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马雷克之死

克拉斯特南郊的加油站坐落在通往科斯塔港的沿海公路与一条废弃省道的交叉口上，四周是休耕的麦田和几排半枯的白杨树。加油站的便利店已经停业，橱窗上贴着褪色的饮料广告，停车场的水泥地面裂成了不规则的拼图。戴维和埃利奥特就在这里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莉迪亚将面包车拐进加油站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戴维。他站在便利店门口的遮阳棚下面，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她不记得戴维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第二眼看到的是埃利奥特。他坐在便利店门前的塑料椅上，右腿伸直，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的绷带已经被渗液浸成了深黄色，周围的皮肤红肿发亮。

她熄了火，推开车门。埃利奥特抬起头看她，脸上的表情不是惊喜，而是一种被高烧和疼痛折磨后残留的固执。他嘴唇干裂，颧骨上的皮肤因为脱水而绷紧，但眼睛还亮着，和在地下水渠里发现他时一模一样。

“抗生素。”莉迪亚蹲下来检查他的伤口，手指刚碰到小腿皮肤就感觉到了滚烫的热度，“伤口感染了。你得去医院。”

“诺瓦利亚每一家医院都接到了内政部的通缉令。”埃利奥特说，声音沙哑但逻辑清晰，“你的名字、我的名字、米拉的名字、戴维的名字——他们把我们四个人列成了一个犯罪集团。去医院等于自首。”

“那就找黑市医生。”莉迪亚转向戴维，“尤里在港口区给我留过一个紧急联系号码，说如果我们需要不能在正规医院处理的东西，就打那个号码。”

戴维将没点燃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折成两截扔进垃圾桶。他的眼窝深陷，凌乱的金发已经出油打绺，但眼神依然精准而清醒。“我已经打过那个号码了。尤里说可以安排，但黑市医生在老城区，现在老城区每一个路口都有内政部的临时检查站。他们在搜我们。”

“检查站查什么？”

“查身份证。查车辆后备箱。查任何看起来像外国人的面孔。”戴维顿了一下，“尤里还说了另一件事。马雷克·科瓦奇的名字今天早上被加入基金会悬赏名单了。之前没有他，是因为基金会以为他死了。现在他在化工厂的视频被传出去了，全世界都看到了他还活着。基金会不想让他继续活着。”

莉迪亚转头看向面包车。马雷克还蜷在后座上，淤肿的左眼在车窗玻璃后面像一枚坏掉的紫色水果。她收回目光，强迫自己在脑海中重新排列所有选项。抗生素，不能去医院，黑市医生在老城区，老城区每条街都有检查站。四个人全部被通缉，唯一没被认出来的只有——索菲亚。

那个老妇人。那个在她入住第一天就提醒她“别去巷子尽头咖啡馆”的房东。那个把侄女手绘平面图保存了多年、在深夜给她留热汤的老人。索菲亚的面包店就在老城区，和黑市医生的地址只隔了三条街。

“我去。”莉迪亚说。

“你不能进老城区。”戴维立刻反对，“你的脸已经被基金会和内政部放到每一块新闻屏幕上循环播放了。那个化工厂视频拍得太清楚了，你走进老城区不到五分钟就会被认出来。”

“所以我不进去。”莉迪亚从车里翻出那个旧背包，拿出索菲亚留给她的铜钥匙。钥匙上还拴着那个刻有房间号的小木牌，木牌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我让索菲亚送出来。她每天早上六点开门烤面包，如果我在六点前打电话给她，请她帮忙买药，以送面包的名义出城——检查站不会拦一个卖了三十年面包的老太太。”

戴维看着她，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

傍晚时分，莉迪亚拨通了索菲亚公寓的座机号码。电话响了很久，久到她开始担心老妇人不在家。然后听筒被拿了起来，那个熟悉的嗓音在另一端响起，带着轻微的沙哑和诺瓦利亚语特有的浑厚元音。

“索菲亚，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莉迪亚在沉默中听到了收音机里播放着的诺瓦利亚老歌，和她在公寓里听过的那首一模一样。

“美国姑娘。”索菲亚说，语气既不像惊讶也不像愤怒，只是陈述事实，“你的照片现在挂满了克拉斯特每一根电线杆。他们说你是恐怖分子。”

“我不是。”

