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河上的走私者

手机屏幕上的那行字像一道烧灼的烙印,烙在埃利安的视网膜上。

杜布瓦今天凌晨在住所门口遭遇车祸,重伤入院。他的记者包在现场没有找到。

埃利安将短信读了三遍,每一次都希望那些字会重新排列成不同的含义。但文字是死的,它们不会改变。杜布瓦在艺术博物馆与他分开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就躺进了医院的急救室。而那个装着加密硬盘的记者包——里面储存着解码器里所有操作日志的副本——下落不明。

他从行军床上站起来,走到工作室里。老佐尔坦仍然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只已经熄灭的烟斗。窗外的天色正在从深蓝转为灰白,黎明前最冷的空气从绿色百叶窗的缝隙里渗进来,让整个地下室弥漫着一种潮湿的寒意。

“那个记者包。”埃利安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沙哑,“如果被科瓦奇的人拿走了,他们就会知道杜布瓦在帮谁。他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伊洛娜,然后找到我。”

“如果包被他们拿走了,你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了。”老佐尔坦的语气出奇地平静。他将烟斗放在工作台上,走到那台加密电脑前,调出扫描文件的加密进度。“科瓦奇的效率我很清楚。如果硬盘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会在两小时内破解出通讯记录,三小时内锁定杜布瓦最近接触过的所有人。你和我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说话,说明那个包要么被杜布瓦自己藏起来了,要么被其他人拿走了——一个科瓦奇不知道的人。”

这个分析像一盆冷水浇在埃利安滚烫的思绪上。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梳理时间线。杜布瓦与他分开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如果杜布瓦按照约定,在当天下午将备忘录复印件带到了法国大使馆,那么那份纸质证据应该已经安全锁进了新闻处的保险柜。真正有风险的是硬盘——杜布瓦原计划在四十八小时内通过外交邮袋将它送出去,但他在动身前就遭遇了车祸。

“我需要联系伊洛娜。”埃利安说。

“用我的设备。”老佐尔坦从抽屉里拿出一部外观笨重的卫星电话,“这是独立于民用通讯网络的设备,不会被基站的信号追踪系统定位。但通话时间不要超过九十秒。”

埃利安拨通了伊洛娜的备用号码。响了三声后,电话接通了。伊洛娜的声音听起来紧绷但镇定——那是记者在面对突发危机时特有的职业冷静。

“杜布瓦在圣约瑟夫医院重症监护室。颅骨骨折,多处肋骨断裂,但没有生命危险。医生说他至少需要三到四周才能恢复意识。”伊洛娜的语速很快,每一个词都像是在和时间赛跑,“事故发生在凌晨两点左右。一辆没有牌照的深色轿车从他住所对面的巷子里冲出来,撞倒他之后直接逃离。目击者说轿车没有开灯。报警的时候,他的记者包就不在身边了。”

“他会不会把它留在了公寓里?”

“我第一时间去检查过。不在。我搜遍了他公寓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他常用的暗格。”伊洛娜停顿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但我找到了一个东西——他的笔记本。不是记者用的采访笔记本,是一本私人备忘录。里面夹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组数字。名字是‘玛格丽特·埃辛’,数字看起来像是某种加密通讯软件的账号ID。”

玛格丽特·埃辛。埃利安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她。

“便签的背面还写了一行字。”伊洛娜继续说,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写的是‘如果我有意外,硬盘交给埃利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横线后面写了一个地址——维也纳第六区,玛利亚希尔夫大街,一栋编号为47号的公寓楼。”

埃利安感到自己的呼吸在喉咙里卡了一下。杜布瓦在见面的当天晚上就预感到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他提前写下了应急方案,将希望寄托在一个远在维也纳的女人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审计员身上。这个法国记者显然不是第一次身处险境——他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命运发生转折之前,为真相的延续留下一根细线。

“那个笔记本还在你手上吗?”埃利安问。

“在我手上。我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伊洛娜压低声音,“但杜布瓦的公寓现在不能去,医院也被便衣监控了。我离开医院时发现了至少三个可疑人员,都是深色夹克、军用皮靴,典型的特别事务处外勤风格。”

“你安全吗?”

