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格丽特医院儿童活动室的挂钟指向下午四点四十分时，马库斯·韦勒提前结束了志愿辅导。
这是他在这家医院做志愿者三年来第一次提前离岗。负责志愿者管理的护士长——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中年女人——在他签退时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韦勒对她露出了那个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说今天有些头疼，想早点回去休息。护士长点点头，在签到表上勾了一个“早退”的符号，没有多问。
韦勒走出医院侧门时，北安普敦老城区的街道正被一层薄薄的夕光笼罩。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了三段街巷，穿过一座废弃的天主教堂后的小巷，走进了教堂背面那条几乎没有行人的石板路。他的步伐不急不缓，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但他的左手每隔大约四十秒就会按压一下右手虎口处的旧伤疤。
他在教堂的石阶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老旧的翻盖手机——不是智能手机，没有定位功能，没有网络连接，只有基本的通话和短信。他打开通讯录，里面只存了三个号码，全部没有名字，只有字母编号：A、B、C。
他拨通了C。
响了六声后，对面接了起来。一个粗重的男声，背景里有某种机械运转的轰隆声——可能是码头集装箱吊机，也可能是某个地下工厂的排风扇。
“我需要搬一次家。”韦勒说，声音平稳，没有寒暄，“时间提前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那个男声带着一丝压抑的恼怒响起：“提前多久？”
“越快越好。有人找到了我。”
又是沉默。这一次更长——足足十秒。机械的轰隆声在背景里持续不断，像某种巨大生物的呼吸。然后那个男人说了一句话，让韦勒握着手机的指关节瞬间泛白。
“找到你的人，是那个法学教授，还是泰瑞尔家的那个女儿？”
韦勒没有回答。他用左手拇指再次按压右手虎口的伤疤——这一次按得格外用力，直到皮肤边缘微微发白。电话那头的男人似乎从他的沉默中读出了答案。
“两个都找到了你。”
“是的。”
“他们有什么证据？”
“没有。”韦勒说，“那个女人跟了我三年，什么也没拿到。那个教授——他只是在试探。他没有任何可以交给警察的东西。”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极细微的波动，“但他们知道我的新身份。新的社保号码。每周三的活动规律。”
电话那头的男人发出了一声从鼻腔里挤出的短促气息，不是笑，是某种被压抑了太久的、即将溢出阀门的暴怒。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这次的身份毫无瑕疵，背景调查过不了任何异常。你说你选了最安全的城市——新阿瓦隆，北安普敦，到处都是法学院和法官，没有人会在这里找一个不起眼的志愿者。结果呢？一个法学教授——一个蹲过监狱的法学教授——在儿童活动室堵了你。”
“这不是重点。”韦勒的声音依旧平稳，但他的手指正在将翻盖手机的铰链捏得咯吱作响，“重点是那个教授——艾伦·克劳馥——他五年前杀了人。”
电话那头的轰隆声忽然停了。像是操作机器的人关掉了某个开关，或者走出车间关上了门。背景变得死寂，只剩下通话频道里细微的电流嘶嘶声。
“你说什么？”
“克劳馥，艾伦·克劳馥。”韦勒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咀嚼某种味道陌生的食物，“他因电信欺诈入狱，但雾港区警局的一名探长花了五年时间追查他与一桩码头凶杀案的关系。案件没有起诉——证据不足——但探长从未放弃。他每周都会去联邦拘留中心与克劳馥会面，在会见室里对坐，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持续了整整四十一个月。档案里有记录。”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在你们的系统里有朋友。”韦勒说，没有进一步解释。他将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用肩膀夹着，腾出左手在教堂石阶上用手指画着看不见的线条，“那个教授杀死的人，是泰瑞尔家的父亲。”
电话那头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当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时，语调变了——不再是暴怒或压抑，而是一种冰冷而审慎的计算。
“那么泰瑞尔家的那个女儿——她知道吗？”
“她知道。”韦勒说，“但她没有报警。也没有用任何手段报复克劳馥。相反，她和他一起出现在了这家医院。这意味着她选择了某种超出我理解范围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什么方式？”
韦勒没有回答。他望着石板路尽头那扇褪了色的教堂彩窗，彩色玻璃上描绘的圣母像已经被岁月侵蚀得面目模糊，只剩下一只残缺的手掌，无声地伸向虚空中某个早已消失的光源。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但我不能让这两个人继续活着。不是因为他们掌握证据——他们没有。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种我不理解的东西。”
电话那头的男人呼出一口长气。“你要我做什么？”
“安排一场意外。那个教授目前住在新阿瓦隆雾港区，每天傍晚从公共图书馆步行回公寓，经过一段废弃的铁路路基。路基旁边有一排年久失修的集装箱吊臂——其中一台已经锈穿了底座。把它推倒。”韦勒的声音平稳如常，仿佛在陈述一份天气报告，“至于泰瑞尔家的那个女儿——她习惯在周三午夜独自去北安普敦码头，站在一个废弃灯塔前面，对着海风说话。那里没有监控。”
电话那头再次陷入沉默。这一次持续了将近二十秒。然后那个男人说了一句话，让韦勒的瞳孔在夕阳下微微收缩。
“你动手之前，最好先弄清楚——那个教授当初为什么杀泰瑞尔。如果他杀的是你的敌人，那么他可能是你的朋友。”
