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协查请求发出去的第三天,新罗警方的回复到了。
不是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加密邮件系统。回复函的措辞客气而谨慎,大意是:新罗方面愿意配合明昭警方提供朴振宇走私案的完整档案,但根据两国间的司法协助协定,部分涉及“国家安全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材料需要经过新罗文化财厅的特别审批才能对外提供。审批流程预计需要四到六周。
“四到六周。”林秀雅把回复函拍在办公桌上,“等他们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她等不了。中村失踪已经超过一周,镜海警署内部对这个案子的定性正在从“失踪人口”向“疑似命案”滑动,但缺乏直接证据——没有尸体,没有凶器,没有目击证人,唯一的嫌疑人朴振宇在两国出入境系统中处于一个诡异的“既在又不在”的状态。媒体还没有嗅到这件事,但迟早会嗅到,届时镜海警署面临的压力将不是现在可以比拟的。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新罗那家独立媒体记者尹秀珍的号码。上次通话时尹秀珍提到过,她在追踪崔济元的过程中接触过一位新罗文化财厅前高级官员,这个人手里可能掌握着一些内部信息。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来,尹秀珍的声音很清醒,像是也在加班。
“林课长,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尹秀珍说,语速比平时快,“我找到崔济元了。他在新罗南部一个叫海角的小渔村,离镜海直线距离不到一百海里。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查到了三年前那份污点证人协议签署前后的内部通讯记录。崔济元在签署协议之前,曾两次秘密会见一个人。”
“中村诚一?”
“不是。是一个明昭外务省的官员,叫小宫山隆。”
林秀雅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小宫山隆这个名字她不陌生——明昭外务省文化交流课课长,负责明昭与周边国家的文化遗产事务协调,是明昭外务系统内公认的“新罗通”。在朴振宇走私案的卷宗里,这个名字出现过一次,但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脚注:明昭海关在一批涉案文物出境时曾依据一份由外务省签发的文化出口批文予以放行,签发人就是小宫山。当时新罗检方试图追查这份批文的签发背景,但被明昭方面以“内部行政文件”为由拒绝了。
“崔济元和小宫山见面的事,你是怎么查到的?”
“不是我查到的。”尹秀珍的声音压低了一些,“是一个月前有人匿名寄到我邮箱的。寄件人用的是一个临时加密邮箱,无法追踪。附件里是两张照片,拍摄于四年前三月,地点在镜海市老城区一家高档日料店门口。照片上崔济元和小宫山并肩走出餐厅,神态亲密,不像第一次见面。寄件人还在邮件正文里写了一句话——‘这条线比你想象的长。’”
四年前三月。林秀雅在脑子里快速推算——那个时间点,恰好是新罗文化财厅公函送达海镜堂之前、朴振宇被捕之前。崔济元在那个时候与小宫山见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走私案爆发之前,明昭外务省的人和朴振宇的“盟友”之间,已经有一条隐秘的沟通渠道。
“那两张照片你还有吗?”林秀雅问。
“有。我马上发给你。”
挂断电话后,林秀雅拨通了老裴——镜海警署派驻出入境管理局的联络官——的号码。“老裴,帮我查一个人的出入境记录,越快越好。小宫山隆,明昭外务省文化交流课课长。查他最近四年的所有出境记录,尤其是飞新罗的。”
老裴的效率很高。不到一小时,一份详细记录就发到了林秀雅的加密邮箱。她沿着时间线逐条往下读,读到第十三条时停住了。四年前二月,小宫山曾以“参加明昭-新罗文化遗产联合研讨会”的名义前往新罗南部。他的公务行程登记表上写的停留时间是三天,与新罗文化财厅接待记录吻合。但出入境记录显示的实际停留时间是四天——他在研讨会结束后,多待了一天。多出的那一天,他的行程登记表上是一片空白。
林秀雅把这一天用红笔圈了出来,然后和尹秀珍发来的照片拍摄时间做对比。时间完全吻合。
接下来几天,她通过尹秀珍在新罗文物圈的线人,设法联系到了那位新罗文化财厅前高级官员——一位姓郑的退休局长,曾直接经手朴振宇走私案的内部调查。郑局长起初不愿多谈,说已经退休多年,不想再沾这些事。但在尹秀珍反复沟通后,他终于同意以“不录音、不引用、不公开姓名”为条件,接受林秀雅的一次电话问询。
通话被安排在一个深夜。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像是被某种经年的重负压久了。郑局长说,他在新罗文化财厅工作了将近三十年,经手过数十起文物走私案,朴振宇案是唯一一件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有明昭外务省官员主动来电“关切”的案子。对方正是小宫山隆,来电时间是新罗检方正式批捕朴振宇的前一天。
“小宫山在电话里说,海镜堂是明昭的合法注册企业,朴振宇是明昭永久居留证持有人,明昭方面‘希望’新罗在调查过程中‘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郑局长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如果证据确凿,也请贵方依法独立处理。’”
