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贼影初现

第二天一早，魏平去了县衙。

他换了件干净衣裳，脸上的伤口用破布条裹了裹，拄了根竹竿当拐杖。从城外的宅子走到县衙，平时半个时辰的路，他走了一个时辰还多。

衙门口站着一个门房，看见他远远就皱眉。

“干什么的？”

“报案。”魏平说，“昨夜遭了贼。”

门房上下打量他一眼，大约觉得这老头不值得认真应付，冲里头喊了一声“刘二郎，有人报案”，便不再管他。

等了一炷香的工夫，里头出来个中年书吏，面皮白净，蓄着两撇鼠须，一看就是常年坐屋里的人物。他靠在门框上，打了个哈欠。

“报什么案？”

魏平把昨夜的事说了一遍。说到银簪子的时候，他的声音顿了一下，但很快又续上了。

书吏听完，拿笔在簿子上写了几个字，写得很慢。

“失物若干，贼人两名，面目不详。行了，回去等消息吧。”

“什么时候有消息？”

“这个说不准。”书吏把笔一搁，“年底了，衙门里事多。你这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记下了，有消息会通知你。”

魏平站着没动。

“那两个人还会来。”他说。

“你怎么知道？”

“他们走的时候，把我门上的干辣椒都摘了。那不是偷，是顺手。顺手惯了的人，不会只来一次。”

书吏看了他一眼，大约觉得这老头还挺能说。

“那你自己把门锁好就是了，养条狗也行。”

“我没有狗。”

“那就养一条。”

书吏说完，转身回了衙门。门房冲魏平摆摆手：“走吧走吧，站在这里碍眼。”

魏平在衙门口站了一会儿。冬天的太阳惨白，照在人身上没有一丝暖意。他转过身，拄着竹竿往回走。

他没有直接回家。

昨夜塞进门缝的那张字条还在怀里揣着，纸边硌在胸口，像一片薄而硬的骨头。他打算去找那个塞字条的人。

其实不难找。

字条上的墨迹虽只有一句话，但落款的那枚墨点却透露了线索——那不是随手按上去的指纹，而是一枚按在纸面上的拇指印，纹路粗粝，中间有一道贯通疤痕。魏平在司户衙门管了三十年文书，见过不计其数的画押指印，他一眼就认出这枚指印属于谁。

余老丈。

吉州城外五里坡的另一个独居老头，年轻时在渡口撑船为生，后来翻了船，一条腿废了，老婆带着孩子跟了别人，他就一个人住在渡口边的破庙里。魏平和他谈不上有交情，只是偶尔在集市上碰见，互相点个头。两人都是独居，都不爱说话，这种寡淡的关系反倒比热闹的邻里更让魏平觉得自在。

但余老丈怎么会知道他家遭了贼？

魏平沿着城外的土路往五里坡走。路两边是收割后剩下的稻茬，干黄枯瘦，风一吹沙沙响。走了小半个时辰，渡口到了。

破庙还在，门板朽得只剩下半截，用一块破草席挡着风。魏平走到门前，刚想开口，里面先传出了声音。

“进来吧，门没关。”

是余老丈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喉咙里含着一把粗砂。

魏平掀开草席弯腰进去。庙里很暗，只有从破窗洞里漏进来的几缕光。余老丈坐在墙角的一堆干草上，瘸腿伸直，好腿蜷着，膝盖上横放着一根磨得油亮的枣木拐杖。他瘦得像一把干柴，眼眶深陷，但目光却异常的亮。

“我就猜你会来。”余老丈说。

魏平从怀里掏出字条，放在两人中间的地上。

“你怎么知道的？”

余老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干草堆底下摸出一个陶罐和两只粗碗，拔开塞子，往碗里各倒了半碗浑浊的米酒。酒气冲鼻，泛着酸味。

“先喝一口，驱驱寒。”

魏平接过碗，没有喝。他看着余老丈，等着。

余老丈自己灌了一口，抹了抹嘴，忽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你还记得四十年前那个孩子吗？”

魏平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当然记得。那孩子叫杜并，十三岁，怀揣一把磨得飞快的匕首，混进官宴，扑上去捅死了吉州司马周季重。卫士乱刀齐下，那孩子的尸体就倒在魏平脚边，眼睛睁得溜圆，像个不肯闭眼的泥偶。