韦勒合上翻盖手机，在教堂石阶上坐了很久。夕阳将他的影子长长地投在石板路上，像一条正在缓慢融化的黑色液体。他的左手拇指仍然按压着右手虎口的伤疤，力道一次比一次轻，像是在安抚一个已经沉睡多年的警报。
他忽然想起莉莉·泰瑞尔。不是那个十三岁的白血病女孩，而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她穿着病号服站在消防通道的门口，逆着走廊里的光，看起来像一个正要走进门的阴影。她没有尖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看他的脸。她只是用那双被化疗耗尽力气的手在消防门的铁皮上用手指画了一个图案。
一扇门。
她画完之后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推开门，走入了门外北安普敦初春的暮色。
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她。事后他反复回忆那个场景，试图确定她当时的表情是恐惧还是顺从。但他最终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因为那张脸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种沉静的、过早降临的、不属于任何十三岁孩子应该有的坦然。
而在消防门铁皮上被她用手指画出的那扇门——第二天就被医院重新刷漆覆盖了。
韦勒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沾着的灰色石屑。他将翻盖手机放入口袋，沿着石板路向老城区深处走去。走了约两百米后，他在一座独栋房子前停下。
他的房子和整条街上任何一栋退休老人独居的房子没有任何区别：灰白色外墙，门前台阶上摆着三盆已经枯萎的天竺葵，窗帘是米黄色的，密实地遮住所有窗户。他推开铁栅栏门的铰链，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锈蚀摩擦声——这是他的预警系统，如果有人夜里翻过栅栏，这个声音会立刻惊动他卧室里的监听器。
他走进客厅，打开灯。
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不是温馨的暖光，而是那种色温超过6000K的、接近手术室灯光的冷白光。在这个光线下，客厅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形。沙发上的靠垫摆放得整整齐齐，茶几上没有任何杂物，地板上一尘不染。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的复制油画，玻璃画框在冷光下反射着锐利的反光。
但整栋房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占据了餐厅整面墙的软木板。
软木板上钉着至少六十张照片。全部是女童。年龄从五岁到十五岁不等，穿着的衣服跨越不同年代——有的穿着九十年代风格的碎花连衣裙，有的穿着两千年初流行的牛仔背带裤，有的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每张照片下方都用红色图钉钉着一条手写的标签，上面标注着姓名、日期和地点。
索菲·克莱因，6岁，1999年11月，北安普敦。莉迪亚·霍尔特，8岁，2001年2月，新阿瓦隆。玛格丽特·吴，7岁，2002年7月，雾港区——
韦勒在软木板前站了片刻，目光从第一排第一张照片开始逐行扫过。他的嘴唇轻轻蠕动，像是在默念每一个名字。然后他的目光停在最后一排的那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圣玛格丽特医院病号服的女孩，坐在窗台上，逆光的角度让她的面容模糊不清，但可以看见她的右手手指上沾着淡蓝色的颜料。
标签上写着：莉莉·泰瑞尔，13岁，2010年3月11日，北安普敦。
他伸出手，将这张照片从软木板上取下来，放在茶几上。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只金属打火机，打火。
火焰在冷白色灯光下呈现出一种几乎透明的淡蓝，舔舐着照片的边缘。纸片开始卷曲、变黄、焦黑，火势从边缘向中心蔓延，即将吞噬那张模糊的女孩面孔。
但就在火焰接触到莉莉手指上的蓝色颜料时，韦勒的手指猛地一颤。他将打火机扔进烟灰缸，用手掌将照片上的火焰拍灭。焦黑的纸片在他的掌心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灼痕。
他不能烧掉这张照片。不是因为任何理性原因——他可以在下一秒钟将这张照片连同一整面软木板上的所有照片全部焚毁，然后搬去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另一个从未听说过马库斯·韦勒这个名字的地方。他对此早有准备。
但他不能烧掉这张照片。因为莉莉·泰瑞尔是他所有受害者中唯一一个画了一扇门之后自己走进暮色的人。她从未真正被带走。她只是消失了。像水消失在水里，像雾消失在雾中。十九年了，他仍然无法确定自己在那个三月傍晚到底是捕猎者，还是猎物。
他将烧焦了一角的照片翻过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然后走到厨房，打开了水龙头。冷水冲在掌心的灼痕上，疼痛在他神经末梢上跳动，像一条正在苏醒的、休眠了太久的记忆。
他抬头望着厨房窗外北安普敦老城区的暮色，忽然想起那个法学教授在活动室里对他说的一句话——
“她有的是时间。她会继续看着你。每一个周三。”
韦勒关上水龙头，用毛巾擦干手。他走到那面软木板前，从第二排取下了一张新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大约七岁的女孩，戴着毛线帽，正在圣玛格丽特医院儿童活动室里搭积木。照片拍摄于今天下午，角度是从上往下——是他在帮女孩搭积木时，用藏在志愿者背心口袋里的微型相机偷拍的。
他在照片下方钉上了一条崭新的标签，用笔在标签上写下日期和时间。
然后他拨通了翻盖手机上的号码A。
“准备一个新身份，”他说，“周五之前。”
挂断后，他将手机放在茶几上，看着那张被烧焦了一角的莉莉·泰瑞尔的照片。焦黑的部分恰好遮住了她的脸。只剩下那只沾着蓝色颜料的右手，依旧完好无损地、安静地伸展在照片的边缘。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