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监督办公室的报到时间是每周四上午九点。
伊桑在第一个周四的早晨七点就醒了。他住的地方是维罗市东区一栋老公寓楼的四楼，一室一厅，月租四百格瑞安元，不包水电。房间里的墙纸是前任租客留下的，米黄色底子上印着褪色的藤蔓花纹，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翘起了边，露出下面发霉的石膏板。他躺在床上盯着那块霉斑看了很久，想起小时候他母亲说过，霉菌会做梦。他母亲还说，霉菌的梦是黑色的，因为霉菌没有眼睛。
他起身洗了把脸。卫生间的镜子缺了一个角，照出来的脸被裂缝切成了两半。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陌生人的面孔——颧骨比一周前更突出了，眼窝深陷，下颌线紧绷，像是被一把看不见的锉刀打磨过。他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手很稳。这让他有些意外。一个人在经历了拘留、认罪、被人跟踪之后，手居然还能这么稳。
缓刑监督办公室位于维罗市联邦司法大楼的附楼，是一栋没有窗户的四层混凝土建筑，外墙刷着灰绿色的涂料，跟拘留室墙壁的颜色一模一样。伊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格洛丽亚·多诺万站在前台后面，嘴里嚼着口香糖，还是那股漫不经心的权威感。
“科尔。”她翻到他的档案，手指在纸面上划过，“社区服务分配下来了。你被分配到旧城区第十三街的埃塞克斯社区中心，负责水电维修和维护。每周二十小时，从明天开始。”
伊桑听到“旧城区第十三街”几个字时，后背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了。那是他录下视频的地方。那是马库斯·韦恩死的地方。现在他被命令每周去那里工作二十个小时。
“我能换个地方吗？”他问。
“不能。”格洛丽亚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签这里。”
他签了。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劳拉给他的那个塑料壳旧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短信，时间是昨晚十一点四十分，内容只有一行字：“动议已递交。E.W.已回避。等待听证排期。L。”
E.W.——艾琳·沃克。那个微笑的法官。劳拉的动议里申请了她回避，回避的理由应该是她在预审听证前以行政接待身份接收过伊桑的举报材料。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极少被采纳，因为预备法官的行政接待职能通常被认为不构成利益冲突。能被批准，说明劳拉动了某种伊桑不知道的杠杆。
他没有回复短信。劳拉说过，这个号码只能用来接收信息。他自己的手机——那部屏幕摔裂的安卓机——他放在公寓里没带出来。他不知道那部手机是否被监听，但他决定按照最坏的情况来假设。在格瑞安联邦，联邦调查机构有权对缓刑人员进行“合规性监控”，包括但不限于通讯记录审查。缓刑条款上写得很清楚。而他是一个认了罪的缓刑犯。
旧城区在白天看起来比雨夜更破败。那些被拆了一半的建筑在阳光下赤裸地暴露着它们的伤口——裸露的钢筋、碎裂的混凝土、墙面上巨大的裂缝。埃塞克斯纺织厂旧址被黄色的警戒线围了起来，旁边的告示牌上写着“市政拆迁区域·禁止入内”。伊桑开车经过的时候放慢了速度，看见那栋五层办公楼还杵在原地，五楼的窗户被胶合板封死了。那天晚上亮着灯的房间现在是一片黑色。
埃塞克斯社区中心在纺织厂旧址以东三条街的地方。那是一栋由旧仓库改造的建筑，外墙画着色彩鲜艳但已经开始剥落的壁画，内容是一群孩子手拉手围成圆圈，头顶有彩虹和飞鸟。壁画下面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旧校车，轮胎瘪了两个。社区中心的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女性，叫多丽丝·格林，头发灰白，戴着一副红色边框的老花镜，说话时声音沙哑，像是嗓子里永远含着一口没咽下去的热茶。
“你是法院派来的？”她上下打量着伊桑，目光里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只有一种经历过太多类似事情的疲惫。
“是。水电维修。”
“你会修空调吗？”
“会。”
“那太好了。”多丽丝领着他走进建筑内部，“楼上的空调坏了两个夏天了。市政府去年说派人来修，今年又说预算不够。孩子们夏天上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温度能到四十度。”
