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卢克产科楼407号病房的窗户朝向西南，下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墙上投下条纹状的影子。科瓦奇坐在窗边的旧木椅上，那把椅子在四十八小时前是莉迪亚坐过的，再往前追溯三十八年，是伊琳娜·科瓦奇在产后第二天倚靠着看窗外密歇根湖的位置。房间里的三张铁架床已经被重新铺上了干净的床单，床头柜上摆着三只玻璃杯，杯子里装着温水。塑料满天星仍然放在窗台上，花瓣上的灰尘被擦得干干净净。
朱利安坐在靠门的那张床边缘，背靠着墙壁，左手的旧银戒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击着铁床架。莱纳斯的轮椅停在两张床之间，他的膝盖上摊着一份从潘诺斯大厦带出来的实验记录副本，正逐页翻阅。莉迪亚在走廊里接电话——报社编辑部打来的，询问她什么时候能交出新艾恩港女尸案的后续报道。伊莎贝尔和凯瑟琳坐在走廊对面的空病房里，打字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椅子上，键盘上交替落下四只手，敲击的节奏像是某种只有她们自己能听懂的对话。玛利亚修女在楼下厨房里煮咖啡，咖啡的苦香气沿着楼梯井飘上来，和产科楼残留的消毒水味道混在一起。
这是他们离开潘诺斯大厦之后的第六个小时。没有人睡觉。不是因为不困，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在天黑之前做完。
“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叫劳伦斯·贝克，”莉迪亚挂断电话走进房间，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四十二岁，民主党人，去年中期选举刚上任。他的选区在芝加哥南区，和杰森·赖斯当年的选区高度重叠。我在报社的资料库里查了他的政治捐款来源——他的第三大捐款人是爱德森信托基金的子公司，也就是玛格特·克莱恩生前控制的那个基金会网络的一个分支。”
“所以他是基金会的人，”朱利安说，手指停止了叩击。
“不一定，”莉迪亚在第三张床的床尾坐下，“他的捐款记录也显示他从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公益研究基金拿过钱，而那个基金是米里亚姆·赖斯参与管理的。贝克是一个中间派。他的委员会里既有基金会的人，也有反对基金会的人。他打电话给你，可能是因为米里亚姆的观察员报告已经在他桌上了，而他不确定该怎么处理。”
“他知道该怎么处理，”莱纳斯从实验记录上抬起眼睛，他的声音仍然很低，但在经过了昨晚之后，那层沙哑底下多了一层之前没有的硬度，“他打电话给亚历克斯，不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因为他想在正式调查启动之前，先评估我们手里有多少筹码。”
科瓦奇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产科楼的停车场上停着他们的三辆车，远处密歇根湖的灰蓝色水面在下午阳光里泛着碎银般的光。湖面上没有任何赤潮的痕迹。空气是清朗的，西南风稳定地吹着。但在他的大脑深处，某个被训练了十七年的部分正在计算筹码——他们的，贝克主席的，基金会残余董事会的，以及那个被温斯洛销毁的赫菲斯托斯项目可能留下的任何未被发现的备份。
“莉迪亚，”他说，“你昨晚扫描的全部文件，现在在几个服务器上？”
“四个。报社的加密云端，我的个人备份硬盘，米里亚姆·赖斯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独立服务器，以及凯瑟琳在七号站内部网络上植入的一个隐藏分区。即使基金会黑了其中三个，还有一个在七号站内部——他们不太可能去搜自己的服务器。”
“我需要你从所有文件里筛出与赫菲斯托斯项目相关的任何残留记录。温斯洛说他销毁了全部文件，但他销毁的是纸质版和他在潘诺斯总部的个人电脑。基金会的其他董事可能有备份，可能在他死之前就已经把部分数据转移到了别的站点。七号站是唯一一个温斯洛无法完全控制的站点，因为凯瑟琳和伊莎贝尔在那里。”
莉迪亚点了点头，拿起手机走出房间，去找凯瑟琳和伊莎贝尔。
科瓦奇转向朱利安。“赖斯在产科楼大厅里说，他父亲在日记里提到过第七号对象——赫菲斯托斯——的预定招募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温斯洛的私生子。但名单上不止一个人。温斯洛是一个科学家，他不会只给实验准备一个受试者。那份名单上的其他人可能还活着。”
“你想找到他们，”朱利安说。
