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丁制药的总部坐落在黑泽港东郊的拉塞尔科技园区，是一栋十二层的玻璃幕墙建筑，外立面在阳光下反射出冷调的蓝灰色光泽。这家公司是阿美利亚联邦最大的非专利止痛药生产商之一，市值超过四百亿联邦元，每年向全国各大医疗系统和连锁药房供应数以千万计的止痛类药品。静息胶囊只是他们庞大的产品线中一个不起眼的分支——至少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上是这样写的。
艾德里安把车停在园区访客区，步行穿过一片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走进了总部大楼的旋转门。前台接待区大得可以容纳一个小型音乐厅，水磨石地面上嵌着奥丁制药的环形logo，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任何医院都不会陌生的消毒水气味——也许是为了暗示专业和洁净，也许只是因为整栋楼的空调系统都用了同一种清洁剂。
他没有预约。通常情况下，缉毒署探员到访一家制药公司需要提前通过联邦药监局协调，走一套繁琐的跨部门流程。但艾德里安今天不打算走流程——他用的是缉毒署针对管制物质调查的紧急查询权，可以直接调取任何与疑似非法药物相关的生产和物流记录。
前台接待员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年轻男人，看到缉毒署证件之后脸色微微变了一下，然后迅速拨通了法务部的内线电话。大约十五分钟后，一个名叫玛格丽特·韦恩的中年女人出现在大厅里，自称是奥丁制药的合规部总监。她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浅灰色的套装没有一丝褶皱，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份被精心校对过的合同文书。
“克罗斯探员，”韦恩伸出手，笑容专业而冷淡，“我们非常重视执法部门的任何查询。但在您调取任何文件之前，我需要确认您的查询权限范围。奥丁制药是一家严格遵守联邦药品管理法规的企业，我们的每一项生产和物流操作都在药监局的监管之下。”
“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艾德里安收回证件，语气平稳，“我只需要查两种东西——静息胶囊过去十八个月内所有批次的生产记录，以及这些批次从出厂到终端药房的完整物流单据。”
韦恩的笑容没变，但她的眼睛后面有某种东西迅速闪了一下。那不是慌张，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合规官在听到一个危险提问时，本能地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的反应。
“静息胶囊是一种膳食补充剂，不属于处方药管理范围，”她一字一顿地说，“它的成分表是公开的，主要包含褪黑素、镁和几种草本提取物。我们不确定为什么缉毒署会对一款膳食补充剂产生兴趣。”
“因为我们在九个药物过量死者的床头柜上都发现了这款膳食补充剂，”艾德里安说，“而实验室的成分分析显示，这些死者服用的静息胶囊里含有芬太尼类似物——一种药效是医用吗啡五十倍的合成阿片。这批药不是你们的官方产品，就是有人利用你们的供应链往市面输送了假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都需要看到生产和物流记录。”
韦恩沉默了大约五秒钟。在这五秒钟里，大厅里的背景音乐还在流淌，某个轻柔的钢琴曲，和此刻气氛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比。
“我需要请示法务部门，”她最终说，“您可以在二楼的会议室稍等。”
艾德里安在会议室里等了将近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他注意到走廊里有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来回走了三趟，每一次都会在会议室门口稍微放慢脚步，透过磨砂玻璃往里瞥一眼。他的手机信号在进入会议室之后降到了只剩一格，不知道是建筑结构的屏蔽效应，还是某种故意的信号干扰。
当会议室门终于再次打开时，进来的不止玛格丽特·韦恩一个人。她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形高大，头发灰白，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枚奥丁制药的环形徽章。韦恩介绍说，这是奥丁制药的运营副总裁，德里克·科尔。
科尔的笑容比韦恩的更加自如，带着一种企业高管特有的、让人无法判断真诚与否的亲和力。他坐下来，把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推到艾德里安面前，姿态放松得像是来参加一场老朋友的聚会。
“克罗斯探员，首先我想表达我们公司对那九位死者的深切哀悼，”科尔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像是在念一篇精心撰写的公关声明，“其次，我需要坦率地告诉您——奥丁制药在六周前已经主动向联邦药监局提交了一份关于静息胶囊市场流通异常的内部调查报告。”
艾德里安的眉毛微微扬起。这是一个他没有预料到的回答。
“六周前？”
