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野亘花了三天时间才找到那个电话号码。
它不在尹秀赫的手机通话记录里——少年的手机是一部用了四年的旧式翻盖机型,屏幕上的划痕多到需要侧着光才能看清字。尹美贞把手机交给桐野时说,哥哥出发那天没有带它。他把它留在了厨房的碗柜上,屏幕朝下扣着,像是想把它藏起来,又像是希望有人能找到它。
“他怕弄丢。”尹美贞站在门口,声音平静得让桐野心头发紧,“我哥哥一直是这样,好的东西他都不敢带在身上。”
桐野坐在县警本部搜查一课的空会议室里,把尹秀赫三个月的通话记录打印成册,逐条标注。少年的人际关系简单得像一张被洗过的网——废船场的工头、便利店的兼职同事、几个在川西町一起长大的同龄人,还有给妹妹发的那几条永远没人回复的信息。
尹秀赫给妹妹发信息的时候,她已经换了号码。旧号码欠费太久,被运营商回收了。他不知道。他只是一条一条地发,对着一个已经停机的号码说“我找到工作了”、“姐姐你吃了吗”、“我很快就回来”。
桐野翻到通话记录的最后一页。在尹秀赫失踪前二十一天,有一个来自市内座机的来电,通话时长四分半钟。这个号码从未在其他记录中出现过。他拿起座机拨了回去,对方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接电话的店员说三个月前的班次不是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去查那个号码当天下午的视频监控,”桐野把便利店的地址发给了技术支援课的同事,“要三个月前的,尽快。”
视频在当天傍晚被找了回来。画面虽然模糊,但足够辨认——尹秀赫走进便利店,拿起公共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写在纸条上的号码。他的动作急促而专注,像是憋了很久终于下定了决心。
“追踪纸条上那个号码的来源。”桐野把截图放大,指着尹秀赫手中那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个号码,才是他真正的联络人。”
技术支援课的年轻警员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从尹秀赫废船场工友的社交媒体账号入手,一层层翻找。线索最终指向了一个名为“新日中介事务所”的机构,注册地址在市中心一栋老旧商住楼的四层。事务所的法人代表姓金,是在日朝鲜族第二代,专门为永住者社区的年轻人介绍日结工作。他的电话在尹秀赫失踪前与便利店那个公用电话有过两次密集通话。
桐野拿起外套,独自开车去了那栋商住楼。
大楼的电梯已经停用很久了,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每一层平台都堆着不同公司丢弃的旧家具和纸箱。他摸黑爬到四楼时,远远看到走廊尽头有一扇虚掩的门,门缝里透出一丝冷白色的灯光。
推开门,房间很小,一张铁皮办公桌上摊着凌乱的文件和两三个泡面碗。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后,正在用计算器核算什么账目。看到桐野亮出证件,他的表情像是被人从背后泼了一盆冰水——不是惊讶,是恐惧。
“我不认识尹秀赫。”金某脱口而出。
桐野没有纠正他的口误。他还什么都没问。
“我没说名字。”桐野坐到他面前,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动作不急不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接一点。三个月前,你给尹秀赫介绍了一个叫‘曙光基金会’的地方。那个介绍费是谁付的?”
沉默。金某的手从计算器上移开,放在膝盖上,反复攥紧又松开。窗外的霓虹灯牌忽明忽暗,把他脸上的皱纹照成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只是帮忙传了个话。有个人联系我,说他们那边需要一个少年做杂工,包吃包住,工钱是废船场的两倍。我——”他停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我也有孩子要养。川西町那边,我经手的年轻人有好几十个,能送出去一个是一个。留在这里,他们能有什么前途?”
桐野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联系你的人,叫什么?”
金某的手指攥得更紧了。“他没说名字。他只说自己为黑崎先生办事。”
房间里安静了很长时间。桐野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打印照片放在桌上,是黑崎敬一郎出席某次慈善晚宴的新闻图片。照片上,黑崎西装笔挺,手里举着香槟杯,周围环绕着一群笑容满面的社会名流。
“是这个人吗?”
