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斯通警探站在诺亚·埃文斯工作室的门口，手里拿着洛根·奥利弗那封信的光谱成像复印件。陪同他的只有布莱恩和两名技术组警员——他没有调动更多警力，没有在街区外围设置封锁线，甚至没有提前通知物业委员会。洛根在信里写得很明确：如果你们想要马库斯在庭审中作证，就按我说的做。斯通决定赌一次。
诺亚来开门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的旧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调色刀。他看了一眼斯通手中的信，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侧身让开了门。
“每一幅都要取下来？”他问。
“每一幅。”
诺亚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工作室。斯通跟在后面，穿过那条挂满油画的走廊。那些被深色丝绒布半遮着的画框在午后的光线中沉默地排列着，像一排等待被质询的证人。苹果树下的少年，晨光中的母亲，背对观者面朝被推倒的果园的女人，坐在树枝上微笑的艾伦诺。斯通注意到走廊尽头那幅最小的肖像画——树上的艾伦诺——的丝绒布已经被人揭开了一半，露出画中年轻女子膝盖以下的部分。她的裙摆上沾着几片苹果树叶，颜料在光线下泛着幽暗的光泽，像干涸的血。
“这幅画是你什么时候画的？”斯通问。
“二十年前。她死之后。”诺亚走到画前，手指悬停在画布表面上方一厘米的位置，没有触碰，“我画了整整三个月。每天画一点，每天改一点。想把她画成活着的样子，但每一笔下去都像是在画她的最后一秒。”
“洛根让我把这幅画取下来。所有的画都要取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诺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摘下墙上的画，将它翻转过来，背面朝外放在工作台上。画框背面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上面用铅笔写着画的标题、日期和作者签名。但在这张标签下方，还有另一张更小的、几乎被完全覆盖的标签。斯通凑近去看，辨认出标签上的字迹——那不是诺亚的笔迹，而是另一种更锋利、更用力的书写，属于格雷戈里·布兰德。
标签上写着：“艾伦诺·埃文斯。生于1968年，死于1998年。死因——她知道了太多。”
“格雷戈里什么时候把这张标签贴上去的？”斯通问。
“我不知道。”诺亚盯着那张标签，指节因为用力握紧调色刀而泛白，“这幅画从画完那天起就挂在这面墙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人碰过它，除了我。格雷戈里不可能贴上去这张标签，除非——”
“除非他在你不在的时候进来过。”斯通接过话，“他有钥匙吗？”
“他有。这栋房子是我父亲的。格雷戈里和艾伦诺在一起的时候，我父亲给了他一把后门钥匙。后来艾伦诺死了，钥匙一直没还。”诺亚的声音变得沙哑，“我以为他消失了三年。但也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也许在某些夜晚，在我睡着的时候，他用那把钥匙打开后门，穿过走廊，站在这幅画前面，贴上这张标签。也许他还做过别的。也许他每一次来，都在这栋房子里留下了某种东西。”
斯通让技术组的警员继续取下走廊两侧剩余的十几幅画，一幅接一幅，将每一幅都翻转过来检查背面。大多数画的背面除了一层灰和褪色的标签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有三幅画的背面贴着同样的白色小标签，上面的字迹全部属于格雷戈里·布兰德。
第一张标签贴在一幅风景画背面，画的是山麓庄园建成之前的原始果园。标签上写的是：“这片土地不会忘记被夺走它的手。每一任房主的手上都有泥土，泥土下面有血。”
第二张标签贴在那幅背对观者、面朝被推倒的果园的中年女人画像背面。标签上写的是：“母亲看着父亲的土地被推平。她不说话。但她的沉默比任何诅咒都更长久。”
第三张标签贴在一幅让斯通的目光久久无法移开的画背面。那幅画本身并不显眼——它被挂在走廊最暗的角落里，尺寸不大，画面是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外的光线照进一间空无一人的书房，在地板上投下被切割成菱形的光影。窗户的把手是黄铜色的，窗帘是深绿色的，地板上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傍晚时分的光线才能产生的角度。但标签上的字让这幅画变成了整个案件中最重要的物证。
标签上写着：“北区十八号二楼书房。下午四点四十一分。艾伦诺站在窗前。她没有跳。是我推的。这幅画会替我记住。”
斯通将这四张标签全部放入证物袋，然后转向诺亚。“你知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
诺亚站在工作室中央，手里还握着那把调色刀。他的脸上出现了斯通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震惊，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确认了某个长久以来一直拒绝相信的事实之后才会出现的、深沉的痛苦。
“那不是我的画。”他说。
“什么意思？”
“这幅书房窗户的画——不是我画的。它挂在我走廊里，但我从来没有画过它。我从来没有画过一扇窗户。我所有的画都是关于人物的，关于果园的，关于这棵老树的。我从来没有画过室内。我从来没有画过书房。”诺亚走到画前，仔细审视着画布的背面，“这张标签是格雷戈里贴的，但这幅画本身——它的笔触、它的调色、它的构图方式——这些都是格雷戈里的风格。他年轻时也学过油画，曾经在我的工作室里跟着我画过几个月。后来他放弃了，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我的水平。但这幅画——他画了这幅画，把它放在我的走廊里，和我的其他画挂在一起，等着有人发现它的存在。他等了二十年。”
斯通将这幅画也小心地从墙上取下来，交给技术组。他的脑海中正在重新排列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格雷戈里用诺亚不知道的后门钥匙进入工作室，将他自己画的凶案现场挂在诺亚的走廊里，贴上揭露真相的标签。他为什么不直接公开？为什么不把这幅画作为证据提交给警方？答案在标签的措辞里——这幅画会替我记住。格雷戈里不需要用它来定自己的罪，他需要用它来定整个社区的罪。他要让所有人在发现这幅画的一刻明白——凶手一直就在眼前，但没有人愿意看见。
就在技术组完成最后一幅画的拆卸时，布莱恩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不到五秒钟，脸色骤然变化。
“斯通，”他放下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分局刚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声称自己在山谷公路中继塔附近发现了马库斯·温特的踪迹。她说的不是‘我看到了他’，而是‘他来找我了’。”
“报警人是谁？”
“艾莉森·海斯。”
斯通冲出工作室，布莱恩紧跟在他身后。诺亚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握着那把调色刀，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一整面空荡荡的墙壁——那上面曾经挂着二十年的画作，二十年的沉默，二十年被锁在画框里的真相。墙面上的钉子还在，在午后的光线中投下细长的影子，像一排空的绞刑架。走廊深处，那幅格雷戈里画的北区十八号二楼书房的窗户仍然面朝墙壁搁置在工作台上，背面朝上，白色的标签在暗淡的光线中灼灼发光。窗外的老苹果树在风中摇曳，一根枝丫轻轻敲打着玻璃，像有人在用手指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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