“是的，”韦恩补充道，把一份装订整齐的文件夹放在桌面上，“我们在常规的市场抽检中发现，黑泽港及周边三个城市的某些药房里出现了静息胶囊的非授权批次。这些批次的包装和我们的正品几乎完全一致，但批次编号和我们的生产记录对不上。我们初步判断是有人利用回收的真品包装，灌装了假药之后重新投入市场。”
“你们的结论是假药，”艾德里安翻开文件夹，快速浏览了几页，“但你们没有报警。”
“这是一个品牌保护问题，不是公共安全问题——至少在我们的判断中是这样，”科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们承认，这可能是公司在决策上的一个错误。我们当时担心报警会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恐慌，影响公司的股价和品牌声誉。所以我们选择了内部调查，同时加强了渠道管控。但我们没想到，这些假药会直接导致死亡。”
他顿了一下，向前倾了倾身，语气变得更加恳切。
“现在您来了，我们愿意全力配合缉毒署的调查。我可以立刻让人准备生产记录和物流单据。但我想提前说明一件事——我们内部的调查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嫌疑人。”
“谁？”
“我们的物流主管，名叫维克多·雷恩。”科尔的表情变得凝重，“他在三周前，在我们即将完成内部调查的时候，在前往灰石镇的州际公路上遭遇车祸，当场死亡。他的车撞破了护栏，翻进了山谷里。警方在残骸中找到了大量现金和几箱未贴标的静息胶囊，判断他可能是在仓皇出逃。”
艾德里安的手指在文件夹上停住了。
三周前。灰石镇。州际公路。
那是他去灰石镇见格伦·哈洛伦的同一条公路。如果维克多·雷恩是在那条路上出的事，那么他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同一片区域里，与一个真相擦肩而过。
“维克多·雷恩的尸检报告呢？”
“由州警处理，”韦恩说，“我们可以帮您调取。”
“不需要，我自己调。”艾德里安站起来，“生产记录和物流单据，我希望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达缉毒署东区分局。如果超时，我会申请强制执行令。”
科尔和韦恩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点头。
走出奥丁制药总部大楼的时候，艾德里安的手机信号终于恢复了满格。他站在停车场里，给分局的技术组打了个电话，要求调取维克多·雷恩的车祸报告和尸检档案。二十分钟后，技术组回电话了，语气有些异样。
“克罗斯探员，维克多·雷恩的车祸档案在州警系统里被人调取过，”技术员说，“不是我们的人。调取记录显示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终端，时间是三周前。但调取人的身份信息被屏蔽了。”
“联邦调查局？”
“不完全是。终端编号确实属于联邦调查局体系，但具体分配到的部门是一个已经解散了的特别调查组——就是八年前调查过韦斯特伍德综合医院止痛药案件的那个小组。”
艾德里安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
格伦·哈洛伦所在的特别调查组，八年前就解散了。一个解散了八年的部门的终端编号，怎么会在三周前重新激活，去调取一份和当前案件密切相关的车祸档案？
只有一种解释。有人拥有这个编号的权限，或者有人费尽心机搞到了这个编号的使用权。
而这个人，要么是真正的格伦·哈洛伦——那个灰石镇的白发老人——要么是那个在莉娅诊所里冒充哈洛伦的男人。
要么，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
他回到车里，没有立刻发动引擎。他拿出手机，翻了翻莉娅的社交媒体动态。她的账号不多，只有一个半废弃的个人主页，偶尔发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文章链接。但在他翻到三年前的一条动态时，他的手指停了下来。
那是一张照片，拍摄于某场心理学会议的现场。照片里莉娅站在讲台上做报告，背景屏幕上显示着她的演讲题目——“数字时代受众心理学：社交媒体影响者的人格构建模式”。照片的角落里，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有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张面孔虽然像素不高，但轮廓他认得——宽阔的肩膀、花白的头发、金边眼镜。
是那个自称格伦·哈洛伦的男人。
三年前。比莉娅说她开始为“格伦·哈洛伦”做心理评估的时间，还要早三年。
艾德里安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闭上了眼睛。
如果她在这个男人身上已经花了至少六年的时间，如果她从三年前就已经在研究社交媒体影响者的人格构建模式，如果她和凯登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加密硬盘里最早的那个视频——五年前的日期戳——
那么在他们的婚姻刚刚开始的第二年，在那些他以为自己正在逐渐了解她的日子里，她已经在搭建一个他完全看不到的世界。
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随机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的。包括他和她的相遇。
包括这张婚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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