金某低头看了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过了很久,他缓缓点了点头。
就在桐野与金某对坐的同一个傍晚,榊原怜正站在鉴定中心的地下档案室里,面前摆着一排落了灰的旧档案架。
她从寒川户外运动研修中心的土地登记记录开始查起。那片山林占地约八十公顷,最初是国有林地,二十年前以“促进山区经济开发”的名义转让给了一家私人公司。五年前,这家公司解散,资产打包转让给了一家名为“星光资产管理株式会社”的企业。而星光资产管理的法人代表,又是一个榊原没听过的人物——田所浩一郎,六十三岁,履历干净得像一页空白,除了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商业活动的记录。
“干净的背后一定有东西。”她对着手机备忘录做了一条语音笔记,“太干净了,反而像是刻意清理过。”
她继续深挖土地转让记录的附页。在不动产登记簿的第五页,她找到了一个被她称为“幽灵抵押”的东西——研修中心的土地在五年前转让给星光资产管理时,同时被设定了高额的抵押权。抵押权人是三井泽信托银行,抵押金额高达两亿三千万日元。但根据财务记录,星光资产管理这家空壳公司的年营业额不足五百万日元,根本不可能通过正规审查拿到这笔贷款。
“除非有人用其他资产做了担保。”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道,“或者,抵押权本身就是一笔经过伪装的资金——有人在用银行作为通道,把钱洗干净。”
她抬起头,目光落在档案架深处一个标着“狩猎俱乐部名录”的纸箱上。箱子是十年前县警生活安全课归档的,上面的积灰厚到能留下指印。她把箱子搬下来,在昏黄的灯光下翻开第一页。
泛黄的名录上,记录着瑞穗国登记在册的私人狩猎俱乐部,一共二十三家。大部分集中在北部山区和东部林区,只有三家在本县境内。其中一家的注册名称为“翠峦会”,注册地址就是寒川户外运动研修中心。
名单上的会员共十七人,全部是男性,年龄从四十二岁到七十一岁不等。名录的备注栏里简要标注了每个会员的职业背景——榊原逐行看过去,手指从一个又一个头衔上划过。
县议会议员一名。市教育委员会前委员长一名。三井泽信托银行常务董事一名。瑞穗精机株式会社专务一名。还有两个名字她在电视上见过,是本县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社长和副社长。
“十七个人。”她把名单复印下来,用红笔圈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十七个人,都持有一支合法登记的M-7型猎枪。而他们的枪,全部保管在同一个地方。”
寒川户外运动研修中心——黑崎敬一郎名下的山林。
她拨通了桐野的电话,把名单的内容简要告诉了他。
“翠峦会,”桐野在电话那头重复了这个名字,“这个俱乐部在县警系统里有没有备案?”
“有。十年前的档案,之后再没有更新过。按照瑞穗国的枪支管理法,狩猎俱乐部每五年需要向警方提交一次活动记录和会员变更情况。但这家的记录停在十年前,之后再没有提交过任何更新。”榊原翻着档案,声音越来越冷,“有人让他们停掉了。”
“谁?”
“生活安全课枪械管理系的主管。十年前签字同意停止更新的人,现在已经是县警本部的警视了。如果我要调这份档案的原始版本,需要他本人签字同意。”
电话里出现了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桐野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比刚才低了许多。
“你身边有人可以信任吗?”
“只有你。”
“那就够了。”桐野说,“我们分开查。你去翻医疗记录,我去找人。”
第二天上午,榊原以“法医研究课题”的名义调取了县内三所医院过去五年的急诊记录。她在键盘上敲下筛选关键词:枪伤、不明外伤、多处撕裂伤、失血性休克。搜索结果弹出了数百条记录,她一页一页地翻,在第四十七页停下了。
没有枪伤,没有不明外伤。
关键词是“体温过低”和“不明原因的精神障碍”。
记录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里,县立综合医院急诊科共收治过三名因“迷失山林导致体温过低”的青壮年男性,全部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日结工人,全部来自川西町等永住者聚居区。出院诊断一栏写的是“一过性精神障碍”——一个含义模糊、无法追溯病因的诊断术语。没有一个病例被上报给警方。
病历的最后一页是一份格式化的知情同意书,签署人是患者本人。同意书的内容是放弃对医疗机构的一切追责权利,并同意将病历列为“非公开记录”。
而每一份同意书的末尾,都盖着一枚相同的红色印章——“曙光基金会·医疗援助项目”。
榊原的手指悬在键盘上,久久没有落下。她感觉自己在触碰一个结构精密、运转多年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杀人。它只是筛选。筛选猎物,处理后果,清洗痕迹。而那些负责清洗的人,穿着白大褂和西装,坐在诊疗室和会议室里,盖章签字,合法合规。
她拿起手机,给桐野发了一条消息:“不只是十七个猎人。还有医院,还有法律,还有钱。这不是一个俱乐部。这是一套完整的工业链条。”
消息发出后,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收到回复。桐野只回了一句话,却让她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我刚查过尹秀赫父亲的债。债权人三年前破产,债权被拍卖。买下那笔债的公司,正是星光资产管理株式会社。”
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了好几秒。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榊原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防备墙壁长耳朵,“两亿三千万的贷款,用来买下一堆不值钱的旧债。然后用那些旧债作为筹码,去川西町挑选少年。把人送进猎场,用合法猎枪射杀,再用医院把证据洗干净。这不是谋杀。”
“不是谋杀是什么?”