“那时候我在渡口撑船。”余老丈说，“那孩子的爹——杜审言，杜司户，坐过我的船。他被押去吉州大牢的那天，捆得像头待宰的猪。我问他犯了什么事，押差说他得罪了司马大人。我说，得罪人也算罪？押差给我一耳光，让我少管闲事。”

他又灌了一口酒。

“后来那孩子捅死了周司马，满城都在说孝子，说杜司户养了个好儿子。我也跟着说，说了好几天。说完了，该撑船撑船，该挨耳光挨耳光。”

余老丈把碗放下，盯着魏平。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那孩子死了，他爹活了，周季重死了，律法改了吗？我上个月去衙门告船霸占我渡口，被轰出来的时候，挨的耳光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

庙里安静了很久。风从破窗洞灌进来，吹得草席扑扑响。

魏平端起碗，把半碗酸酒一口喝干。

“你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家遭了贼。”

余老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因为那两个贼，先来的是我。”

魏平的目光骤然变了。

“你别误会。”余老丈摆摆手，“我是说，他们先抢了我。三天前，夜里翻进来的，把我攒的两吊钱和半袋米全摸走了。我这腿脚，追也追不上，喊也没人应。第二天我去县衙报官，衙门口的人问我，你一撑船的老头，哪来的两吊钱？我说我攒的。他说，攒了多久？我说十年。他笑了，说十年攒两吊钱，你是来讹人的吧？”

余老丈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从衙门回来，路过你家巷口，看见那两个贼从你院子里翻墙出来。他们没看见我，我认出了他们。一个脸上有块青斑，另一个走路踮脚，是前头那条街上的泼皮，我在渡口见过他们几回。我没敢出声，等他们走远了，才去你门口站了站。看屋里亮了灯，知道你没事，我就回来了。”

“然后你塞了那张字条。”魏平说。

“我知道你还会被抢的。”余老丈说，“他们尝到了甜头，不会只来一次。咱俩都是一个人住，都是老骨头，在那些泼皮眼里就是两块没人管的肥肉。今天是你，明天是我，来来回回，直到抢光为止。”

魏平没有说话。他把空碗放在地上，目光落在那张字条上。

“你说代为看顾门户。”他缓缓开口，“你一条腿都站不稳，怎么看顾？”

余老丈没有回答。他撑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一瘸一拐走到庙的最深处，掀开角落里一块破烂的草席，露出底下黑漆漆的一个洞口——那是一个地窖的入口，看样子是庙里原来藏经卷的地方，后来荒废了，被他改做了别的用途。

“你来看。”

魏平走过去，弯腰往地窖里看了一眼。光线太暗，只隐约看到里头堆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东西。余老丈从墙上取下一盏油灯点着，递给魏平。

灯光照亮地窖的瞬间，魏平屏住了呼吸。

地窖不大，四面土墙被修整得平平整整，墙上钉着木架子，架子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弓臂、弩机、箭簇、绳网、铁蒺藜，还有几把保养得极好的横刀，刀身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油脂，在灯火下泛着幽冷的光。

这不是一个撑船老头的家当。这是军器。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撑船的。”余老丈站在魏平身后，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我在洪州水师当过兵，管器械库。后来腿废了，被一脚踢出来，发的遣散钱还不够买一根拐杖。”

魏平转过身，看着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余老丈站在幽暗的灯火里，佝偻的身影被拉得很长，贴在土墙上，像一把生了锈的旧刀。

“这些家什，我藏了二十年。”余老丈说，“以前藏它们，是因为舍不得丢。现在不丢了。”

他拄着拐杖往前挪了一步，灯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跳了两下。

“魏平，我知道你爹是干什么的。司户衙门里的人都传过，说你爹是军器监里最好的机关匠，造的弩机能连发三矢。你在他手底下长大，那些本事，你没忘吧？”

