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乐平县衙门前就围了一圈人。
不是赶早市的贩夫走卒，是几个早起扫街的老妪。她们丢下扫帚，捂着嘴，盯着衙门口那只木匣子，谁也不敢上前。木匣巴掌大小，乌沉沉的颜色，像是从哪个旧箱子底下翻出来的老物件，四角包着铜片，已经长了绿锈。匣子端端正正摆在门槛正中央，仿佛有人半夜里用尺子量过距离。
新任县令张毅披着外衣出来时，人群已经围了三层。他今年三十出头，原在陇右做了一任县丞，因得罪了上峰被发到乐平这地方补缺。说是升官，其实是发配，他心里清楚得很。乐平这地方，山高皇帝远，乡绅士族盘根错节，前任县令干了不到两年就告病还乡，据说是被本地人硬生生挤走的。
“大人，有血。”刑曹参军周戈已经蹲在木匣旁边，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周戈是个干瘦的中年人，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看人的时候总像在审讯。他在乐平县衙干了十二年，熬走了三任县令，本地人对他又敬又怕，敬的是他断案如神，怕的是他六亲不认。张毅来上任第一天，周戈就给他递了一份名单，上面写满了本县有头有脸的人家，末了只说了一句话：“这些人，都得防着。”
血是从木匣的缝隙里渗出来的。不多，几滴，已经干了，印在青石板上像几片深褐色的落叶。张毅蹲下身，示意周戈打开。周戈从袖中掏出一方帕子垫在手上，小心翼翼掀开匣盖。
人群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木匣里垫着一块暗红色的锦缎，缎面上卧着一只耳朵。人的耳朵。耳廓完整，耳垂圆润，切口齐整得像是用极锋利的刀刃一气割下。因为时间久了，已经风干萎缩，颜色变得像陈年的腊肉，但形状轮廓清晰可辨。最引人注目的是耳垂上那个针眼大的小孔——那是穿耳洞留下的痕迹，说明这只耳朵的主人是个女子。
周戈面不改色，伸手将耳朵轻轻翻过来。耳后那一面，皮肤上隐约可见一道淡淡的印记，像是胎记，又像是旧伤疤。他盯着那印记看了片刻，忽然抬头看了张毅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意味。
“大人，”周戈压低声音，“这只耳朵，属下认得。”
他不再多说，只是从匣底拈起一张纸条来。纸条只有两指宽，纸质粗糙，像是从什么账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行字，墨迹潦草，但笔锋狠厉，几乎戳穿了纸背——
“宋门丑闻。”
四个字，像四根钉子，把所有人的呼吸都钉在了喉咙里。
张毅接过纸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问周戈：“宋门？哪个宋门？”
周戈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朝人群外望了一眼，目光越过那些伸长脖子的百姓，落在远处一道灰蒙蒙的天际线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低得只有张毅能听见：“大人初来乍到，有所不知。五年前，本县有一桩轰动全府的案子，虽然没进公堂，但在街头巷尾传了好几年。案子的主角，是前任乐平县令郑崇敬的幼女，和绛郡太守宋伯安。”
张毅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郑崇敬，乐平县的上一任父母官，在任五年，官声不错，但去年冬天忽然暴病身亡，死的时候才四十六岁。他死后，妻子改嫁，儿子远走他乡，偌大的郑府如今只剩一个哑巴女儿守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附近的邻居都说那宅子里闹鬼。
而宋伯安这个名字，张毅更是早有耳闻。绛郡太守，正五品，年富力强，据说在京中颇有靠山，升迁在望。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死去的七品县令，一个是风头正盛的郡守，怎么会牵扯到一起？
周戈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叹了口气，说出一段往事来。
五年前，郑崇敬还在任上，膝下有一女，闺名观音，年方十四。郑崇敬一心想攀高枝，托媒人牵线，将女儿许配给了当时还在绛郡做别驾的宋伯安。宋伯安比郑观音大了整整十六岁，但门第显赫，郑家觉得自己高攀了，欢天喜地地把女儿送进了花轿。
婚事办得风光，整个乐平县城都轰动了。可谁也没想到，新娘子嫁过去不到三个月就被送回了娘家。宋家给出的说法是郑氏身体不好，需要回娘家调养。但街头巷尾都在传，说是宋伯安嫌弃郑氏年幼不懂事，婆媳之间又闹得不可开交，根本容不下她。
郑崇敬觉得丢尽了脸面。女儿被送回，既没有休书，也没有和离文书，名分上还是宋家的人，但实际上已经被夫家弃如敝履。他琢磨了半年，终于下定决心要给女儿另寻一门亲事。消息传出去，媒人还没上门，郑观音先做出了反应。
她在自己的闺房里，用一把裁纸刀，割掉了自己的左耳。
那一年，她十五岁。
血流了半床，丫鬟推门进来时吓得当场昏死过去。等郑崇敬赶到，女儿已经用帕子捂住伤口，面色惨白地坐在血泊里，另一只手蘸着血，在墙上写了四个字。
“誓死不嫁。”
消息传开，整个乐平炸了锅。有人说她是贞洁烈女，应该上报朝廷旌表。有人说她是疯癫入魔，丢了郑家八辈子的脸。也有人说，她是被夫家逼的，宋家那潭水，深得很。但不管怎么说，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敢上门提亲。郑观音从此闭门不出，五年里没迈出过郑府大门一步，渐渐被人遗忘。
周戈讲完这段往事，目光重新落回那只风干的耳朵上，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
“大人请看，这耳后的印记，是当年割伤留下的疤痕。整个乐平县，只有一个人缺这只耳朵。”
张毅握紧拳头，指节捏得发白。他盯着那只耳朵看了很久，忽然问了一句：“郑崇敬去年冬天暴病身亡，死因可有可疑之处？”
