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直播开始的时候,没人当真。
卢米尼亚联邦的网民们早已习惯了各种猎奇内容——有人直播吃活虫,有人直播在废弃医院里过夜,还有人直播自己对着镜子念了十二个小时的忏悔词。所以当一个名为“无目者”的直播间悄然上线时,最先涌进来的几百个人只是把它当成了又一场蹩脚的表演。
画面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吊在头顶,摇晃的频率让人想起老式挂钟的摆锤。灯泡下方是一把铁椅,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熨帖的深蓝色西装,领带系得规规矩矩,像是刚从某个商务会议中被拖出来。他的双手被绑在扶手上,不是粗糙的麻绳,而是那种医院里用来固定病人的宽皮带。嘴里塞着一块白布,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镜头前不停地转动,瞳孔剧烈缩放,眼白上布满了细密的血丝。
弹幕开始滚动。
“这化妆可以啊,血浆呢?不会又是番茄酱吧。”
“背景音乐呢?搞快点搞快点。”
“有没有人查一下这个房间,像不像那个恐怖电影里的地下室?”
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想当那个“当真了的傻瓜”。在卢米尼亚,认真你就输了,这是一条不成文的社交铁律。
画面中的男人开始剧烈挣扎,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声音,像是想说什么。他的额头青筋暴起,汗珠顺着太阳穴滚落,滴在西装领口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然后一只手从画面右侧伸了进来。
那只手戴着一副黑色的薄手套,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它不紧不慢地摘下了男人嘴里的白布,动作轻柔得近乎优雅,仿佛在完成一道料理的最后摆盘。
男人大口喘着气,胸膛剧烈起伏。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发出声音:“求求你们……我不是……我不认识你们……我有个女儿……”
弹幕顿了一瞬。
但那个瞬太快了,快得没人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戴手套的手从画面外拿进来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男人膝盖上。信封没有封口,几张纸滑了出来,上面密密麻麻打印着什么。男人的目光落在那些纸上,脸色一瞬间变成了灰白色。
“念。”一个声音说。
那不是从画面中传来的声音,而是从直播间的音频轨道直接灌入每一个观众的耳朵。那声音经过了处理,像金属摩擦后的粉末,干涩,没有温度,但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
“把你做过的事情,念给他们听。”
男人的嘴唇抖得更厉害了。他低下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肩膀开始一抽一抽地耸动。直播间的人数开始攀升——三千、八千、两万——数字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推高。
阿玛兰塔·罗萨斯是在人数突破五万的时候收到同事发来的链接的。她是《卢米尼亚先驱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干了八年,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案子,但这条链接的标题还是让她点了进去——“有人在直播绑架,没人报警。”
她先看到的是满屏的弹幕。
“念啊,快念,是不是贪污了?”
“这个大叔看着好眼熟,是不是哪个公司的?”
“我赌五毛是出轨被报复,哈哈哈。”
阿玛兰塔盯着屏幕上那个被绑在椅子上的男人,心脏猛地往下坠了一下。她认识这张脸。三年前,她做过一期关于养老金诈骗的深度报道,采访过一个叫罗贝托·萨拉查的中间人,就是眼前这个人。那期报道最终没有发出来,因为主编在最后一刻叫停了,说是“某些信息尚需核实”——阿玛兰塔一直怀疑主编是被公关了。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一次带着一种奇异的耐心,像是一个老师在等待一个开小差的学生回到课堂。
“你不愿意念,那我帮你回忆。三年前的九月,卢米尼亚国家养老基金的一笔款项,通过六家空壳公司,最终流入了开曼群岛的一个账户。经手人是你。”
弹幕炸了。
“卧槽?”
“真的假的?”
“谁在说话?这是法治社会吗?”