“我知道。”索菲亚的回答没有犹豫，“面包店橱窗的电视从早上开始就在放你的视频。我看了七遍。视频里你开枪打的是柱子，不是人。那个被铐在暖气管上的男孩，我认识他——他是马雷克·科瓦奇，我侄女崇拜的那个编程天才。他看起来快被人打死了。”老妇人停了停，收音机里的歌声填补了短暂的空白，“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莉迪亚闭上眼睛，感到一阵滚烫的酸涩从喉咙涌上来，但她压住了。“我有一个弟弟，腿上的伤感染了，需要抗生素——头孢曲松，或者任何广谱抗生素，口服或注射都可以。黑市医生在老城区卡普街七号，尤里已经付了钱，药准备好了。但老城区每条街都有检查站，我们进不去。需要有人把药取出来。”

“送到哪里？”

“南郊旧加油站。沿海公路和省道的交叉口。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我儿子在那里加过油，三十年前的事了。”索菲亚的声音里忽然多了一丝微弱的笑意，但转瞬即逝，“卡普街七号。我知道那个地址。那不是正经诊所，是个在冷冻库里做手术的地方。我侄女失踪之后，我去过那里一次，想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她。老板把我赶了出来，说他们从来不做人口生意。”

“你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那年我六十岁。”

莉迪亚握着话筒，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索菲亚在她住进去的那几天里，一直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老妇人——擦铜烛台、熬燕麦粥、听收音机。但在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举动下面，她早已不是普通人。她是一个侄女被基金会掳走却无能为力的姑妈，是一个把启明星学院平面图保存了多年只等一个机会的老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索菲亚说，“你今天早上发的那个广播——那些数据。有人把里面的个人隐私全部拆出来放到了网上。我的名字也在里面。”

莉迪亚的心脏收紧了一寸。索菲亚的名字出现在数据库里，说明基金会曾经将她也列入了监控范围。很可能是因为她的侄女。

“对不起。”莉迪亚说，“我没有想到他们会——”

“我不是在责怪你。”索菲亚打断了她，“我是想告诉你，今天下午有人来面包店找我。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穿得很体面，说话像律师。他告诉我，如果我在电视上说一句‘美国黑客泄露了我的隐私’，他就会给我一笔钱，数目不小。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了。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拿外套。然后我上楼，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从后窗翻了出去，在老城区的小巷里逛到天黑才回来。”

莉迪亚在电话这头笑了一声，笑声是颤抖的，但没有哭。

“明天清晨六点前。”她说，“卡普街七号。药的名字我会发短信给你。你拿到药之后，装进面包纸袋里，开车出城往南。如果有人拦住你，就说去给科斯塔港的渔民送面包——他们每周四都会订你的黑面包。”

索菲亚没有回答。话筒里传来她缓慢起身时椅子的咯吱声，收音机被关掉，房间陷入安静。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用刻刀刻在木板上。

“我等你弟弟活着离开这个国家。”

通话结束。莉迪亚放下手机，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发抖。她转头看向加油站停车场。埃利奥特靠在塑料椅上睡着了，额头上的汗珠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马雷克从面包车里爬了出来，正坐在车门槛上用唯一能睁的那只眼睛看着西沉的太阳。戴维在引擎盖前支开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光照着他的脸，表情越来越凝重。

“又怎么了？”莉迪亚走过去。

“刚才索菲亚说的那个律师。”戴维把屏幕转过来，“不是基金会的。我查了诺瓦利亚律师协会今天的出勤记录——今天下午，全国有超过四十名律师同时联系了紧急广播数据库中出现的个人隐私受害者，提出代理索赔诉讼。不是基金会派的人，是真实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不是在帮基金会洗地，他们是真的看到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集体诉讼？”

“对。诺瓦利亚隐私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公民有权向泄露方索赔。法律条文本身是好的，但被他们利用了——索赔的对象不是基金会，是我们。因为我们才是实际执行推送的人。四十家律师事务所，都在抢着做这单生意。最快的一家已经在今天下午向克拉斯特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原告有六十三人，索赔总额一千二百万诺瓦利亚盾。”

莉迪亚看着屏幕上那份起诉书的扫描件。原告名单第六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她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过视频，控诉女儿的学校信息被泄露。第三十一行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名字，登记职业是科斯塔港码头工人——可能就是那个在C-7号仓库砸门的人。她从头看到尾，然后合上了屏幕。

“我不怪他们。”她说，“他们的信息确实被公开了。不管原始数据是谁采集的，最终推送是我们做的。他们有权利告我们。法律就是法律。”

戴维沉默地看着她。夕阳完全沉入了麦田尽头的天际线以下，天空从橘红变成深紫，再变成墨水蓝。加油站的旧灯柱自动亮了起来，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忽明忽暗的白色冷光，把四个人的影子投在裂开的水泥地面上，像一幅被撕碎又勉强拼在一起的炭笔画。

