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拉医学院的门诊大楼有六层，全部覆盖着反光玻璃幕墙。每天早上九点，阳光会在大楼正面折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让对面人行道上摆摊的小贩们不得不眯起眼睛。
普丽雅已经在这里摆了三年摊，她学会了在那片白光出现时低下头，专注于手里的事。她的摊位很小——一张折叠桌，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面整齐排列着深绿色的药膏罐。每罐药膏都是她前一晚在铁皮屋里手工熬制的，用祖父传下来的配方：七种草药，三浸三晒，文火慢熬六小时。
在米纳村，达斯家的草药曾经很有名。阿马尔的祖父在世时，连一些中等种姓的家庭也会悄悄请他去治病。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萨哈拉人更愿意去药店买五颜六色的胶囊，没有人再相信一个低种姓老人的草药罐。
普丽雅相信。
她相信自己卖的不只是药膏，是一种证明——证明低种姓的人也可以有尊严地活着，靠祖传的手艺，靠诚实劳动。
但现在，她的手上沾着的不是草药汁，而是报纸的油墨。
她把那张撕下来的照片从围裙口袋里拿出来，在医学院门口的白光下仔细端详。拉维·瓦尔马的脸占据了整张照片的三分之一。他长得很英俊——高鼻梁，深邃的眼窝，下巴线条像刀削过一样。这种长相在萨哈拉上层社会很常见，是几代人优渥生活的沉淀，是优质蛋白和精心护理的产物。
普丽雅盯着那双眼睛，试图从中找到一丝愧疚，或者恐惧。但照片上只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从容。
“你认识他？”
普丽雅猛地抬头。一个中年女人站在摊位前，约莫五十多岁，穿一件素色棉布库尔塔，肩上挎着一个旧帆布包。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眼睛很亮，是那种见过很多事情却不曾被磨灭的亮。
普丽雅下意识把照片塞回口袋。“不。我不认识。”
女人没追问，拿起一罐药膏端详。“这是草药膏？治什么的？”
“关节疼。”普丽雅的声音恢复了平静，“还有旧伤复发。用七种草药熬的，我祖父的配方。”
“七种。”女人点点头，拧开罐子闻了闻，“有姜黄、没药、乳香，还有一味……”她顿了顿，似乎在回忆某种气味，“是笃耨香？”
普丽雅愣了一下。很少有人能辨认出笃耨香，那是祖父从家乡带来的最后一批种子种出来的，如今萨哈拉城里认识这种香料的人不超过十个。
“您是医生？”
“曾经是。”女人放下药膏，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现在是个写字的。”
名片上印着一个名字和一行头衔：卡维塔·夏尔马，《萨哈拉独立报》记者。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前纳伦德拉时报调查记者。
普丽雅知道《萨哈拉独立报》。那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报纸，没有广告，只有密密麻麻的文章，讲的都是政治腐败、种姓暴力和企业黑幕。哥哥曾经买过一份回村，被村里的长辈骂是“惹麻烦的纸”。
她捏着名片，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这是哥哥被捕六天以来，她遇到的第一个可能愿意听她说话的人。
“卡维塔女士。”
“叫我卡维塔就行。”
“我哥哥……”普丽雅开口，声音沙哑。她清了清嗓子，重新说：“我哥哥被诬陷了。撞死那个人的不是他。是照片上那个人。”
她指了指口袋的方向。卡维塔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某种蛰伏已久的东西被触动了。
“你确定？”
“出事那晚他在家睡觉。是我们邻居阿米特送他回来的，米娜阿姨也看到了。他根本不会开车。我们没有车，连摩托车都没有。警察说他酒驾——他从来不喝酒。我们是——”她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气，“我们是达斯家族的人。低种姓。我们喝酒会挨鞭子。”
卡维塔沉默了一会儿。她见过无数这样的事情——在纳伦德尔的乡村，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当权者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永远知道该去哪里找。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阿马尔·达斯。”
卡维塔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下名字。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需要格外小心的事情。“他被关在哪里？”
“萨哈拉中央拘留所。”普丽雅说，“我去过三次。第一次他们让我等了一整天，然后说探视时间过了。第二次给了我一张表，说填完才能进去。第三次——他们把表撕了。”
她的声音没有颤抖。这六天里，她学会了用平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但她的眼睛出卖了她——那双眼睛和阿马尔很像，是浅褐色的，眼白部分因为长期熬夜布满了血丝。
卡维塔合上本子。“我今天下午去一趟拘留所。我认识一个助理检察官，可能会问出一些东西。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真的铁了心要让一个人当替罪羊，翻案的难度会很大。”
“我不怕。”
