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亚大学的退休教授名叫马宗达，全名是萨蒂亚吉特·马宗达，曾经在历史系教了三十四年的殖民地铁路史。阿尔温德通过哈桑辗转找到了他的地址——老城区一条种满了金合欢树的安静街道，街角有一家开了四十年的旧书店，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排已经褪色的铁路时刻表。马宗达教授的家就在书店楼上，一栋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式公寓，木制楼梯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踩上去会发出好听的吱嘎声。
来开门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瘦削、驼背，戴着一副用胶带缠住一边镜腿的老花镜。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质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只布满老人斑和墨渍的前臂。他身后的客厅里堆满了书——书架上、地板上、茶几上、甚至窗台上都摞着一排一排的书，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
“你们就是阿卡什的朋友。”马宗达教授说。他的声音和他的外表一样干瘦，但咬字很清楚，带着老派学者特有的讲究。“阿尔温德在电话里跟我说了。进来吧。”
三个人进了客厅，在堆满书的沙发上清理出三块可以坐的地方。马宗达教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自印的回忆录——封面是浅灰色的，上面印着一辆老式蒸汽机车和一行标题：《铁轨上的世纪：殖民地时期铁路调度员口述史》。他把书放在茶几上，然后坐进他对面那把已经坐出了身体形状的旧藤椅里。
“这本书是我花了十五年时间走访了一百多位老调度员才完成的。没有出版社愿意出，我就自己印了两百本，大部分送给了受访者的家属和普拉亚大学的图书馆。阿卡什是唯一一个主动找上门来要这本书的学生。他不认识任何一个老调度员，也从来没有坐过蒸汽火车，但他对我说，他想知道那些在信号楼里过了一辈子的人，是什么样的。”
米拉把书拿起来，翻开扉页。扉页上有一行用钢笔写的赠言，字迹和德夫忏悔信上的完全不同——这行字端正、工整，每一笔都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给阿卡什·夏尔马。愿你能在那些被遗忘的声音里，找到你想守护的东西。——萨·马宗达。”她用手指轻轻触过这些字，然后把书贴在胸前，抱了一会儿。
“阿卡什跟你聊过什么？”阿琼问。
马宗达教授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他靠在藤椅的靠背上，目光越过三个人的头顶，落在书架最高处一本蒙了灰的厚册子上。
“他第一次来是圣沐节之前大约两个月。他拿着一份普拉亚中央车站的老地图，是他在大学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地图上有一些用铅笔标注的记号——他指着那些记号问我，这些位置现在还在吗。我看了之后发现，他标注的全部是调度室、信号控制室和后勤走廊的出入口。一个工程系的大一新生，对一座车站最感兴趣的竟然不是机车和铁轨，而是那些普通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的走廊和通道。”
萨蒂什和阿琼对视了一眼。两个月前——那是在踩踏事件发生之前两个月。阿卡什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研究普拉亚中央车站的内部结构，而且他关注的重点恰好是维克拉姆·辛格后来用来操控监控盲区的那些后勤走廊。这不是巧合。
“他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维克拉姆·辛格的人？”萨蒂什问。
马宗达教授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眯了起来。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最高处取下了那本蒙灰的厚册子。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装订起来的档案夹，封面上印着普拉亚铁路分局的标志和一行字：“员工内部培训材料·安全督导手册（一九九八年版）”。他把档案夹打开，翻到中间一页，那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名单上列了大约二十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年份和一个地点——有些是车站，有些是编组站，有些是维修厂。名单最底部的名字被用红笔圈了出来：维克拉姆·辛格。名字后面写着一行小字：“1997年，普拉亚中央车站信号维护组见习生。师傅：哈桑·阿里。”
“哈桑。”阿琼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被压抑住的震动，像是拨动了一根拉了很久的弦。