“我想知道温斯洛到底把赫菲斯托斯的招募标准定在了哪里。他筛选的人都是先天性共情缺陷的儿童。但他在筛选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项目就被叫停了。如果他的筛选标准被他传给了基金会的其他董事，那么即使赫菲斯托斯项目被正式终止了，也可能有人在私下继续做筛选。不叫赫菲斯托斯，不叫俄耳甫斯，叫别的名字。但只要筛选标准还在，新的实验对象就会继续被找出来。”
莱纳斯合上了膝盖上的实验记录。他的手指压在纸页边缘，骨节分明。
“不用找了，”他说，“名单在这里。”
科瓦奇转过身。
莱纳斯把实验记录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不是温斯洛的笔迹，而是一份打印出来的加密邮件副本，日期是1990年3月——就在格蕾丝·霍洛韦出车祸死亡前的最后一个月。邮件的发件人是温斯洛，收件人是一个代号“H.H.”，邮件正文只有三行字：
“H.H.：第七号实验对象的招募名单已更新。除了上次讨论过的候选对象（我的儿子，代号H-1）之外，新增了三名候选对象。他们的评估报告已附上。其中H-4号对象的数据最为理想——共情能力评分为零，智力评分在前百分之一，家庭背景具有充足的可操控空间。建议优先考虑H-4。另：格蕾丝·霍洛韦正在试图获取这份名单。我们需要在她把名单交给州议会之前解决这个问题。——A.W.”
邮件下方附了一份加密附件。莱纳斯把附件翻到下一页，附件是四份儿童评估报告的摘要。第一份是H-1——温斯洛的儿子。第二份是H-2——一个来自芝加哥南区的七岁男孩，母亲是单亲，父亲在监狱服刑。第三份是H-3——一个来自密尔沃基的九岁女孩，父母双亡，在寄养系统中辗转多次。第四份是H-4。
H-4的评估报告上的姓名栏被人用黑色墨水涂掉了，但涂得不彻底，下午的阳光透过纸背照出残留的字母痕迹。科瓦奇把纸举到窗前，逆着光辨认那些被涂黑的字母。他一个一个读出来，然后把纸放回莱纳斯膝盖上，脸色变得很淡，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冷静——是一种被长久压抑之后终于无法再压制的、即将涌出来的东西。
“H-4的姓名栏写的是——杰森·赖斯三世。杰森·赖斯的儿子。安东尼·赖斯的孙子。”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走廊里伊莎贝尔的打字机键盘声。
朱利安从床上站起来，走到莱纳斯身边，俯身看着那份评估报告。报告上的出生日期是1984年3月——比他们三兄弟早四个月。报告上的评估结论用红笔圈了出来：“受试对象H-4在共情能力标准化测试中得分零。神经影像学检查显示前岛叶和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观察他人痛苦时无任何激活反应。诊断结论：先天性反社会人格障碍，高功能型。”
“杰森·赖斯有一个儿子，”朱利安慢慢地说，“他在产科楼里告诉过你，他父亲在临终前说了一句话——‘告诉那个双胞胎，我不是想害他，我只是想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儿子被写进了赫菲斯托斯项目的招募名单。”
“他可能不知道，”科瓦奇说，但他的声音里没有辩解的语气，只是在陈述一个他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可能性，“温斯洛的招募名单是在赖斯不知情的情况下拟定的——温斯洛在邮件里用了‘H.H.’作为收件人代号。那不是赖斯。赖斯的中间名是杰拉德，缩写是A.G.R.。H.H.是另一个人。”
“是谁？”
莱纳斯从实验记录的夹层里抽出了另一张纸。那是一份1988年的基金会内部通讯录副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通讯录上列出了基金会所有在职研究员的姓名、代号和联系方式。在代号索引栏里，有一个名字被红笔圈了出来：“H.H.——霍勒斯·帕里什。职位：基金会法律顾问。代号：哈迪斯。”
哈迪斯。冥王。俄耳甫斯神话里坐在冥界宝座上审判死者的神。珀耳塞福涅的囚禁者，也是她的丈夫。温斯洛用这个代号称呼帕里什，是因为帕里什从项目第一天起就是俄耳甫斯项目的法律保护伞。他负责确保任何来自外部的调查都被提前阻断，任何来自内部的举报都被及时消灭。格蕾丝·霍洛韦的举报文件就是在送到帕里什办公室的第二天被压下去的。三个月后，霍洛韦死在了高速公路上。
“帕里什还在潘诺斯大厦里，”朱利安说，声音里重新出现了那种被压抑了太久的锋刃感，“昨晚他签了会议记录，然后从货运电梯撤离了。他没有报警，没有自首，没有任何公开声明。他现在可能正在他的法律办公室里，和他的律师团队一起研究怎么把俄耳甫斯项目的文件泄露定性为商业间谍行为。等今天上午的新闻一出来，基金会的危机公关机器就会全速启动。”
科瓦奇把H-4的评估报告叠好，放进风衣内袋。他的口袋现在已经鼓胀到了极限——珍珠耳环、产科病历、黑胶唱片、赖斯的拨款决议书、母亲的同意书、温斯洛的遗书副本、珀耳塞福涅和得墨忒耳的连接图谱，以及现在这份被涂黑了姓名的儿童评估报告。每一张纸都印着某个人从出生起就被盗走的东西。
