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务局的突击检查通知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整贴在了海文港所有保税仓库的公告栏上。通知的措辞公事公办——根据联邦港口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年度安防设备检查将于今日上午十点开始，检查范围包括第三、第四和第十六号保税仓库及其附属设施，请各管理单位配合。落款是海文港务局安全监察处，公章鲜红，日期是当天。
维克多站在公告栏前读完通知，把手里剩下半杯咖啡一口喝完，纸杯捏扁扔进垃圾桶。他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精神异常亢奋。过去的十二个小时里，他带人把三号和十六号仓库里所有不该出现在账面上的东西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点，连一粒多余的螺丝钉都没有留下。四号仓库的那三只铁皮箱原封未动，保持着昨晚发现时的状态——锁被撬断，箱体紧闭，上面那张拼贴纸条被取下来装进了文森特的口袋，取而代之的是维克多自己写的一张便签条，上书“仓库管理员巡检发现异常，已上报待查”，贴在了最上面一只箱子的提手上。
上午九点四十五分，海关稽查队的白色面包车出现在码头入口。车上下来六个人，四个穿海关制服，两个穿港务局的橙色安全检查背心。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短发，戴无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硬壳公文箱。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休斯，是海文港海关稽查科的副科长，在海文港工作了十五年，以公事公办、不讲人情著称。斯特林选她带队是有原因的——这个人的职业操守好到连她的顶头上司都不敢让她在敏感问题上通融，所以她出具的任何一份检查报告在法庭上都会被视为铁证。
维克多迎上去，以白鸥航运码头主管的身份做了登记，然后亲自陪同稽查队打开了一扇又一扇仓库的铁门。所有检查流程都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执行——首先查看消防安全日志，其次是库存清单与报关记录的交叉核对，最后才是开箱抽检。所有的一切都记录在案，每一项发现都被休斯用她那支从不离身的银色钢笔工工整整地写进检查报告里。
三号仓库，一切正常。十六号仓库，一切正常。
稽查队来到四号仓库门前时，维克多主动向休斯出示了那张贴在铁皮箱上的便签条：“今早六点，我们的巡检员发现这间仓库的锁被破坏了，里面多了三只不明来源的铁皮箱。按照规定我们没有触碰或移动货物，直接向港务局报了备。”
休斯看了他一眼，然后让手下的技术员拍照记录锁具状况，再打开第一只铁皮箱。箱盖掀开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机油味。里面装的是拆卸过的军用步枪零件，整齐地码放在泡沫模具里，每一件都涂着防锈油，编号被人用电磨打掉了，但枪械结构保留完整。第二只箱子是配套的弹药。第三只箱子是夜视瞄准设备和两套军用通讯器材。三只箱子的总价值按照联邦军火管制法的量刑标准来计算，足够让相关责任人面临二十年以上的联邦监禁。
“这批货的报关记录在哪里？”休斯头也不抬地问。她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但钢笔在报告纸上的书写速度明显加快了。
“没有报关记录，”维克多说，“这批货不是我们的。”
休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持续了大约三秒，然后她低下头，在检查报告的“异常情况”一栏里逐字写道——“四号仓库内发现三箱无标签、无单据、无报关记录的军火物资，锁具系从内部撬断，与仓库管理方主动上报的情况一致。物品来源待查，已封存并移交联邦海关缉私局。”
写完这行字，她让技术员拍了最后一组照片，在每只箱子上贴了封条，然后合上公文箱，对整个稽查队说了一句话——“收队。”
整个过程从十点零三分到十点四十一分，总共三十八分钟。巴尔迪精心布置的陷阱在三十八分钟之内变成了一份由联邦海关签发的、证明白鸥航运主动上报异常情况的官方记录。
当天下午两点，这份记录的一份复印件被送到了文森特的书桌上。和它一起送到的还有佩特罗夫递交的另一份文件——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过去一个月的资金流水详细报告。报告显示，这家公司在过去三十天内收到了来自布里奇波特半岛总计四万六千克朗的汇款，每一笔金额都被拆分到低于联邦反洗钱申报门槛的两千克朗以下，通过三家不同的离岸银行转入。佩特罗夫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了批注：“资金来源高度可疑，均为马尔凯塞控制区域内的注册企业。建议将这份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副本一并匿名转送联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