伊桑跟着她穿过走廊。走廊两侧是各种功能室——一间小图书室，书架上摆着捐来的旧书；一间电脑室，里面放着几台外壳发黄的老式台式机；一间音乐治疗室，墙上挂着几把走了弦的吉他。每个房间的窗户上都装着铁栅栏，不是为了防止人进来，而是因为旧城区的孩子在街上玩的时候，偶尔会有流弹飞过来。
多丽丝在一扇门前停下来。“这是给你的工具间。里面有以前留下的水电工具——不太全，但你凑合着用吧。”
伊桑推开门。工具间很小，墙壁上挂着各种扳手和钳子，地上放着一台老旧的压缩机和一个工具箱。他蹲下来打开工具箱，里面的工具排列得整整齐齐——不是那种被无数人翻过的凌乱，而是有人特意整理过。扳手按照尺寸从小到大排列，螺丝刀的头朝一个方向，连卷尺都被盘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这些工具是以前谁用的？”伊桑问。
多丽丝靠在门框上，交叉着双臂。“以前有个义工，叫奥利弗。他在这里做了两年水电维修，然后把所有的工具都整理了一遍才走。”她的声音里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像是提到一个已经很久没见但始终记得的人，“后来他就不来了。听说出了什么事。”
伊桑的手停在工具箱的盖子上。
“奥利弗·克兰？”他问。
多丽丝的眉毛扬了起来。“你认识他？”
“不认识。”伊桑说，“但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认识他。”
他没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多丽丝也没有追问。在旧城区住久了的人都知道，有些问题不问比问更安全。
那天伊桑在社区中心干了六个小时。他修好了二楼的空调——问题不复杂，只是压缩机的一个电容烧了，换上新的就好。他还检修了整个建筑的电路，更换了四根老化严重的电线，修了厕所里一直滴水的水龙头。他的手在干这些活的时候很自如，比他坐在法庭被告席上的时候自如得多。水电工的世界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电线断了就接上，水管漏了就换，电容烧了就买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法，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逻辑。而法律的世界恰恰相反——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每一套逻辑都嵌套在另一套逻辑里，像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下午三点，他正在工具间里整理工具——按照奥利弗留下的方式排列——放在口袋里的那部塑料壳旧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屏幕上的短信只有一行字：“听证排期已定。三周后。州法院第三庭。L。”
三周。这个速度在维罗市的法院系统里已经算是奇迹了。通常定罪后程序的动议排期需要六到八周，有时更长。劳拉一定是在递交动议的同时申请了加急处理，而且成功了。这说明她找到了某种理由，让法院认为这个案子需要优先处理。
伊桑刚要把手机放回口袋，第二条短信进来了：“注意：你的缓刑监督报告会同步发送给检方。你在社区服务期间的一切行为都可能被用作证据。不要联系任何证人。不要接近旧城区纺织厂。不要做任何可以被解释为‘违反缓刑条款’的事。你现在是一只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动物，他们可以随时观察你，你却不能看到他们。L。”
伊桑把短信删掉，把手机放回口袋。他站起来，走到工具间的窗口。窗外是旧城区的街景——灰扑扑的街道，几家半死不活的小商店，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在废弃的消防栓旁边跳绳。街对面停着一辆深灰色的轿车，车窗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
他在社区中心一直待到傍晚。多丽丝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速溶的，很苦——然后他在工具间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着墙上奥利弗·克兰留下的工具逐渐被窗外的夜色吞没。他想起多丽丝说的那句话：“他把所有的工具都整理了一遍才走。”仿佛奥利弗在离开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晚上七点，伊桑锁上社区中心的大门，走向他的货车。深灰色的轿车还停在街对面，现在车窗摇下来了一点，里面漏出一丝手机屏幕的微光。伊桑没有朝那个方向看。他发动货车，朝家的方向开去。在路上，他第三次经过了旧城区纺织厂的黄色警戒线。这次他的目光没有看五楼的窗户，而是落在了楼下的地面上——警戒线围住的区域里，停着两辆黑色的工程车，车身上印着“Kensington建设有限公司”的绿色标志。
