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地下室的泣诉

秦墨林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抱女儿,是在她七岁那年的冬天。

那天棠儿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小脸烫得像一块刚从炉子里取出的炭。他抱着她从城东跑到城西,敲开已经关门的老中医家的门,跪在地上求人家救救孩子。那一夜的雪下得很大,他的膝盖跪在雪地里,冻得失去了知觉。但孩子在他怀里,呼吸急促而滚烫,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后来棠儿退了烧,醒过来第一句话是:“爸爸,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父亲。那时候他还相信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脸面和规矩更重要。

三十六年后的这个清晨,秦墨林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封泛黄的信。信纸的折痕已经很深了,边缘起了毛边,显然被人反复翻看过。信上的字迹娟秀而工整,是女孩子的笔迹——那是棠儿出嫁前写的最后一封家书,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措辞恭敬而疏远,像是写给一个陌生人。

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女儿不孝,自知有辱门楣。但腹中孩儿无辜,望父亲念在骨肉一场,容我在那方小院里安度余生。我与他此生不再踏足秦家半步,只求父亲高抬贵手。”

秦墨林闭上眼睛,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那只雕刻着海棠花的檀木盒子里。盒子是棠儿十六岁那年他送她的生日礼物,她出嫁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只带走了这个盒子。拆迁之后,盒子被人从废墟里捡出来,辗转送回了秦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打开过它——直到昨天夜里。

阳光从书房的窗帘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布满青筋的手背上。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檀木盒盖上的海棠花纹,那是他亲手刻的,刀工粗糙,边缘还有些毛刺。棠儿从来不嫌弃,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盒子,因为是她爸爸做的。

他的眼角有什么东西滑落,滴在手背上,烫得他一颤。

“老爷,车备好了。”佣人站在书房门口,低着头不敢看他。

秦墨林站起来,把檀木盒子重新放回保险柜。保险柜的深处,还躺着一把生了锈的铜钥匙——那是那座小院大门的钥匙。二十年来,他无数次想把它扔进海里,但每一次走到海边,又鬼使神差地把它放回口袋。他甚至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留着它。是证据,是纪念,还是某种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的隐秘期待?

他关上了保险柜的门,转动密码盘,听见锁芯咔嗒一声咬合。

上午十点,秦墨林的车驶入了锦澜市西郊的一片私人庄园。这里是贺家的产业,名义上是个马术俱乐部,实际上从不对外开放。两扇雕花铁门缓缓打开,车驶过一条梧桐夹道的小路,停在一栋法式别墅前。

贺文山正站在门口等他,穿着一身休闲的亚麻西装,看起来像是刚打完高尔夫球。但秦墨林注意到他眼皮底下的青灰色阴影——这个人同样一夜没睡。

两人走进别墅二楼的书房,关上了门。

“工地上那具白骨,确定是老赵了。”贺文山开门见山,把一份文件扔在桌上,“法医比对了牙齿记录。赵海生,当年拆迁队的临时工,失踪时间正好是出事那晚。他的家人二十年前报过警,但案子后来被压下来了。”

秦墨林没有看那份文件。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修剪整齐的法式园林,忽然觉得那些被刻意塑造成几何形状的灌木极其荒诞——人们花了这么多力气让自然变得规整,到头来,该长歪的还是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那面墙呢?”他问。

“还在。”贺文山点燃了一支雪茄,用力吸了一口,烟雾在他脸前散开,“观澜塔的裙楼这次挖地基,挖的不是那面墙的位置。但我让人查了结构图——如果接下来按计划扩建三期工程,到时候基坑一定会挖到那面墙的正下方。到时候墙一倒,里面的东西就全兜不住了。”

秦墨林转身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他故意让白骨被挖出来,就为了引我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工地那边,好忽略那面墙?”

“不是忽略。是逼我们动那面墙。”贺文山把雪茄搁在烟灰缸边缘,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身盯着秦墨林,“老秦,你还没想明白吗?他不急着让我们死。他要我们亲手把墙拆开,要我们当众把那些东西挖出来,要我们一步一步,自己走到悬崖边上。”

秦墨林沉默了很久。阳光从法式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地毯上,形成一块明亮的方形光斑。他觉得那块光斑像一座坟墓。

“二十年前是谁封的那面墙?”他问。

“你的人。”贺文山重新拿起雪茄,“具体说,是老吴。你当时吩咐他连夜把那间屋子处理干净,他就用砖和水泥把它砌死了。老吴三年前走了,肝癌。他临死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晚上帮你干了那件事。”

秦墨林的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记得老吴,那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在他手下干了半辈子,什么脏活累活都肯接。封那面墙的当晚,老吴的手一直在抖,砌了拆,拆了砌,砖缝怎么也抹不平。他当时以为是老吴喝了酒,现在想来,那或许是另一种东西——恐惧。

“文山,”秦墨林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被什么压住了喉咙,“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棠儿最后说的那句话?”

