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兰港市检察院特别调查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在市政府大楼十五层的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长条桌上铺着深绿色的台呢，桌面上摆了十二个座位，每个座位前放着一份用黑色文件夹装订好的案件材料，封面上没有标题，只印着一行日期——今天的日期。沈默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十二个座位已经坐了十一个，空着的那个在主位对面，背对门口，正对着投影屏幕。
坐在主位上的是特别调查组组长、加兰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顾维则。这个人沈默以前在码头区碎尸案的庭审上见过一次——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语速极慢，但每个问题都能在三个回合之内把证人逼到自相矛盾。他是迦南国检察系统里出了名的证据链强迫症患者，经他手的案子，证据链必须严丝合缝到每一个环节都能在法庭上经得起交叉质证的反复撕咬。据说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自己手写的字，裱在玻璃框里，就四个字——“疏而不漏”。
“沈法医，请坐。”顾维则朝空着的椅子点了点头，没有寒暄，没有开场白，直接切入正题，“锈水区连环命案的十二名死者，你和你的团队已经完成了全部尸检。铁砣地窖里发现的七个女婴遗骸的法医鉴定报告，我今天早上收到了。韩筝在宋韵诊所地下室里存放的档案材料，你的转交清单我也过了一遍。今天会议的目的很简单——检察院要根据现有证据链决定是否对加兰港国际医疗集团及相关涉案人员正式提起公诉。在表决之前，我需要你亲自向调查组汇报韩筝的口供。她的审讯录像我们已经看过了，但录像里缺少一个关键环节——作案手法的具体细节。这部分只有你和她单独谈话时她才说了。我要你复述一遍。”
沈默翻开面前的文件，但没有低头看。他靠在椅背上，目光平视着顾维则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开始陈述。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密闭的会议室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韩筝对十二名死者的杀害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期实验期，死者两人——庞彪和老范。这一阶段她的手法还不够熟练，死亡时间拖得很长，折磨痕迹明显，分尸切口有多次补刀的痕迹。第二阶段是中期稳定期，死者七人，包括马猴和另外六个煤渣帮底层成员。这一阶段她和翠婶、宋韵形成了固定的三人操作流程：翠婶负责用铁丝勒住目标颈部制造可控性窒息，宋韵负责注射镇静药物维持目标在半清醒状态下的固定体位，韩筝负责执行最终的致死操作和分拆。第三阶段是后期精简期，死者三人，全部是煤渣帮解散后仍试图在锈水区重建水站控制权的人。这一阶段韩筝已经完全不需要助手，从制伏到分拆到掩埋，一个人独立完成。”
会议室里沉默了大概五秒钟。一名调查组成员——沈默不认识他，胸牌上写着“审计署特派员”几个字——摘下眼镜用镜布擦了擦，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开口的时间。最终他放下眼镜，问了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她的手法在后两个阶段越来越熟练。但她的分尸切口，从你法医报告里的描述来看——骨折断面干净，关节分离精准，软组织切割方向完全符合人体肌肉纤维走向——这种程度的精确度，已经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熟练’。一个在正规医院工作过六年的妇产科医生，从哪里学来的分尸技术？”
“她不需要学。”沈默说，“一个能在二十八岁独立完成复杂剖宫产手术的妇产科医生，对人体的骨骼结构、关节连接方式、主要肌肉群走向和血管神经分布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执业法医。妇产科医生做剖宫产的时候，切开的是一个活人的腹壁、子宫，取出的是一个连着脐带的婴儿，然后要在出血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完成所有组织层次的分层缝合。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所有解剖学知识，和分尸所需要的知识是同一套体系。韩筝不是学了分尸。她只是把她在手术台上做了六年的技术，转移到了另一张台面上。”
审计署特派员没有再问。沈默继续说。
“她和宋韵在加兰港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共事六年，同一年被内部调查，同一年辞职。她们离开医院之后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试图用医学技能帮助当地的底层人口，但每到一个地方都撞上了同样一堵墙——女婴被当成商品交易，医院和卫生局的审核形同虚设，法律在这些灰色地带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韩筝在她的自述里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对你们判断她的精神状态和犯罪动机有参考价值。她说——‘当你发现你花了六年学的医术不但救不了人，反而让你变成了产业链上的一个技术环节，你就会开始质疑手术刀这种东西到底应该用来做什么。’她最终给出的答案是——把手术刀用在产业链上每一个她够得着的人身上。先从煤渣帮的下游执行者开始，然后是上游操控者，最后是整个产业链的最顶层——方瑞安。”