林秀雅把这两句话来回品味了几遍。小宫山隆的措辞极为精妙——前半句听起来像是在维护朴振宇的权利,后半句则巧妙地将责任完全推给了新罗方面。“依法独立处理”——言下之意是,如果新罗法院判了,明昭不会干涉。而这正与中村在给外务省的告密信里写的那句话一脉相承——“建议由新罗独立审理,确保案件不牵扯明昭商业利益。”
“中村诚一在这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你们当时有没有调查过?”林秀雅问。
郑局长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林秀雅在笔记本上用力画了三道横线的话:“我们调查过。但调查到一半,被上面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是一份从明昭发来的非正式照会,发件人就是小宫山隆。照会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海镜堂代表理事中村诚一持有明昭国籍,海镜堂在明昭境内的商业行为受明昭法律保护,新罗方面‘不宜’将调查范围扩大至明昭公民。这份照会的措辞用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你们可以抓朴振宇,不能碰中村。”
通话结束后,林秀雅把电话记录整理成一份详细的笔记,然后在下方写了一个问题——“小宫山隆为什么要保护中村诚一?”答案显然不止是“中村是明昭公民”这么简单。明昭外务省的官员不会为了一个普通的古董商人发非正式照会,也不会在公务出差期间秘密延长一天行程去见一个地下文物贩子。小宫山和中村之间必然存在更深层的联系——而这层联系,很可能就藏在明昭外务省那些被列为“内部行政文件”的秘密档案里。
但那些档案,别说新罗方面拿不到,就连明昭国内的其他部门也未必能调阅。小宫山隆本人目前仍在明昭外务省任职,去年刚晋升为文化外交审议官,官阶比课长更高了一级。越过外务省直接调查他,等于是去捅一个极其敏感的马蜂窝。
朴敏浩坐在旁边听完林秀雅的陈述,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课长,如果真的查下去,万一查到外务省里面,我们手里的权限够吗?”
林秀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灰蒙蒙的镜海。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个案子早已不是一桩普通的失踪案或文物走私案了。中村诚一利用明昭的社会结构和外务省的人脉网络,把一场商业背叛变成了一场跨国司法博弈——他玩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双重游戏:在明昭,他是被前合伙人拖累的无辜商人;在新罗,他是配合调查的合法企业代表;在崔济元面前,他是可以决定谁被牺牲、谁被保护的幕后合伙人。而小宫山隆,则是这个游戏在官方层面最重要的保护伞。
但中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以为朴振宇会认命。第二个错误是,他以为朴振宇不知道小宫山的存在。而朴振宇那本在监狱里凭记忆重建的帆布封面笔记本里,清清楚楚地记着一行字——小宫山隆,明昭外务省,与中村会面时间、地点、次数。每一个信息都精确到日。
就在这时,林秀雅的手机响了。是技术科宋组长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压抑不住的兴奋。
“林课长,你让我用红外扫描人物关系图底层——我们找到了。”宋组长说,“在那行被涂改的字下面,纸张纤维里确实有针尖刻的暗纹。我们用侧光扫描还原了,是一行极小的字。字体和前面记录里的一样,确认是朴振宇的笔迹。他用了古籍修复里那种在纸层之间做标记的技巧,不破坏表面,但从反面透光能看到。需要我念给你听吗?”
“念。”
宋组长清了清嗓子,念出了那行被藏在纸张纤维深处的话。林秀雅听完之后,握着手机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一道无声的闪电划过镜海上空,照亮了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海面上翻涌的白浪。她挂断电话后,用钢笔在笔记本上把那句话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
然后她站起来,拿起外套,朝门口走去。朴敏浩问她去哪里,她说:“去见一个人。一个早该被审问的人。”
她要去见的不是小宫山隆。在动那个级别的官员之前,她需要一个更直接的突破口——一个已经露出破绽的人。崔济元现在躲在那个叫海角的渔村里,以为自己和三年前的案子一起被人遗忘了。但他不知道,尹秀珍已经查到了他的地址,郑局长的证词已经将他和小宫山的关系钉在了一起,而朴振宇在深海中留下的那句话,正在将他一步一步地从那个偏远的渔村拉回镜海。暴风雨真的来了,大雨倾盆而下,砸在警署窗户上发出密集的鼓点般的声响。航标灯在雨幕中一明一灭地闪烁,灯光每一次亮起都照亮了更远处的一片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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