“莱纳斯，”他说，“你之前在407病房里说过，你欠母亲一句话。那句话你现在还欠吗？”
莱纳斯抬起头看着他。灰色瞳孔在下午的阳光里显得异常清澈。他慢慢抬起左手，看着无名指上那枚刻着I.K.的旧银戒指，然后用右手从轮椅扶手的侧面口袋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支玻璃试管，C份样本，他的脐带血。试管标签上的编号是PN-0714-C。
“不欠了，”他说，“昨晚在会议室里，珀耳塞福涅替我说了。但现在我欠另一个人一句话。”
“谁？”
“H-4。杰森·赖斯三世。那个被温斯洛写在名单上的男孩，现在是三十六岁的成年人。如果他继承了赖斯家族的姓氏，如果他活到了今天，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四岁那年被一群科学家评估为‘零共情能力’，并被计划在某一天通过手术在他大脑里植入一个接收器，让他从我们身上租用共情。”莱纳斯把C份样本放回口袋，双手交叠在膝盖上，手指上的戒指反射着百叶窗的条纹状光影。“我想告诉他，他不是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是火神，瘸腿，丑陋，被众神嘲笑，但他的锻造技术无人能及。他不是怪物。他是一个被父亲抛弃、被众神放逐、但仍然在火山深处为世界打造武器的人。他的名字不是诅咒。”
走廊里的打字机声停了。伊莎贝尔和凯瑟琳出现在门口，她们的手指仍然交扣在一起，旧银戒指和高音符号铜钥匙在同一个手势里轻轻碰了一下。
“赫菲斯托斯项目的招募名单还有一份备份，”凯瑟琳说，声音仍然平稳清冷，但科瓦奇注意到她的左手在微微收紧，“帕里什昨晚在签会议记录的时候，我故意把名单的复印件放在桌面上。他没有拿走。他离开的时候太仓促了。但他在看到那份名单的时候，他的右手在名单边缘停了两秒钟。我知道那个停顿。那是他在计算——不是恐惧，是计算。他在计算这份名单公开之后，对他个人的法律风险有多大。”
“他现在知道我们有名单，”伊莎贝尔接过话，“如果名单上有他的代号——H.H.——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名单被公开。不是阻止俄耳甫斯项目的档案。那些档案最多证明基金会做了非法人体实验，帕里什可以用‘当时只是法律顾问’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但那份名单不一样。那份名单证明他直接参与了第七号实验对象的筛选——而第七号实验对象是儿童。”
科瓦奇从窗台上拿起他的车钥匙。他的动作很决绝，像是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停留了太久，现在他需要去一个他之前一直在回避的地方。
“赖斯在旧邮政大楼大厅里等我之前，米里亚姆给了我一封信，”他说，从风衣内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是杰森·赖斯写的。他让他妹妹转交给我。信里只有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赫菲斯托斯，不要告诉我儿子。’但我刚才读了莱纳斯找到的那份名单，我发现赖斯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保护他的儿子。他是在保护我们。”
他把信纸展开，放在床上。
“他怕的是，如果我们找到他儿子，他儿子会成为基金会重新启动赫菲斯托斯项目的借口。杰森·赖斯三世在四岁时被评估为零共情能力。如果这个消息被曝光，基金会的人会说：‘看，这是科学事实，不是偏见。反社会人格障碍是真实存在的神经发育障碍，而赫菲斯托斯项目是为了治疗这种障碍。’他们会把实验重新包装成医学研究，把受害者重新定义为病人，把施害者重新塑造成救世主。”
“而赖斯的儿子会成为他们的招牌，”朱利安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冰碴。
“对。”科瓦奇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所以赖斯不让我们告诉他儿子。不是因为他在保护他的儿子——是因为他在保护我们不被基金会利用。他宁愿让他儿子一辈子不知道真相，也不愿让他儿子变成基金会重启项目的活广告。”
走廊尽头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玛利亚修女端着一个托盘走上来，托盘上放着几杯咖啡和一大块用锡纸包着的面包。她走到门口，看了一眼房间里的所有人，然后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
“吃吧，”她说，“贝克主席的人刚才打了第二遍电话。他们说主席愿意来产科楼见你们，不是今天上午，是今天下午四点。他说他会一个人来，不带助理，不带幕僚，不带安保。他还让我转达一句话——他收到了他表姐的信。”
“他表姐？”莉迪亚问。