文森特看了批注一眼，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把两份报告并排放在桌上，然后拿起电话拨了维克多的内线。
“我听说今天海关的突击检查一切顺利。”
“是的，罗曼先生。四号仓库的货已经被封存，休斯副科长的检查报告写得很清楚——物品来源待查，仓库管理方主动上报。我们这边没有任何责任认定。”
“干得好，”文森特说，“但我要你接下来做另一件事。把三号和十六号仓库过去一周所有的进出记录整理一遍，找出所有的监控盲区和夜班人员名单，做成一份完整的安全审计报告。下一周白鸥航运的董事会例会上，我要用这份报告推动一件事——在港口所有保税仓库安装二十四小时监控系统，摄像头的采购和安装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安保公司，不和任何家族业务产生关联。”
维克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明白了文森特的意图。“您是要把所有仓库都变成透明玻璃箱，这样就算再有人想往里塞东西，也会被拍到整个过程。”
“不，”文森特说，“我是要让所有想往我仓库里塞东西的人知道，他们一定会被拍到。透明不是为了抓住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不敢伸手。威慑比抓捕更有效。”
挂断电话后，文森特把注意力转向佩特罗夫那份资金流水报告。他反复看了三遍最后一页的批注，然后用钢笔在批注旁边写了两个字——“同意”。他将报告叠好，放进一个空白信封里，在信封正面写了一个地址：联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有组织犯罪科，亚历山大·海因斯检察官收。然后他把信封交给卡洛。
“用最干净的方式送出去。不要直接寄，不要派人送。找一个联邦广场附近公共邮箱，走普通邮政，不留指纹。里面的材料经过编辑，删掉了所有可能追溯回我们的信息，只保留了巴尔迪和马尔凯塞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
卡洛接过信封，掂了掂。“如果那个检察官查到我们头上——他知道这里面是我们给的？”
“他不会知道。佩特罗夫对每一份文件都做了脱敏处理，删掉了所有内部批注和档案编号，只保留原始银行记录和汇款附言——这些东西可以从任何一家银行的内线流出来，也可以是从海关的稽查档案里挖出来的。以亚历山大的专业素养，他会高度怀疑来源，但查不到证据。”
他顿了顿，又说：“而且就算他怀疑是我们给的，他也会用。因为这份证据太干净了。他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打开巴尔迪这张网，而我们给了他一把开锁的钥匙。他明知这把钥匙可能被人动过手脚，还是会用它——因为不用它，他就打不开锁。”
“如果他顺着钥匙摸回来呢？”卡洛问。
“那他就会发现，我们跟他站在同一边，”文森特平静地说，“至少在巴尔迪和马尔凯塞这件事上。”
信封在三天后通过联邦邮政抵达了亚历山大的办公桌。亚历山大当时正在整理1973年萨瓦托失踪案的旧档案，看到这封没有寄件人信息、没有邮戳日期的平信时，他先是皱了一下眉，然后用拆信刀小心地划开封口，将里面的文件倒在桌上。他花了十五分钟仔细阅读每一页，逐行核对了银行记录上的汇款日期和金额，确认了收款方确实是巴尔迪名下的劳务公司。然后他把文件放下来，摘掉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鼻梁。
这份证据来得太是时候了，也太干净了。干净到不像是一个意外。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封信背后必然有一个主动的推手——一个同样想让巴尔迪倒台的人。而在这个城市里，最想让巴尔迪倒台的人，恰恰也是他最想送进监狱的人。
他没有把信封扔掉。他把信封和里面的所有材料一起放进了保险柜里，锁好，然后在笔记本上写道——“匿名证据，来源可疑但内容可核实。建议启动对弗兰克·巴尔迪及其关联公司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的正式调查。同时核查其与西海岸马尔凯塞家族的资金往来。”
然后他拨通了哈里森的内线电话。“科长，我收到了一份需要您亲自看一眼的东西。”
与此同时，弗兰克·巴尔迪正坐在那间出租公寓里，面前摊着一张海文港的航道图，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劣质威士忌。他的短波电台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收到了两条让他极度不安的消息。
