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远天不亮就出发了。
他带着韩老七用命换来的秦州旧档、那枚内侍省的铜鱼符和赵承恩写的一封亲笔信，骑着一匹从岐州马市上买来的栗色骟马，沿赤城泽川东岸的官道往长安方向疾驰。韩老七留在草棚里养伤，赵承恩给他换了最后一次药，又在他手边放了一壶新打的酒和三天份的干饼。老兽医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赵承恩转身时用那只独眼看了他一眼，说了句“路上小心”。不是对崔明远说的，是对赵承恩说的。他知道赵承恩不会在草棚里干等——这个老监牧从来就不是坐得住的人。
赵承恩确实没有在草棚里等。崔明远出发后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柱着竹杖独自上了婉娘的坟山。
晨雾还没散尽，山路两旁的枯草上挂满了露珠，打湿了他的裤脚和布鞋。他走得很慢，每走一步竹杖都在湿滑的山石上仔细探过，确认稳当了才迈步。这条路他已经在过去一年里走过无数遍——春天来种过花，夏天来拔过草，秋天来扫过落叶，冬天来清理过坟头积雪——但今天走得格外沉重。
坟前的青石碑在晨雾中静静伫立着。碑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崔氏婉娘之墓，夫赵承恩立。旁边那行小字——“崔家长孙明远代祖父敬则，泣血叩首，以谢此憾”——经过一年的日晒雨淋，笔画边缘已经长了些薄薄的青苔。坟头四周的河卵石整整齐齐地码着，那是崔明远上次来时重新垒的。坟前铁匣仍埋在土里，覆土上冒出了几棵野草的嫩芽，被赵承恩俯身轻轻拔了去。
他站在婉娘坟前，将那封写好的信从怀中取出，展开来，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信是写给大理寺少卿的。他在信中将韩老七在岐州查到的所有线索一一写明——秦州、渭州、岷州三处牧场的私马旧档，核销文书上那个判官的名字，他在灵武拥立肃宗的旧事，他养子如今在内侍省少监之位上如何庇护父辈旧部后代、编织一张横跨禁军和太仆寺的暗网，以及内侍省的人在灵州跟踪崔明远、在黑松林伏击韩老七的全部经过。他用残缺的手指握笔，字迹歪扭而用力，有的笔画因为手指握力不均而分叉，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念完后他将信重新折好，放回怀中。然后在坟前缓缓蹲下身，用匕首在埋铁匣的位置旁边重新挖了一个小坑，将那封写给大理寺少卿的信放进去，用土盖好，用河卵石压住。
“婉娘，”他说，“这封信先放在你这里。如果明远顺利到了长安，这封信就永远埋在土里，不需要任何人看到。如果明远也出事了——如果他和老七一样在半路上被人截住——那这封信就是最后一份证据。”他用残缺的手指将卵石拍实，然后柱着竹杖站起身来，“我不会让你白等这五十一年。那些人的名字、那些肮脏的交易——一个都不会漏掉。”
一阵山风吹过，将坟头的几片落叶卷了起来，在空中打了几个旋，飘向了泽川河的方向。赵承恩抬头望着那片叶子越飞越远，忽然想到了郑伯安。
他已经很多天没有郑伯安的消息了。自从韩老七离开岐州后，岐州那边便再无任何音讯传来。郑伯安是否知道韩老七在黑松林遭了伏击？如果知道，他是什么反应？如果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座破败的小院里，坐在藤椅上盖着那条补丁毯子，等着老兽医回去跟他喝最后一壶酒？
他在坟前又站了片刻，然后转过身，沿着山路往下走。快到山脚时忽然停住了脚步。山脚下的渡口边停着一匹马——一匹黑鬃马，马背上驮着一个人，那人趴在鞍桥上，一动不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赵承恩的心猛地一沉，柱着竹杖快步下山，走到渡口边才看清马背上的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穿着岐州乡下常见的粗布衣裳，肩上斜挎着一个破旧褡裢，褡裢鼓鼓囊囊，不知塞了什么东西。她听到竹杖声抬起头，脸上露出一种急切而紧张的表情。
“敢问阿翁——赤城泽川是不是有个姓韩的老兽医？”
赵承恩打量了她一眼。“有。你是？”
“我姓何，是岐州城外何家渡的。”老妇人从马背上翻下来，动作利索得不像她这个年纪的人，只是落地时踉跄了一步，显是赶了很远的路，“韩老七是我男人。他出门半个月了，中间托人带过一次信，说是在赤城泽川养伤，让我别担心。我本来没想来——他这辈子受的伤比吃的饭还多，养几天自己就好了。可前天夜里有人来我家敲门，问我韩老七回来没有。我不认识那两个人，他们穿着便衣，口气倒是客气，说是太仆寺的人，要找韩老七核对一些旧档。我说他没回来，他们就走了。临走时，那个带头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话——‘韩老七年纪大了，旧伤复发也是常有的事。你要是听到什么消息，早点告诉我们，免得耽误了收尸。’”
赵承恩的手在竹杖上收紧，面色沉了下来。“是内侍省的人。”
“我不管他们是哪个衙门的。”何氏将褡裢往肩上紧了紧，眼中闪过一丝与她年纪不相称的冷硬，“他们要是敢动我男人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他们拼了。我一个老婆子，活够了，拼掉一个够本，拼掉两个赚一个。”她这番话不是气话，不是泼妇骂街式的虚张声势，而是一个在陇右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从骨子里带出来的硬气。赵承恩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和紧抿的嘴角，想起了婉娘。婉娘没有这么硬气，婉娘是温柔的人，连生气时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但婉娘有另一种硬气——她到死都在木牍上刻下“我信你”三个字，那是她用最后一口气对抗整个世界的方式。
