇，连同我手写的一份关于活体测试的详细说明。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处理了。”
“第二张照片里有什么？”哈洛的笔终于落在了纸上。
“三根连接着监测设备的手指导管，一张铺设着白色床单的推床，以及一瓶打开的异氟烷麻醉剂。那间屋子里本来应该只有涂层的化学分析设备，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但他们显然提前准备好了。”
艾拉闭上眼睛，用拇指按住太阳穴。她能感觉到血液在耳膜后面跳动，一声接一声，像是某种遥远的鼓声。她强迫自己睁开眼睛，把注意力拉回到彼特拉的脸上。
“你后来为什么沉默了？”
“因为两天后，埃里克·沃斯死了。”彼特拉的声音忽然变得极低，像是怕被墙上的影子听到，“埃里克是ARU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唯一一个在实验过程中公开提出过异议的人。本杰明事件之后的第二天，他在内部会议上说必须报警，必须停止活体测试，必须向国防部坦白芯片缺陷。第三天，他就在实验室里‘心脏骤停’了。法医报告说他有潜在的心律失常，但埃里克每年体检，他的心脏从来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给他注射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死后第二天，凯恩派人来收了所有实验记录，重新格式化了307和308房间的每一台设备。然后他找我谈话，给了我一笔钱，告诉我如果不想和埃里克一样的下场，就签保密协议，接受调职，永远不再提起这件事。”
“你签了。”
“我签了。”彼特拉低下头，“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在后悔。但我的女儿——她当时刚考上大学。我不是为自己活的。”
艾拉盯着彼特拉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从手提包里取出马丁·萨尔瓦多那台录音机的拷贝录音带，连同哈洛转录的文字版，放在彼特拉面前。
“这里面有马丁在死前录下的证词。他提到了你——他说你把他的藏匿物交给了莫里斯探长。你知道他后来被谋杀了，对吧？他的车被从悬崖上推下去，海水泡了两天，毒理检测做不出来。”
彼特拉点了点头。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苍白的线。
“你现在有一个机会，”艾拉把那份名单也放在桌上，“我和利奥·莫雷诺——退休基金集体诉讼的首席律师——已经谈过。这场诉讼的取证阶段可以合法获取诺瓦泰克被密封的档案。马库斯从内部列出了一份知情者名单。你需要做的，是告诉莫雷诺你刚才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包括活体测试、中毒的清洁工、埃里克·沃斯的死，以及他们在本杰明身上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你的证词会进入法庭记录，成为公开档案的一部分。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用一份保密协议封住你的嘴，因为法庭记录不受保密协议约束。”
彼特拉沉默了很长时间。运河的方向传来驳船发动机的突突声，一只灰鹭从码头残桩上惊飞，翅膀拍打水面的声音清晰可闻。她用拇指摩挲着咖啡杯边缘的一个微小缺口，那个缺口很小，但釉面已经碎出了一个粗糙的扇面，露出下面深色的陶土。
“你知道埃里克在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她终于开口，“他写了一封邮件，发给ARU团队所有成员。邮件只有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事，将被历史记录为犯罪，而不是科学。’他发完这封邮件之后就下楼去了实验室。那是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活着。十分钟后，有人发现他倒在实验台旁边，嘴唇发紫，瞳孔散大。等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心跳。”
彼特拉抬起头，眼睛里的泪水已经干了，取而代之的是六年来被她自己封锁在深处的某种炽热。
“我欠埃里克一个交代。我欠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清洁工一个交代。我欠你儿子一个交代。告诉莫雷诺——我愿意见他。”
咖啡馆外面的天空开始飘起细雨。运河的水面被雨点打出无数细小的圆圈，相互碰撞，扩大，消失。那只灰鹭飞走了。彼特拉站起来，穿上她那件旧旧的深棕色开衫，走向门口。在跨出门槛之前，她回头看了艾拉一眼。
“克罗斯太太，还有一件事。那天晚上我在308房间的推床上，看到你儿子的手动了——很小的一下。他没有完全失去意识，他还活着。我确定他还活着。但他后来去了哪里——只有凯恩知道。”
她说完这句话，撑起一把褪色的格子伞，消失在运河边的小巷里。
艾拉站在咖啡馆门口，一动不动。雨水打湿了她的肩膀和头发，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哈洛在她身后，想要说些什么，但发现所有的词汇在这种时刻都苍白得不值一提。
本杰明还活着。至少在进入308房间的时候还活着。这意味着在那之后的几分钟里——也许是几个小时里——本杰明仍然有呼吸，有心跳，可能还有意识。他会喊妈妈吗？他会哭吗？他在面对那些穿着白大褂的陌生人时，有没有试图逃跑？有没有想到他父亲只是离开了三十分钟，答应很快就会回来接他？
这些念头像一群愤怒的鸟，猛烈撞击艾拉颅内那个被理性强行封闭的空间。
她转过身，走回咖啡馆里，拿起桌上那几张彼特拉签了名的证词草稿。她的手是干的，她的眼睛也是干的。不是不再痛了，而是痛到极致之后，身体会自动关闭某些通道，把所有的能量留给唯一能做的那件事。
“打电话给莫雷诺，”她对哈洛说，“告诉他，我们现在有ARU内部人员的直接证词。告诉他，诺瓦泰克涉嫌非法活体测试。告诉他，证人愿意出庭。然后打电话给马库斯，让他把旧实验楼308房间的结构图纸调出来。我要知道那间屋子有几扇门，几个通风口，以及它和哪条走廊、哪条楼梯相连。”
“你要做什么？”哈洛的声音里有一种他已经努力压制但仍然透出来的不安。
“我要弄清楚一件事，”艾拉说，“一个九岁的男孩，在全身麻醉还没完全生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从308房间逃到任何地方。如果他逃了，他会去哪里。如果他没逃——他们后来把他带去哪里了。”
她把沾着雨水的头发拢到耳后，目光穿过咖啡馆沾满水雾的玻璃窗，看向运河对岸那座旧纺织厂的红砖烟囱。烟囱不冒烟已经很多年了，但那些被它见证过的历史，还深埋在地基之下，等着有人把它们挖出来。
“六年里我一直在找他是怎么消失的，”艾拉说，“现在我要找的是——他是怎么被带走的。带去了哪里。然后我要找到那扇门，不管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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