“暂时安全。但不会太久。他们迟早会查到我与杜布瓦的联络记录。”九十秒的时限快到了,伊洛娜的声音开始变得断续,“埃利安,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你必须把证据送出去。杜布瓦用一个法国记者的身体挡在真相前面,替他争取到的这一线时间,你不能浪费。”

通话在倒计时归零的瞬间自动切断。埃利安将卫星电话放在工作台上,沉默地看着它黑色的外壳。窗外,第一缕真正的晨光穿过绿色百叶窗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了一道细长的光斑。

老佐尔坦从工作台上拿起那副刚刚完成的硅胶面具。经过一夜的雕琢和固化,面具已经从一团无定形的硅胶变成了一张完整的脸。它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似真实肤色的半透明质感,颧骨比埃利安本人略高,鼻梁略宽,下颌线更加方正。细微的改变累积在一起,足以让人脸识别算法将佩戴者判定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戴着这个面具,你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老佐尔坦将面具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特制的收纳盒中,“但抵达维也纳之前,你还需要一个东西——外交身份文件。那个法国文化参赞可以帮你。她叫克莱尔·德博瓦。”

老佐尔坦说这个名字时,声音里带着一种克制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某种被时间磨平了棱角之后的、淡淡的敬意。埃利安记得昨晚老佐尔坦说过的话:那个女人帮助他找到了妹妹和外甥女的下落。十五年的寻找,最终通过一条从巴黎伸出的情报线找到了答案。

“如果我见到德博瓦夫人,我会转告她,老佐尔坦还活着。”埃利安说。

“你见到她的时候,不要提我的真名。告诉她‘绿色百叶窗还在’,她就会明白。我们之间一向只用暗号交流。”老佐尔坦将收纳盒塞进埃利安的帆布包,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看起来完全真实的法国护照。护照上的照片栏还没有贴照片,但其他信息——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签发机关——全部是真实的,是真正的法国外交部签发给驻外人员的空白证件。“这本护照是五年前从巴黎送过来的,一直放在我这里等待需要它的人。现在它等到了。”

埃利安接过护照,手指抚过封面上的烫金国徽。法国。欧盟。申根区。一旦他踏上法国的领土,卡斯特利亚的追捕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障碍。但在他踏上法国领土之前,他必须先穿过卡斯特利亚与欧盟之间的边境——而那条边境线上布满了科瓦奇布设的眼睛。

他走到工作台前的镜子旁,让老佐尔坦帮他佩戴面具。硅胶贴在皮肤上时有一种微凉而光滑的触感,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紧密地附着在他的面部轮廓上。老佐尔坦的手指在面具边缘缓缓按压,确保每一寸都与真皮无缝贴合。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当埃利安再次看向镜子时,他看到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那是一张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的脸,皮肤略显粗糙,颧骨高耸,下颌方正,眉毛比埃利安本人的更浓密。这张脸看起来像是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二十年的中层官员——不太起眼,不太年轻,不太好看,不会引起任何多余的注意。

“面具的有效期是七十二小时。”老佐尔坦将一小瓶专用胶水和一包卸妆湿巾放进帆布包的侧袋里,“到期之后,硅胶会开始降解,边缘会出现细微的翘起。如果你到那时候还没有抵达安全地点,就必须摘掉面具。千万不要戴着已经开始降解的面具通过任何身份验证关口。”

埃利安点了点头,将法国护照放进内袋。他收拾好帆布包,检查了所有物品——解码器、备忘录复印件、护照、紧急现金。一切就绪。

临走前,他转过身,看着老佐尔坦。

“你为这一天等了十五年。”埃利安说,“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老佐尔坦摇了摇头。他将烟斗重新点燃,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缓慢升腾,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灰蓝色的透明质感。

“我的腿不行了。在边境森林里走不了十公里就会掉队。而且我留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科瓦奇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我正好可以趁机联系另外几个还在潜伏的联络人。你负责把证据送出去。我负责让更多人在科瓦奇追击你的时候给他制造麻烦。”

他伸出那只布满老茧和油墨痕迹的手。埃利安握住了它。老人的手干燥而有力,像一块经历了无数次淬火的钢铁。

“绿色百叶窗永远为你留着。”老佐尔坦说,“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不管多久以后,你都知道在哪里找到我。”

埃利安转身走出地下室,爬上台阶,走进了旧城区东片被晨光照亮的小巷。他的脸上戴着别人的面容,口袋里装着别人的护照,脚下的道路通向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在他身后,那扇绿色的百叶窗在晨光中轻轻晃动,像一个正在缓慢眨眼的老朋友。

他在巷口停住脚步,拿出卫星电话拨通了伊洛娜的号码。

“我需要去维也纳。”他说,“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拿到杜布瓦留下的东西。”

“硬盘不在我这里。”伊洛娜的声音压低到一个几乎听不见的程度,“但我知道谁拿了它。杜布瓦在被撞之前,曾经在公寓里给他的一个联系人打过电话。通话记录显示对方是一个本地号码,注册在第三区——那是内务部官员集中居住的区域。”

“内务部?”

“是的。安娜·基什。内务部副部长。她是奥尔班的政敌,也是政府内部唯一敢公开质疑财政部预算不透明的人。”伊洛娜停顿了一下,让这个名字的重量沉淀在沉默中,“她的人拿到硬盘后,通过一个中间人给我发了消息。她说她想和你谈谈。她说她能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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