男人拼命摇头,眼泪鼻涕混在一起:“不是我……我只是执行命令……上面的人让我做的……求求你……”
“上面的人。说下去。”
直播间的人数突破十万。右上角的在线数字跳动得越来越快,阿玛兰塔几乎能看到那些数字在视网膜上燃烧。她抓起座机话筒拨打卢米尼亚联邦调查局的报警专线,占线。她又拨了一遍,依然占线。整个城市好像都在同一时间拨出了同一个号码。
画面中的男人终于崩溃了。他开始念那些纸上的内容,声音断断续续,像一台坏掉的录音机:“我……罗贝托·萨拉查……受命于……将总额为两千七百万的款项……分十七次转移至……”
直播间一片死寂。弹幕停了整整三秒钟——在网络世界,三秒钟的沉默比什么都可怕。
然后,画面切断了。
不是黑屏,而是直接关闭。直播间的图标变成了灰色,留下一行系统提示:该直播已结束。观看人数定格在十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一人。
阿玛兰塔的手指还按在话机的重拨键上,耳朵里灌满了忙音的蜂鸣。她盯着那行灰色的提示,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正在胃里翻涌。她做记者这么多年,见过太多肮脏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她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她和那十七万人一起,从头到尾目睹了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被逼着交代罪行,然后消失。
她甚至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一个小时后,卢米尼亚联邦调查局的警探在城北一处废弃的冷冻仓库里找到了罗贝托·萨拉查。他已经死了。
消息传到阿玛兰塔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坐在编辑部的电脑前反复回看那段已经被无数人录屏转发的直播录像。电话是她在调查局的内线打来的,只说了一句话:“不是枪杀,不是刀伤。心脏骤停。法医说是过度惊吓导致的。他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没有任何外伤。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念完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被吓死了。
阿玛兰塔挂断电话,盯着屏幕。直播录像已经播放到第二十三遍,她注意到一个之前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那只戴黑手套的手退场之前,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男人肩头轻轻按了一下。那个动作太快了,不到一秒钟,但阿玛兰塔把它截下来,放大,反复看了几十遍。
那不是随意的一拍,也不像是威胁。那像是一个仪式。
她想起小时候祖母带她去教堂,神父在弥撒结束时会在每位信徒的头顶画一个十字。手势如出一辙。只不过神父的指尖沾的是圣水,而这只手沾的是什么,她不知道。
同一天傍晚,退休老侦探奥雷利亚诺·克鲁斯坐在自家阳台上,面朝一片枯黄的草坪,腿上摊着一份当天的晚报。他今年六十七岁,从联邦调查局重大犯罪科退休已经七年,头发全白了,但那双灰色的眼睛依然像鹰一样锐利。他看完了关于直播杀人事件的整版报道,然后把报纸叠好,放在茶几上,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喝了一口。
咖啡很苦,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调查局局长米格尔·埃雷拉——他曾经的下属,如今的上司。克鲁斯任由电话响了五声,才慢吞吞地接起来。
“克鲁斯,你看新闻了吗。”埃雷拉的声音沙哑,像是抽了一整天的烟。
“看了。”
“我需要你回来。”
“我退休了。”
“我知道。这件案子不一样。”
克鲁斯沉默了几秒钟。夕阳正在一点点沉入远处的山脊线,把整个天空染成一种不健康的橙红色,像是被什么灼伤了。他想起七年前离开调查局的那个下午,也是这样的天色。当时他对自己说,够了,这辈子的黑暗看得够多了。但现在,黑暗主动找上门来了。
“有什么不一样?”他问。
电话那头,埃雷拉停顿了一下。克鲁斯能听到他翻动纸张的声音,然后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死者罗贝托·萨拉查的口腔里,法医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
“一张纸条。被卷成细条塞在牙缝和腮帮之间。上面写着一串数字,经查明,是一个失踪人口档案编号。失踪者叫埃米利奥·萨尔迪瓦。登记的失踪时间是十年前,报案人是——他自己。”
克鲁斯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他自己报案说自己失踪?”