“是产业链。”榊原盯着面前摊开的档案,“这个系统里没有杀手。只有供货商、产品、消费者和废品处理员。每个人负责自己那一环,没有人需要知道链条的另一端在做什么。黑崎是这个链条的总设计师,他负责让一切看起来合法而温柔。”
她停顿了一下,脑海中浮现出尹秀赫那张被水浸泡过的面孔。
“但链条上有裂缝。”她说,“金某、医院那个签字的医生、还有那个打过电话的便利店。只要一个环节断裂,整条链就散架。”
桐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她意外的话。
“你觉得黑崎不知道这些裂缝吗?”
榊原没有回答。桐野替她回答了。
“他知道。他只是在等我们找到裂缝之前,把更大的东西掩盖住。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翠峦会十年前的会员名单里,有没有我们不能碰的人。”
这个问题悬在他们之间,像一把悬在深渊上方的刀。
当天夜里,榊原回到自己的公寓,站在阳台上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寒川在夜色中蜿蜒流淌,河面上倒映着远处工厂和商业区的灯光,安静得看不出任何秘密。但她知道那条河曾经在夜里冲刷过一个少年的身体,他的眼睛里灌满泥沙,嘴唇半张,像是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她回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把翠峦会十七名会员的名字逐一输入搜索引擎。前十三个人没有任何可疑的新闻记录。第十四个名字弹出了一篇三年前的专访,标题是“心系故土:三井泽信托银行常务董事的慈善之路”。专访配图里,他在市立儿童医院的新建病房前剪彩,身旁站着一个面容亲切、西装笔挺的男人。
黑崎敬一郎。
第十五个人,瑞穗精机株式会社专务,弹出了一篇行业期刊的报道——“国内最大猎枪制造商赞助山区生态保护计划”。报道中提到,瑞穗精机每年向“曙光基金会”捐赠五百万日元,用于“青少年户外教育”。
第十六个人,县议会议员,弹出了一则立法新闻——“枪炮刀剑类持有等取缔法部分条款的修改建议被驳回”。榊原点开详情,读到第三段时瞳孔骤然收缩。被驳回的修改建议只有一条:取消授权保管人制度。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个议员不仅没有推动枪支管理法的严格化,反而试图放宽限制。他的竞选资金最大来源是三井泽信托银行——翠峦会第十四个会员所在的银行。而这家银行的常务董事与黑崎敬一郎私交密切。
所有的线索在黑暗中交织,形成了一张经纬分明的网。这张网从川西町的贫民窟开始,穿过废船场的工棚、中介事务所的办公桌、医院急诊室的知情同意书、银行信托部的信贷合同、地方议会的立法提案室,最终通往那片暮色苍茫的山林。
而尹秀赫,只是这张网上一个不起眼的节点。他被选中,被评估,被包装,被运送,最后被消费。整个过程在系统中的每一环都有记录,却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负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制度。
她的电话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桐野发来的简短信息,没有标点符号,像是匆忙中打下的几个字。
“我在查十年前的档案管理员。他退休后第三年死于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醉酒驾驶,当场认罪,判了三年,缓刑释放。你觉得这像是意外吗?”
榊原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字,感到指尖的温度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寒川的水流在夜色中沉默地奔涌。它从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在这座城市的某处,有些人正在拼命地掩盖那些答案。她不知道自己和桐野还有多少时间,但她知道一件事。
尹秀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心脏被子弹撕裂,仍然面朝前方。
她也应该那样。
手机的屏幕又亮了一下。桐野发来了第二条信息。
“明天,我想办法让你见到尹美贞。有些话,她觉得只有法医才有资格听。”
榊原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顿了几秒,然后打下一个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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