“她说她想杀方瑞安，但最后没有杀。”顾维则接过话头，语气依然平缓，但沈默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文件封面上不自觉地敲了两下，“韩筝在慈善晚宴的洗手间里抓住了他的手。从你的现场汇报来看，她当时完全可以选择松手——方瑞安已经爬到了窗台上，只要她松手，方瑞安就会从二十七层楼掉下去。法理上她最多承担‘过失致人死亡’，判不了几年。但她没有松手。为什么？”
沈默停顿了一下。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他，投影仪的风扇嗡嗡地旋转着，把一片空白的蓝色光斑投在幕布上。他想起韩筝在押解车里回答他的那个问题——“杀了他太容易了。他在殡仪馆里被献花默哀，他的死不会让任何人真正看到真相。只有他活着，站在法庭上被公开质证，才算属于他的惩罚。”
他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调查组。会议室里又沉默了几秒。然后顾维则摘下金丝边眼镜放在文件旁边，用两根手指按了按鼻梁，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眼眶里压回去。
“她相信法律。”顾维则说，声音里有一种沈默没有预料到的东西——不是嘲讽，不是敬佩，而是一个在司法系统里干了三十年的人，突然在某一个案子里撞上了法律本身无法自洽的矛盾时才会有的那种复杂语气，“一个杀了十二个人的人，不相信法律能阻止犯罪，但她相信法律能惩罚罪犯。所以她把人证留给自己，把物证留给我们。她用自己的命，换了公诉方的一整套完整证据链。”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投影屏幕前面，用激光笔在空白幕布上画了一个圈。红色光点在白色幕布上缓慢移动，画出一个无形的圆。
“加兰港国际医疗集团涉嫌非法买卖婴儿案、加兰港水务局管线维护科涉嫌收受贿赂及故意破坏公共供水设施案、加兰港国际商业银行涉嫌为非法交易提供金融服务案——这三起案件，从今天起全部并入锈水区特别调查范围。调查组有权调阅所有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全部档案，包括银行流水、税务记录、医疗病历和内部通讯记录。所有被调阅单位必须在收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提供完整原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他把激光笔放在桌上，转向沈默。
“最后，关于韩筝本人的量刑建议。理论上她的罪行只有两种结果——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我需要你以首席法医的身份出具一份专业意见，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犯罪动机在法医学上是否构成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不是为她辩护——她不需要辩护，她自己都放弃辩护。是为司法公正。”
沈默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用牛皮纸档案袋封好的文件，放在顾维则面前。
“我昨天去加兰港市中心医院的废弃档案室里调阅了韩筝入职时的原始病历。她在妇产科工作的最后一年，医院内部心理评估量表显示她的工作压力指数是正常值的三倍，共情疲劳程度已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临界值。但这份评估没有后续——她被约谈之后评估终止，档案封存。如果当时医院给她提供了心理干预，如果当时那个被当成医疗废料扔进焚烧炉的足月女婴有人追问一句来源，后面这十二年——所有的事，可能都不会发生。”
他推开门走出会议室。走廊里老邱倚在墙边等他，手里端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
“特别调查组今天在开会？”老邱把咖啡递给他。
沈默接过咖啡，没有喝，只是端着它感受掌心传来的温度。“他们在讨论一个杀了十二个人的人，要不要给她留一条命。”
“他们能给她留吗？”老邱问。
沈默没有回答。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加兰港的黄昏正在降临。滨海大道上的路灯逐盏亮起来，把灰色的海面染成一片碎金。他想起苏蕙在那封信里说奶奶每年六月给她煮面条过生日，想起翠婶在井底用铅笔写的“这个生锈的地方没有给好人留下活路”，想起韩筝在手术台上第一次看到一个足月女婴被装进医疗废料袋时吐在地板上的胃酸。这些人做的选择各不相同，但她们都被同一片铁锈腐蚀过，都在这片铁锈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一直被他用各种案件细节压住不去想的问题。
韩筝说苏蕙被送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但她又说，翠婶在井底等她，苏蕙的轮椅被她推到了火场制造假象，整个计划是由她独自完成的。如果韩筝真的不知道苏蕙在哪里，那她是怎么把苏蕙从锈水区送到那片野草地里的？
推轮椅的脚印只有一组。从翠婶铁皮屋到修车厂废墟，再到深井边。没有任何一组脚印指向锈水区之外的任何方向。
除非——推轮椅的人不是韩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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