凌晨四点，莉迪亚被一阵急促的震动惊醒。她蜷在面包车后座上睡了不到两个小时，颈椎酸痛，口干舌燥。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号段。

她接起来。

“是我。”索菲亚的声音，但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呼吸声重，像是在快步走路，“药拿到了。我现在在车上。但你得知道一件事——卡普街七号今天凌晨被抄了。不是警察，是基金会的人。他们比我先到，带走了医生和所有药品。我赶到的时候，卷帘门开着，里面是空的。”

“你没事吧？”

“我没事。但他们带走了所有抗生素。所有。包括头孢曲松、阿莫西林、环丙沙星——全部。冷冻库被搬空了。”索菲亚的呼吸声在电话里停顿了片刻，然后她说了一句让莉迪亚从后座上弹起来的话。

“但医生在冷冻库后面的垃圾桶里塞了一盒药。他在被带走之前把它藏进去了。我拿到了。不是头孢曲松，是另一种药，盒子上写的是——氯霉素。”

莉迪亚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氯霉素。她知道这种药。二十世纪的老牌广谱抗生素，在现代医学中因为严重的副作用——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抑制——早已被大多数国家限制使用。但在黑市上，它仍然存在。因为便宜，因为能治一切细菌感染，因为对于没有选择的人来说，副作用是生存之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盒药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莉迪亚问。

话筒里传来索菲亚翻看纸盒的声音。“一九九三年。过期了三十年。”

沉默。加油站灯柱的电流声在寂静中嗡嗡作响。莉迪亚望向窗外，埃利奥特靠在一棵白杨树下睡着，右腿伸直，红肿还在蔓延。他的体温在凌晨凉风中依然偏高，戴维每隔一个小时就会用湿毛巾给他擦一次额头，但热度不退。

过期三十年的氯霉素。要么它失效，和糖片没什么两样。要么它仍然有效，但副作用会让埃利奥特的骨髓停止制造血细胞。无论哪种结果，都不是她能接受的。

但眼下没有第三种选择。

“送来。”她说，“我等你。”

凌晨五点四十分，一辆褪色的蓝色小皮卡出现在通往加油站的土路上。索菲亚穿着一件厚呢子外套，从驾驶座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棕色面包纸袋。纸袋里除了面包，还有那盒印着一九九三年生产日期的氯霉素。

她将纸袋递到莉迪亚手里，然后抬头看了一眼靠在树下发烧的埃利奥特，看了一眼坐在车门槛上满脸淤血的马雷克，看了一眼引擎盖前不停敲键盘的戴维。她看着这群在加油站里蜷缩了整夜的外国人，灰色弹珠般的眼睛里没有怜悯，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深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疲倦。

“我侄女叫伊琳娜。”她说，“她在启明星的数据库里，被标记为红色。我没有找到她。如果你活着离开这个国家，替我保存这个名字。总有一天，有人会找到她的。”

莉迪亚接过纸袋，指尖触到索菲亚粗糙的指关节。她想说谢谢，想说对不起，想说所有那些此刻在她胸口翻滚的话，但索菲亚已经转身走向皮卡。老妇人发动引擎，蓝色皮卡在土路上掉了个头，朝老城区的方向驶去。车尾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逐渐变小，最后像两颗红色的针尖，被灰蓝色的晨雾吞没。

莉迪亚将氯霉素药盒翻到背面，印刷模糊的说明书上写着一行小字。她用手机的微距镜头拍下来，放大，翻译。

“副作用：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生率约1/30000。”

三万分之一。但埃利奥特曾经在数据库里被标记为“神经系统对药物的响应率——98.7”。如果他的身体天生对药物敏感，那三万分之一对他来说就不是统计数字，而是极大概率事件。

她把药盒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然后她走向埃利奥特，蹲下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醒来时眼睛里还有高烧的雾气，但看到姐姐手上的药盒，眼神迅速聚焦。

“过期三十年。”莉迪亚说，“有可能没用。有可能有用但会害死你。没有中间选项。”

埃利奥特看着那盒药，沉默了片刻，然后伸出手，从药盒里抠出一粒胶囊。他的手指干燥而稳定，和他第一次学编程时敲下第一行代码的手一模一样。

“姐，”他说，“三万分之一的概率死在这个加油站里，比百分之一百的概率死在基金会的地下室强。”

他将胶囊放进嘴里，干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