魏平沉默了。

他想起家里那个旧木箱，想起昨夜磨好的十二根铁钉，想起他爹说过的那句话——机关之道，不在杀人，在制人。

“还没忘。”他说。

余老丈咧嘴笑了。他的牙齿缺了大半，笑起来并不好看，像一扇破了洞的旧窗。

“那就好。”他说，“我一个瘸子，你一个老头，打是打不过那些泼皮的。但咱俩加起来，能做点别的。”

他伸出那只满是老茧的手，掌心朝上。

“你不是要修门吗？我帮你。”

魏平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

然后他握了上去。

从破庙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魏平怀里揣着余老丈塞给他的一捆旧弩弦和一小袋铁蒺藜，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不少。冬天的风吹在脸上还是冷，但他后背却出了一层薄汗。

回到宅子，他点上油灯，把余老丈给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和自己磨好的铁钉放在一起。铁钉在灯下泛着寒光，旧弩弦散发出熟悉的桐油味，铁蒺藜的四角尖刺上还残留着若有若无的锈迹。

他拿起一根铁钉，忽然想起一件事。

余老丈说过，那两个贼脸上有青斑、走路踮脚。这样的特征太明显了，衙门里只要肯派人去前头那条街上转一圈，不用半天就能找到人。

但他们没去。

不是找不到，是不想找。

魏平把铁钉握在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在司户衙门待了三十年，比谁都清楚那些衙役的做派——年底了，催科征税才是正事，剩下的精力要留着伺候上峰、打点关系。一桩破门入户的小案，丢的又是两个半截入土的老头的东西，谁会当回事？

不是不能管，是不想管。

这种“不想”，比“不能”更让人心寒。

魏平把铁钉放下，拿起锉刀，开始给铁蒺藜修尖。锉刀刮过铁器，发出细密而刺耳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磨牙。

隔壁的妇人又在喊孩子吃饭，声音又尖又亮。那孩子大约是不肯回家，妇人骂了几句，孩子哇哇哭起来，哭声和骂声搅在一起，热热闹闹地飘过院墙。

魏平听着这些声音，手没有停。

他想，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年轻时安分守己，中年时唯唯诺诺，老了更是连话都不愿多说。他以为这样就能平安到死，不给谁添麻烦，也不被谁惦记。

可这世道偏偏不让他安生。

那就算了。

他把修好的铁蒺藜搁在一边，又拿起一根铁钉，对着灯芯仔细端详。钉尖磨得又细又长，像一根微缩的长矛。他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承受的重量和触发的角度，脑子里那几张发黄的弩机图样正在一点一点地拼合起来。

前厅，门廊，窗棂，灶台，床下。

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派上用场。

就在这时，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不是三下，是五下。重而急促，和昨夜余老丈叩门的动静完全不同。

魏平放下铁钉，把桌上的东西用破布盖好，起身走到门后。

“谁？”

门外的人停了片刻，然后答道：“县衙的。你是魏平？开一下门，有事问你。”

魏平皱起了眉。

他才从县衙回来不到两个时辰，那书吏连正眼都没多瞧他一回，怎么会忽然派人登门？

他不动声色地挪了半步，借着门板缝隙往外看。门外站着两个人，穿着公服，腰间挂着腰牌，确实是衙门的打扮。但其中一个身形魁梧的，他以前从未在衙门里见过。

“什么事不能明天说？”魏平隔着门问。

“开门就是了，问那么多做什么。”

魏平的手搭在门闩上，没有动。他回头看了一眼堂屋桌上那堆铁器，又看了一眼后院——后院的矮墙外是一片荒地，再往外是竹林，天黑之后伸手不见五指。

“等一下。”他说。

然后他转身往屋里走，不是去开门，是去收拾桌上的东西。

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更重，连门板都在震。

“老头，开门！”

隔壁妇人的骂声停了。孩子在哭，哭声里带着害怕。

魏平把铁钉和铁蒺藜一件一件收进旧木箱，盖上盖子，推回床底。弩弦塞进灶膛，用灰埋好。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紧不慢，手一丝不抖。

敲门声变成了擂门声。整扇门都在剧烈地颤动，那根朽了一半的门闩发出吱呀的呻吟，眼看就要断裂。

魏平直起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血痂，走到门后，手按在门闩上。

他没打算跑。

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往哪儿跑？

他把门闩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