他将何氏带上山，安置在草棚里。韩老七看到她时，那只独眼瞪得浑圆，嘴巴张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怎么来了？”何氏将褡裢往他身上一扔，说了句“来给你收尸”，然后蹲在火堆旁开始烧水。她没有哭，没有抱怨，甚至没有多问他伤口疼不疼——她从褡裢里翻出一包草药、一捆干净布条和一小罐自家熬制的刀伤膏，动作麻利地替韩老七重新换药。她的手很稳，面对那道触目惊心的刀口时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在看到伤口边缘那些粗大凌乱的针脚时，转头看了赵承恩一眼，目光中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感激，也有责备，像是在说，你就不能缝得好一点。
韩老七被她的眼神逗笑了。那笑容牵动了肩膀的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还是笑了。“赵监牧缝的。他只会给马缝皮，不会给人缝肉。”
“马也缝不了这么难看。”何氏头也不抬地说。
赵承恩坐在草棚门口，听着这对老夫妻斗嘴，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这是他在赤城泽川度过的第二个春天里，第一次觉得这间简陋的草棚有了家的味道。韩老七和何氏这辈子没有孩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大半生，一个修马蹄子，一个织布养鸡，日子过得粗糙而结实。何氏知道韩老七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她没有拦他，只是在收到他受伤的消息后把门锁好、背上褡裢，一个人骑了一天一夜的马赶到了赤城泽川。这种沉默寡言的深情让赵承恩想起了婉娘——婉娘也从来没有拦过他什么，只是在他每次出门前默默地将干粮和水囊塞进他的行囊里，然后站在门口目送他远去。
天黑之后，何氏伺候韩老七睡下，然后走到草棚外面，在赵承恩对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赵监牧，”她叫他，用的不是“阿翁”，而是他在赤城泽川任监牧时的官称，“我听老七说了你的案子。从开元十六年到现在，五十多年了。”她抬起头看着赵承恩，月光下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种朴实而真挚的关切，“你一个人，怎么撑过来的？”
赵承恩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过他。大理寺少卿没有问，郑伯安没有问，韩老七也没有问——他们都是经历了那桩案子的人，他们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五十多年是什么感觉，不需要问。但何氏不一样，她站在那桩案子之外，只是一个普通的陇右女人，她对真相和正义没有太多概念，她只是想知道一个老人被流放五十年后如何还能柱着竹杖走回赤城泽川，在废墟上搭起草棚，一棵一棵地种柳树。
“我在岭南有一个念头。”赵承恩终于开口，“这个念头，撑了我五十年。”
“什么念头？”
“活着回来，问她一句话。”
何氏沉默了一会儿，没有问“她”是谁。她知道那个“她”就在山上那座坟里，在那块青石碑下面。她听韩老七说过崔婉娘的事——那是一个在丈夫被流放后咳血而死的年轻女人，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老婢，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何氏这辈子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但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觉得心口堵得慌。
“你回来之后，去问她了吗？”何氏问。
“问了。”
“她怎么说？”
赵承恩抬起头望着月光下泽川河的水面。河水在月光中泛着粼粼的波光，两岸的柳树已经抽了新芽，柳条在夜风中轻轻摆动，像是在替谁点头。他想起自己跪在婉娘坟前说的那些话——说他在岭南流所里学会了刻石碑，说他每天夜里都攥着那片木牍入睡，说他从来没有恨过崔敬则，只恨自己当初没有更早看清那些人的真面目。他说了很多很多，说得口干舌燥、嗓子发哑。他说完之后跪在坟前等了很久，像是在等一个答案。风从陇山方向吹过来，吹动了坟头新培的黄土，吹落了几片野花的瓣，落在他的手背上。他把那几片花瓣攥在掌心，攥了很久很久才松开。
“她没说话。”赵承恩说，“但她回答了。”
何氏没有问他是什么回答。那是他一个人的答案，不需要说给别人听。月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在泽川河上，也静静地流淌在他苍老的脸上。他轻轻将竹杖往地上顿了一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树还没种完。”他站起身来，“种完了，我就去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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