Kensington建设。那家注册在凯曼群岛的空壳公司。它在佩特罗夫家族基金会的名义下承建了城东新城的开发项目，总合同金额超过两亿格瑞安元。而现在，它的工程车停在埃塞克斯纺织厂旧址的楼下。伊桑踩下刹车，把车速降到步行速度。工程车旁边站着几个穿橙色安全背心的工人，正在从车上卸下设备——测量仪、钻头、几卷粗大的黑色管道。一个穿西装的人站在旁边指挥，手里拿着一张图纸。不是建筑图纸，而是一张地质勘测图，上面标注着密密麻麻的钻孔位置和土壤样本编号。
这是拆迁的前期准备。不是拆楼，是拆地基。埃塞克斯纺织厂的整个建筑群都建在一层加固的混凝土地基上，地基之下是原来的工业排污管道和旧防空洞。如果有人想在楼塌之后彻底清除地基里埋藏的某些东西，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那栋楼上曾经死过一个人，但那个人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秘密不在五楼的房间里，不在那张折叠桌上签过的文件里。真正的秘密可能在更深处。在地基之下，在工业排污管道里，在那片被遗忘了八年的旧城区地下。
伊桑松开刹车，货车缓缓驶离。在他身后，Kensington建设的工程车亮着黄色的警示灯，在夜色中一闪一闪，像是某种无声的倒计时。他回到公寓时已经接近九点。他打开门，按了墙上的电灯开关，灯没亮。灯泡烧了，还是跳闸了——他下意识地往配电箱的方向走，然后停住了。
有什么不对。
房间里有一种不属于这里的气味——不是灰尘，不是霉菌，不是他自己留下的任何生活痕迹。古龙水。极淡的，几乎察觉不到，但确实存在的古龙水气味。伊桑做水电工十二年，他的鼻子对不属于一个环境的气味非常敏感。下水道有腐臭味，配电室有臭氧味，新装修的房间有甲醛味。而他这个月租四百块、地板上堆满了脏衣服和空外卖盒的公寓，绝不应该有古龙水的味道。
有人来过。
他在黑暗中站了很长时间。窗外路过的车灯光在天花板上扫过一道弧线，又消失了。他慢慢走到配电箱前，打开箱门，用手电筒照了一圈。电线没有问题，电闸没有跳。他把手伸到总开关后面，指尖触到了一个不属于电路系统的异物——一个小型电子元件，连着一根细如发丝的电线，粘在配电箱内壁的暗处。
窃听器。不是市场上买的普通货，是专业级的微型拾音设备，附带电源窃取功能——它把自己接在了配电箱的电线上，不需要电池，只要有电流通过就能持续工作。他盯着那个小东西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把手缩回来，关上了配电箱的门。他没有拆掉它。如果对方发现窃听器失灵了，就会知道他发现了。而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让对方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他走到床边，在黑暗中坐下来。楼下的街道上有人在放音乐，低音炮的震动穿过楼层传上来，像是整栋建筑的脉搏在跳。他想起劳拉说的那句话：“你现在是一只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动物，他们可以随时观察你，你却不能看到他们。”
但他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他知道了笼子的结构，知道了每一块玻璃的位置和厚度，那么他就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个角度被观察。玻璃是双向的。看不见的一方不一定永远是对方。
他摸出那部塑料壳旧手机，给劳拉发了一条短信。这是他拿到这部手机以来第一次主动联系她。短信内容很短：“把奥利弗在狱中的所有档案都调出来。包括他的医疗记录、探视记录、以及他在狱中接触过的每一个人。L也是。”他没有用真名。劳拉在通讯录里存的名字就是“L”。如果这部手机被截获，对方至少需要多花几分钟才能确认L是谁。
几分钟就够了。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就取决于谁比别人快几分钟。他按下发送键，然后把手机藏在床垫下面的夹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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