“是的。维克拉姆·辛格进铁路系统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在哈桑手下当学徒。那一年他十七岁。哈桑带了他整整四年，教他布线、修继电器、操作信号控制台，也教他铁路系统运作的诸多潜规则——哪些费用可以内部核销，哪些维修可以延后申报，哪些事故不必写在正式报告里。”马宗达教授说到这里，干瘦的手指在名单上轻轻敲了敲。“阿卡什找到这份名单的时候，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师傅和徒弟后来的路走得这么不一样。哈桑在编组站守了一辈子，维克拉姆从信号维护组一路升到了安全督导员，最后进了分局的采购审核办公室。我没有办法回答他。我只知道——这是哈桑亲口对我说的——维克拉姆是他这辈子遇到过的最聪明也最冷的徒弟。聪明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编组站的信号线路布局图，大多数人需要三个月才能记住，他只用了两周。冷到什么程度？哈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任何一次事故之后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不管是信号故障导致列车误点，还是调车机车撞伤了人，他的反应永远是一样的——在第一时间跑到信号控制室，调出所有的操作记录，然后安安静静地把所有可能的责任都分到别人头上。”
阿琼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条种满了金合欢树的安静街道。金合欢树正在开花，黄色的花穗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一串串沉默的风铃。他回过头来，问马宗达教授：“哈桑知道维克拉姆在圣沐节之前关闭了两个摄像头的事吗？”
马宗达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从藤椅扶手上拿起一个烟斗，装满烟丝，点燃，吸了一口。烟雾在他的老花镜片前缓缓上升，把他的眼睛遮得若隐若现。
“他知道。但他没有说。不是因为他想包庇维克拉姆，而是因为他知道，在维克拉姆·辛格身后还有更大的东西。”马宗达教授从档案夹里抽出另一张纸——一份被复印了无数次的招标书。招标书的标题是“东部铁路技术服务公司采购项目：信号系统维护外包（第一期）”，总金额是一千二百万卢比。中标方的名字和阿尔温德在银行转账记录里找到的那个假账户公司的名字一模一样。招标书的右下角，采购审核批准人的签名栏里，盖着维克拉姆·辛格的章。
“维克拉姆在圣沐节事故之后第四周调到了东部邦铁路分局，负责全邦铁路安全系统的采购审核。他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这份一千二百万卢比的信号系统维护外包合同。签合同的公司，和那个用假账户往拉蒂卡舅舅卡里打钱的公司，是同一个——东部铁路技术服务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注册法人，是一个叫拉杰·考尔的人。”
房间里像是突然被抽走了所有空气。萨蒂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米拉把阿卡什的书紧紧抱在怀里，阿琼从窗前转过身来，三个人同时看着马宗达教授，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不过，此拉杰·考尔非彼拉杰·考尔。”马宗达教授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指着招标书上的法人信息栏。“这家公司成立于圣沐节之前五个月，注册地在东部邦，注册资本全部来自一笔匿名注资。注册法人用的是拉杰·考尔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码、住址、签名全是他的——但拉杰·考尔本人对这家公司的存在毫不知情。他的身份信息在他被铁路局开除之后，被人从人事档案中抽走并复制了。换句话说，有人在圣沐节之前五个月，就已经准备好了让拉杰·考尔来背这个黑锅。”
阿琼的脑子里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轨迹——维克拉姆·辛格策划的不仅仅是圣沐节当晚的事情。他策划的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关闭摄像头，等待心怀不满的拉蒂卡在合适的时机制造事故，再用被开除的拉杰·考尔的身份注册公司承接善后采购合同，然后把拉蒂卡的“失控”包装成偶发的个人泄愤行为。如果拉蒂卡被抓，她只能交代出自己和那只鸽子。如果调查组追查资金链，追到最后会发现账户属于拉杰·考尔。如果拉杰·考尔申辩说他不知道这家公司，他就是一个背着案底、被开除的前员工，没有人会相信他。而维克拉姆·辛格——升职、签合同、坐在东部邦分局的办公室里——从头到尾不曾在任何环节中留下自己的真实签名。
“他利用了所有人。”萨蒂什说。他的语调还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冻过的铁钉，钉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回声。“拉蒂卡的仇恨、拉杰的身份、德夫的迟钝、扩音器的故障、摄像头的维护程序——所有东西都被他利用了。他甚至不需要撒谎，他只需要在不该节省的地方节省，在该严格的时候松动，在别人即将察觉危险时递上合理的解释，然后安静地退到圈子外面。”
“而且哈桑从一开始就知道。”阿琼说。
马宗达教授没有回答。他只是把烟斗放在烟灰缸上，摘下眼镜，用苍老的手指揉了揉深陷的眼眶。窗外金合欢树的影子在客厅地板上缓缓移动，把午后的光分割成无数个细小的碎片。阿琼拿起那份招标书复印件，折好放进夹克内袋。
“哈桑不是包庇他。他在帮我们堵住维克拉姆最后的退路。那份名单，那份招标书——如果不是哈桑向你透露这些名字和编号，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一堆匿名假账户和离职档案里把维克拉姆揪出来。”米拉的声音响起来。她把阿卡什的书放下，从沙发上站起来。窗外金合欢花的黄色花瓣被一阵风吹落了几片，飘进窗台，落在她脚下的地板上，像几枚被季节遗落的旧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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