卡维塔看着她。这个瘦弱的女孩站在医学院白色大楼的阴影下，身后是米纳村的铁皮屋顶和泥泞巷道，面前是一座拒绝她的城市。她说“我不怕”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像一种本能的反抗。
“你不怕。”卡维塔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某种复杂的东西，“你和你哥哥很像吗？”
普丽雅想了想。“他比我勇敢。”
这个答案让卡维塔沉默了很久。
下午，卡维塔如约去了萨哈拉中央拘留所。这是一栋灰色建筑，外墙爬满了黑色霉斑，门口的岗亭里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在打盹，一个在用手机看板球比赛。她出示记者证，填写三张表格，等了两个小时，最终见到了阿马尔·达斯——在探视室肮脏的玻璃隔板后面。
他的状态比她想象中更糟。左眼眉骨有一道新结痂的伤口，嘴唇肿着，手腕上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但他的眼神——那种眼神让卡维塔想起几十年前在北方邦采访过的一个老农，被地主霸占了土地，坐在法院门口十年，眼神却从未涣散。
“你妹妹让我来的。”卡维塔说。
阿马尔的表情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进来之后第一次听到妹妹的消息。
“她还好吗？”
“她很好。她在为你奔走。”
阿马尔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蜷缩。“告诉她不要再来了。她来这里只会被他们盯上。”
“已经晚了。”卡维塔说，“她已经在找我了。”
她问了他几个问题：那天晚上的时间线，他是怎么在雨里发现那个钱包的，审讯时警察说了什么。阿马尔回答得很快，每句话都很短，像在节省力气。但说到那个钱包时，他的声音变了。
“我捡了那个钱包，因为里面有钱。我以为那是运气——我以为老天终于可怜我们了。”他笑了一下，嘴唇裂开一道血口，“结果是鱼饵。”
卡维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她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条线很危险。瓦尔马集团是萨哈拉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维克拉姆·瓦尔马本人是上议院的议员，他妻子因德拉妮是萨哈拉慈善晚会的常客。如果要动他们，需要有比一个贫民窟青年的证词更有力的东西。
那个目击证人。那个叫基尚的男人。如果能找到他，如果他能翻供——
但基尚是瓦尔马集团的安保主管。他的薪水是从瓦尔马家族的账户上划出去的。
“你知道撞死的人是谁吗？”卡维塔最后问。
阿马尔摇头。
卡维塔深吸一口气。这也是她不理解的地方。一个流浪汉死在米纳村路口，却被警方草草掩埋，没有家属认领，没有新闻报道。就好像这个人的存在根本不重要。
但任何人的死亡都应该重要。
那天晚上，普丽雅收摊回家时，在米纳村的巷口看到了两个人影。不是警察——警察不会穿便服。是两个陌生男人，站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抽着烟，看见她走过来，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
普丽雅没有停下脚步。她走过他们身边，心跳加速，但没有低头。
“达斯家的？”其中一个男人开口，声音粗粝。
普丽雅停住脚步。她没转身，只是侧过头。路灯在她脸上投下明暗交界线。
“有些事，追究太深对自己不好。”男人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你哥哥的事情已经定了。接受，往前走。萨哈拉很大，米纳村太小。”
他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就走了。皮鞋踩在泥水里的声音渐渐远去。
普丽雅在原地站了很久。夜风灌进她单薄的棉布衣服里，凉意顺着脊椎往上爬。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卡维塔的名片和哥哥那张被撕下来的报纸照片。
然后她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记下了那两个男人的样貌——其中一个走路时左肩微低，应该是有旧伤。
第二件：她决定从明天开始，去萨哈拉医学院门口摆摊前，先绕道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萨哈拉中心图书馆。
她要去查查“瓦尔马集团”这个词，在报纸档案里出现过多少次，每一次又是和什么相关。
这条路一旦踏上去，就没有回头。
回到铁皮屋，普丽雅点上蜡烛，拿出一个用废纸钉成的本子，在第一页写下了日期，然后是一行字：
“今天是哥哥被抓走的第七天。我在巷口遇到了两个男人，他们让我放弃。我不会。”
她停了一下笔，又写了一行：
“我遇到了一个记者，她叫卡维塔。她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说话的人。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放弃我们。”
她吹灭蜡烛，躺在草席上。屋顶还在漏雨，但今晚的雨声听起来不一样了——不再是绝望的滴答，而是像是某种倒计时。
而那本日记，会在许多年后，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手里。
那个人那时已经不叫阿马尔·达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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