贺文山夹着雪茄的手停在半空。过了很久,他才低声吐出几个字:“她说,‘爸,求你别推我。’”

“她叫的不是别人,是我。”秦墨林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干涩得像是从被撕开的喉咙里挤出来的,“她到死都在求我。而我做了什么?”

贺文山没有回答。因为答案他们都知道。

书房陷入了一种致密的、令人窒息的寂静。窗外有鸟叫声传进来,清脆而刺耳,像是有人在用钢针戳一面玻璃。秦墨林站起身,走到书房的角落里,那里摆着一张红木边柜,上面放着贺家的全家福。照片里贺文山搂着妻子,膝下是少年时的贺明远和还是小学生的贺晚晴,一家四口对着镜头笑得无懈可击。

“你家里,”秦墨林指着那张照片,语气忽然变得古怪,“也有秘密吧。”

贺文山的脸色变了一瞬。他下意识地看了眼书房门口,确认门是关着的,然后压低声音说:“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要挖,那就挖吧。”秦墨林转过身,直视着贺文山的眼睛。在那双布满血丝的瞳孔里,贺文山看到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但他要动,我们也要动。他掌控观澜置业,我们就从外围下手。他不是最在意那帮女人吗?那个女记者,你家的晚晴,还有我家的温瑜——”

“你敢动温瑜?”贺文山的声音骤然拔高,“她是你的养女!”

“她是我的养女。”秦墨林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名字,“但她也是活人。活人就会怕,会疼,会为了保命而闭嘴。你以为顾长铭没有软肋吗?他没有家人,没有孩子——但他有良心。有时候,良心比任何东西都脆弱。”

贺文山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睛里神色复杂,有震惊,有鄙夷,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秦墨林了。”

秦墨林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像一张贴在死人脸上的剪纸。

“我早就不是了。”他说,“从那天晚上我把棠儿推开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是了。”

下午三点,温瑜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秦墨林的声音和平常一样,温和而不失威严,问候了她的工作,叮嘱她按时吃饭,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挂电话前,他突然问了一句:“小瑜,你还记得你棠姐姐吗?”

温瑜愣住了。这个名字在秦家是一个禁忌,十八年来从未有人在她面前提起过。她犹豫了一下,轻声说:“记得一点。她教过我画画。”

“是吗?”秦墨林在电话那头的语气听不出什么波澜,“改天把你小时候的画拿来公司,我也想看看。”

电话挂断了。温瑜握着发出忙音的手机,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不安。她想起昨晚顾长铭在台上说那些话时的眼神,想起那个黑色礼盒,想起今天凌晨她路过父亲书房时从门缝里看到的那一丝灯光——父亲在给谁烧纸。她看得很清楚,火光里飘起的纸灰是黄表纸特有的颜色,那是祭死人的。

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贺晚晴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贺晚晴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警惕。

“小瑜,什么事?”

“我爸今天很奇怪。”温瑜把早上的事简要说了一遍,电话那头的贺晚晴沉默了很久。

“小瑜,”贺晚晴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严肃,“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父亲昨晚回到家以后,把一个黑色盒子摔碎了。里面的东西是一张照片——一个死去的孕妇。”

温瑜握着手机的手指节节发白。

“照片上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偷偷翻家里的旧相册,看到过一张被夹在扉页后面的合影。照片上有两个男人,各自抱着自己的女儿。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和那张照片里死去的人,长得一模一样。”

电话两端都陷入了沉默。最后,温瑜听见贺晚晴深吸了一口气,用一种像是下了某种决心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

“小瑜,那个死去的人,可能是我爸和你爸一起害的。”

温瑜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忽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逆向流动。她抓紧窗框,指甲嵌进油漆剥落的木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而在观澜塔的那间密室里,顾长铭正对着监控屏幕,注视着温瑜打出那个电话,注视着她放下手机后失神的面孔,注视着她缓缓滑坐在窗台下的地板上,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拿起桌上那只铜质发卡,放在手心里摩挲。发卡上的海棠花已经被岁月磨去了棱角,变得光滑而圆润,像一颗被河流冲刷了太久的小石头。

“棠儿,”他轻声说道,声音低得只有这间密室里的灰尘能听见,“你妹妹在找你。”

墙上的监控屏幕里,温瑜抬起头,眼眶通红。她站起来,走到衣柜前,从最底层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盒子。打开盒盖,里面是一摞泛黄的画纸,最上面那张画的是一棵开满粉色花朵的树,树下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正在朝画面外的人挥手。

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是儿童稚拙的笔迹——“送给棠姐姐”。

画纸的空白处,有另一行字,是成年后温瑜的字迹,笔力深重,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下的:

“姐姐,你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顾长铭把监控画面定格在那一行字上,然后打开加密通讯软件,给苏瑾发了一条消息。

“找到一个突破口。秦家养女,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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