“米里亚姆·赖斯，”玛利亚修女说，“贝克主席的母亲姓赖斯。他是安东尼·赖斯的远房外甥。米里亚姆是他的表姐。他们的外祖父是同一个波兰移民。”
科瓦奇慢慢地把车钥匙放回窗台上。阳光已经偏西了，百叶窗投下的条纹影子移到了另一侧的墙上。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两点四十分。距离贝克主席的到达还有八十分钟。
“贝克不是基金会的人，”朱利安说，声音里有一种刚刚重新校准过的警觉，“他是赖斯家族的人。但他是哪一边的？”
“他是米里亚姆那边的，”凯瑟琳说，她从门口走进房间，伊莎贝尔跟在后面，“我昨晚查了他的政治履历。他去年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启动了伊利诺伊州医用人体实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调查权限。那个权限在安东尼·赖斯担任卫生委员会主席期间被冻结了二十多年。贝克上任后六个月内，他已经审查了三家与潘诺斯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
“他在从外围收紧，”莉迪亚接过话，记者的嗅觉正在她的眼睛里重新点燃，“他不是基金会的人，但他也不能直接对基金会下手，因为他的委员会里有基金会的人，他的捐款人里有爱德森信托基金的网络。他需要我们从内部把证据交给他——不是交给媒体，不是交给联邦调查局，是交给州议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只有委员会才有权力正式传唤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冻结他们的资产，吊销他们的研究许可证。”
“他需要我们在公开之前，先走正式程序，”科瓦奇说。
“对。如果莉迪亚在报纸上公开了全部文件，基金会可以在法律上辩称这些文件是盗窃所得，不能被法庭采纳为证据。但如果贝克以委员会的名义从我们手里正式接收这些文件作为证物，它们就自动进入了法律证据链。基金会再也无法用‘来源非法’来排除证据。”
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权衡——公开，还是移交。公开意味着真相可以被所有人在今晚的报纸上读到，但基金会可能会逃脱法律制裁。移交意味着真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公众知道，但基金会的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移交，”朱利安先开口了，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昨晚在管道里关捕捉器时的锋利，换成了一种更冷的东西——耐心，“我恨了他们三十八年。再等几个月，我等得起。但我不等赦免。我只等审判。”
“移交，”莱纳斯说，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落在床单上像是某种被淬炼过的金属，“但有一个条件——贝克必须公开承诺，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束后，将所有证物移交联邦调查局刑事部门。不是行为分析部门。不是杰森·赖斯的地盘。是刑事部门。”
“移交，”凯瑟琳说，她的右手和伊莎贝尔的左手仍然扣在一起，“但伊莎贝尔和我要求作为证人列席每一次听证会。我们是俄耳甫斯项目唯一幸存的第六号和第六号附属实验对象。如果委员会要审查基金会，就必须审查我们——不是作为受害者，是作为证人。”
伊莎贝尔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科瓦奇看着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朱利安坐在床边，左手戒指轻叩铁架。莱纳斯坐在轮椅上，手指交叠，戒指反射着百叶窗的光。凯瑟琳和伊莎贝尔并肩站在门口，四只扣在一起的手像一个闭合的电路。莉迪亚坐在床尾，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显示着报社编辑部的发稿系统界面。玛利亚修女站在窗边，手里握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
“移交，”他说，“但有第四个条件——贝克必须亲自来这个房间接收证据。这个房间。407号。不是他的办公室，不是委员会会议室，不是任何无菌的中立空间。是他站在我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时抱着三个孩子的地方，亲手接过那些文件。”
没有人反对。