“没错。十年前,埃米利奥走进城北分局,填了一张失踪人口登记表,名字写的是自己。值班警员以为他精神有问题,把他送去了圣玛尔塔精神病院。三个月后,他从精神病院出院,从此人间蒸发。所有关于他的记录——社保、医疗、税务——全部在七年前被抹除。这个人……不存在了。”
克鲁斯没有说话。他看着天边最后一缕光芒被山脊吞没,整个世界突然暗了下来。阳台上的灯泡自动亮起,在他周围投下一圈昏黄的光,几只飞蛾立刻扑了上去,翅膀扑打在玻璃灯罩上发出细碎的响声。
“克鲁斯?”埃雷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一丝他从未听过的紧绷。“还有一件事。今天下午,一个匿名的数据包被发送到了全国十六家主流媒体的公共邮箱。里面是一份财务清单,涉及一家叫蒙塔尔沃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机密文件。接收文件的记者中,有一位叫阿玛兰塔·罗萨斯——你应该认识她。”
克鲁斯确实认识。阿玛兰塔曾经采访过他,写过一篇关于连环案件侦破伦理的特稿,敏锐得让他印象深刻。
“文件的内容是什么?”他问。
“还在分析。但初步判断,这些文件涉及的对象是——前任总统维克托·德尔加多。”
电话里突然一阵静默。克鲁斯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沉稳而有力。七年前他离开调查局时,最后一桩未结的案子就是关于德尔加多政府在任期间的一笔巨额海外资产去向。那个案子的所有资料在他退休的第二天被人从档案室转移,去向至今不明。
他当时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人听。
“这个案子,你接不接?”埃雷拉问。
克鲁斯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阳台栏杆边。楼下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柏油路面照得像一条凝固的河流。远处,城市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闪烁,其中一个广告牌的灯管坏了一半,只剩下后半截字母在明明灭灭地跳动,像一个不断重复的求救信号。
他想起了那只戴黑手套的手。想起了那个在镜头前念出自己罪行然后被吓死的男人。想起了那个十年前走进警局报案说自己失踪的埃米利奥·萨尔迪瓦。
“我接。”他说。
挂断电话之后,克鲁斯回到屋里,从书柜最底层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文件夹。那是他退休前私自复印的最后一份档案,关于七年前那桩失踪案的全部资料。封面上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埃米利奥·萨尔迪瓦。
他翻开第一页。一张黑白照片滑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戴着金边眼镜,穿着一件熨帖得一丝不苟的白衬衫。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镜头,没有笑容,也没有躲闪,只是那么安静地看着,像是透过镜头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空洞,而是一种被抽干了所有期待的平静。
克鲁斯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窗外的城市渐渐沉入深夜,远处某栋大楼的顶端,红色的航空障碍灯在一明一灭地闪烁。他想起埃雷拉说的那句话——“这个人不存在了。”一个人可以不存在吗?所有的档案可以被删除,所有的记录可以被抹去,所有的身份可以被注销。但那一双眼睛呢?那双眼睛如果曾经存在过,如果曾经在某一刻被另一个人真正地看见过,那么这个人就还没有彻底消失。
除非,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认真看过他。
克鲁斯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墨水已经褪成浅灰色,但依然清晰可辨。他凑近台灯,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我不被看见。”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不是来电,不是短信。屏幕自己亮了,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唤醒。一个陌生的推送通知弹了出来,没有发送者,没有任何可追踪的标识,只有一行简洁的白色字体在黑色背景上跳动:
“第二场,三天后。敬请期待。”
克鲁斯的手指僵在屏幕上。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街道依旧空无一人,路灯依旧明灭不定,远处的霓虹招牌依旧在断断续续地闪烁。世界看起来和五分钟前没有任何不同。
但他知道,这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在那片看似平静的夜色之下,有一个被抹去了十年的人,正在用一场一场的直播,重新让自己被看见。
而那个人的下一场处刑,将在七十二小时之后开始。
克鲁斯关掉手机,重新拿起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依然安静地看着他,那双平静得近乎透明的眼睛像是在问一个他至今没能回答的问题:
——当你看着我时,你真的看见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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