周戈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随即垂下眼帘，低声道：“郑崇敬死前那段时间举止异常，深居简出，满口胡话，大夫说是痰迷心窍。但具体如何……属下不便妄言。”
“那就去查。”张毅站起身，把那张写着“宋门丑闻”的字条折好揣进怀里，“先去看一看那位割耳明志的郑小姐。”
衙役们驱散了围观的人群。周戈提了木匣，跟着张毅往城东走去。路上经过菜市口时，张毅注意到一个卖绣品的老妇人正坐在摊子后面哭，周围几个妇人正围着安慰她。张毅没在意，加快了脚步。
郑府坐落在城东最偏僻的那条巷子里，门楣上的匾额已经褪了色，“郑府”两个字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门口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也不知是天灾还是人为。周戈上前叩门，过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门才从里面打开一条缝。
开门的是个老仆，年近七旬，眼神浑浊，见了官差也不慌张，只是慢腾腾地打开了门。张毅踏进院子，第一眼看到的是满院的荒草。秋深了，枯黄的草茎齐膝高，风一吹就飒飒作响。正堂的门窗紧闭，廊下的灯笼已经破烂不堪，整个宅子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和死气。
郑观音住在西厢房。老仆领着张毅和周戈穿过回廊，在一扇紧闭的房门前停下，抬起枯瘦的手敲了三下。里面没有回应，老仆也不等，直接推开了门。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窗户都用厚布遮着，只有门外的天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一个瘦削的身影上。郑观音坐在靠窗的榻上，背对着门口，一头黑发没有梳髻，直直地垂到腰际。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襦裙，从背后看去，身形单薄得像一片纸。
老仆开口说：“小姐，县衙来人。”
那身影没有动。过了很久，她才缓缓转过身来。
张毅看见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五官清秀端正，但眉眼间没有任何表情，像一潭死水。她的左耳处，原本应该长着耳朵的地方，只剩下一道扭曲的疤痕，像一条蜈蚣趴在鬓角下面。她没有用头发遮掩，就那么明晃晃地裸露着，仿佛那道疤是她身上最不值得在意的东西。
“郑小姐，”张毅拱手行礼，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和，“在下乐平县令张毅，冒昧登门，有一事相询。”
郑观音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她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不正常，像是黑夜里两点幽冷的烛火。
周戈上前一步，将那只木匣放在桌上，打开匣盖，露出里面的东西。他盯着郑观音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郑小姐，你可认得此物？”
郑观音的目光落在木匣里，停住了。
她盯着那只风干的耳朵，看了很久，久到张毅以为她不会回应了。然后，她忽然抬起右手，伸出食指，慢慢指向自己的左耳处那道疤痕。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指认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东西。
接着，她笑了。
那笑容浅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只是在嘴角弯起一道极细微的弧度。张毅见过许多人在面对恐惧时的反应——尖叫、哭泣、发抖、昏厥。但他从没见过一个人在看见自己被割下的耳朵时，露出这样的笑容。
平静，坦然，甚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满足。
张毅心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寒意。他强压住这种感觉，继续问道：“这只耳朵今晨被人放在县衙门口，随附的字条上写着‘宋门丑闻’四个字。郑小姐可知道是何人所为？”
郑观音收回了目光。她转过身，重新面对墙壁，不再看他们。然后，她伸出右手食指，蘸了一下榻边矮几上茶杯里的残水，开始在墙上写字。她的手指在灰白的墙面上滑动，一笔一划，写得很慢，但笔画清晰有力。
“信在途，人将死。”
六个字，水渍在墙面上微微泛光，然后开始慢慢变淡消散，像是在催促什么，又像是在预告什么。
张毅瞳孔一缩，刚要追问，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衙役跌跌撞撞冲进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大人，大人！不好了！西坊绣娘王婆，在家里悬梁自尽了！她死前收到一封信，信里写了她当年和人有私情的丑事，街坊邻居都看见了！”
张毅猛地转头看向周戈，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一个词。
匿名信。
而墙上的那六个字，水迹已经干了大半，只剩下“人将死”三个字的残痕，在昏暗的房间里隐隐发亮，像一句咒语，刚刚开始应验。
门外，秋风卷过荒草丛生的院落，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张嘴在窃窃私语。那只木匣里的耳朵静静地卧在锦缎上，耳后的疤痕在暗影中若隐若现，仿佛在提醒所有人——
有些秘密，割不掉，也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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