科瓦奇拿起手机，拨通了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刚才那个年轻的政治幕僚。科瓦奇说：“告诉贝克主席，四点见。地点不变。让他一个人来，但让他穿一双能在消毒水味道的房间里站很久的鞋。”
挂断电话后，他走到窗前，看着密歇根湖的方向。湖面在下午三点钟的光线里正在从灰蓝色过渡到傍晚的金色。风从西南方向持续吹来，湖面上没有一丝赤潮的迹象。
但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一条新短信，来自一个加密号码。他打开短信，看到了一行字，没有署名：
“俄耳甫斯：贝克不是一个人去。帕里什知道了会面的消息。H.H.已经提前到达。——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
科瓦奇把手机递给莉迪亚看。她的脸色在瞬间变得很紧，但她的声音没有乱。“欧律狄刻协议已经被温斯洛销毁了。凯瑟琳确认过。”
“温斯洛销毁了协议，”科瓦奇说，“但他没有销毁代号。欧律狄刻这个代号仍然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包括帕里什。如果帕里什知道我们要在这里见贝克，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会面。不是因为他怕委员会——是因为他怕那份名单。那份名单上有他的代号，有他的签名，有他直接参与招募赫菲斯托斯实验对象的全部证据。”
走廊里的灯忽然闪了一下。不是断电——是有人在产科楼的某个地方打开了另一套电路系统。玛利亚修女抬起头，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科瓦奇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警觉。
“地下停尸房，”她说，“格蕾丝·霍洛韦封存样本的那间停尸房。它的备用电源刚被激活了。那套电源只有在有人打开停尸房的冷藏柜时才会启动。”
朱利安从床上站起来。伊莎贝尔和凯瑟琳的四只手在同一瞬间松开，又迅速扣在一起。莱纳斯把轮椅转向门口。
“帕里什不是来阻止会面的，”科瓦奇说，“他是来拿最后一样东西的。格蕾丝·霍洛韦在死之前把样本的第三份备份封存在地下停尸房里——那份备份里有所有实验对象的原始DNA样本。包括赫菲斯托斯名单上那四个孩子的DNA。如果帕里什拿到了那些DNA，他就可以销毁基金会还活着的最后一批物证。”
他拿起车钥匙，然后把它放回窗台上。
“我不去地下停尸房。帕里什想让我离开这个房间——他知道我们手上有文件。他想用地下停尸房的警报把我们分开。但我不动。朱利安，你去地下停尸房。凯瑟琳和伊莎贝尔，你们熟悉产科楼的管道系统，从通风井绕到停尸房后门。莱纳斯和莉迪亚留在407号病房看守文件。玛利亚修女，你在楼下大厅迎接贝克主席。如果他来了，带他直接上来。”
“你一个人在这里？”莉迪亚问。
“我不是一个人。”科瓦奇说。他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了那张从潘诺斯大厦带出来的连接图谱——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之间的神经网络图。他把图谱放在桌上。“帕里什不知道的是，珀耳塞福涅和得墨忒耳之间的连接不是药物制造的，是自然形成的。温斯洛的捕捉器读不到她们的信号。但她们能读到我的。”
他抬起头，看着凯瑟琳。
“他在停尸房里的时候，你能感知到他吗？”
“能，”凯瑟琳说，“哈迪斯的心率现在是每分钟一百一十二次。他在害怕。但他的害怕不是忏悔。是更深的恐惧——他怕的不是我们。他怕的是H.H.这个代号从纸上被读到。”
朱利安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回头看了科瓦奇一眼，那双灰眼睛里燃烧着一个问题——他不需要问出口，科瓦奇已经听到了。
“我不会杀他，”朱利安说，“但我会让他知道，在地下室里被关起来的滋味是什么。”
然后他消失在走廊的阴影里。凯瑟琳和伊莎贝尔紧随其后，她们的脚步声在通风井的金属管道里被拉长成了某种远去的回音。
莱纳斯从轮椅上拿起C份样本试管，放在床头柜上，和其他两样东西——母亲的婚戒和A份样本试管——摆成一条直线。
“407号病房，”他说，“母亲最后一次完整拥有我们三个人的地方。如果帕里什要毁掉这个房间，他得先毁掉我们。”
科瓦奇站在窗前，看着停车场上越来越长的阴影。下午三点四十分。距离贝克主席到达还有二十分钟。地下停尸房的备用电源指示灯正在产科楼某处的阴影里闪烁着微弱的红光。而在他口袋里，那条署名欧律狄刻的短信仍然亮着屏幕，像是一个被他反复读过的旧音符。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窗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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