第一条——海关突击检查四号仓库，三箱军火被正式查扣，检查报告认定白鸥航运“主动上报异常”，不予追究责任。
第二条——马尔凯塞在布里奇波特发来加密电文，措辞简短而冰冷：“货物被扣，资金冻结，暂缓后续行动。”
两句话加起来，巴尔迪几乎能看见自己手里的筹码在一点一点地融化。他苦心编织的栽赃计划不但没能撼动文森特分毫，反而让文森特借力打力，获得了一份来自联邦海关的免责金牌。更致命的是，马尔凯塞已经开始收紧了资金链——这意味着他可能随时从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被降格为“需要清理的知情者”。
巴尔迪把威士忌一口灌下去，将杯子重重地砸在桌上。他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口，一个能绕过白鸥航运的防御、直接打到文森特七寸的新的切入点。
他的目光在航道图上缓缓移动，从港口出发，沿着南下的航线经过三号公路、奥克维尔区和海文市旧城区。然后他的视线停在了一个被他用红笔圈出来的地点——南区公租楼群，马蒂亚斯·卡瓦洛一家的住所。1977年码头工会事件，马蒂亚斯重伤瘫痪。肇事者是罗曼家族的打手，而那个打手后来在街头火并中被杀，但下令的人是文森特。
这桩旧事比萨瓦托案更冷，埋得也更深，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过。但巴尔迪在离开庄园之前，曾无意中翻过老罗曼书房的旧档案柜，在里面见过一份没有归档入家族正式卷宗的私人备忘录。备忘录里记录了几件老罗曼认为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给家族带来麻烦的“未了之事”，其中最后一条就是马蒂亚斯·卡瓦洛的名字。老罗曼在那条记录旁边用铅笔打了个问号，写了一个词——子女？
巴尔迪不知道马蒂亚斯·卡瓦洛的子女是谁，长什么样，住在哪里。但他知道另一件事：马蒂亚斯有一个女儿正在联邦中央大学法学院就读，成绩优异，主修刑事法。这是他在罗曼家族任职期间听佩特罗夫提到过的——佩特罗夫当时在汇报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务，顺口提及了南区几个工会家庭的子女教育情况，其中就有这个名字。他当时没在意，现在他想起来了。
巴尔迪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锁的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旧照片和几本手写的笔记。他翻了很久，找到一张1977年码头冲突后的旧剪报。黑白照片上，一群码头工人抬着担架从十六号码头出来，担架上躺着一个面容扭曲的中年男人，腰部以下被毯子盖住，毯子边缘渗着深色的血迹。照片旁边配着新闻标题——“码头工会谈判破裂，一人重伤送医。”伤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道里，但巴尔迪知道那个名字。
他在这张剪报的背面写下了几个字：卡瓦洛。南区。法学院。女儿。
然后把剪报塞进大衣内袋里，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港口的方向。海文港的浓雾照例在傍晚时分涌上来，把码头的灯光泡成一团团模糊的橙色光晕。四号仓库的方向现在多了一盏红色的警示灯，是海关贴封条之后留下的临时标记，在雾气里一闪一闪，像是某种沉默的、持续的警告。巴尔迪盯着那盏灯看了很久，然后拉上窗帘，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我需要找一个人，”他对电话那头说，“南区的。名字叫卢西亚·卡瓦洛。联邦中央大学法学院，二年级，主修刑事法。我要她的住址、课程表、每天往返学校的路线，以及她身边有没有罗曼家族的人在监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巴尔迪先生，这是额外服务。要加钱。”
“钱会到账。你用最快速度办。”
他挂断电话，回到桌前再次摊开航道图。他的手指从港口南下，划过整片旧城区，最终停在了南区公租楼群的位置。他忽然想起老罗曼生前说过的一句话——“真正致命的伤口往往不是第一刀捅进去的那一下，而是过后许多年，你早已忘了对方的存在，他却在那时从你身后站起来，把当年那把匕首原样送回你的脊柱。”
老罗曼当年是用这句话在训诫他不要给自己留后患。现在他要把这句话反过来用在文森特身上——这兄妹俩是文森特的前世因果里最隐蔽、最不起眼、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巴尔迪赌文森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条线的存在。就算意识到了，也来不及补救了。他会从法学院入手，用利诱或威胁把那个叫卢西亚·卡瓦洛的年轻女孩推到文森特的对立面，让她的指控成为钉死文森特的最后一颗钉子。
他低声对自己重复了一遍那个名字——“卢西亚·卡瓦洛。”然后拿起笔，在航道图南区的位置上画了一个新的红圈。
与此同时，庄园书房里的文森特打了一个喷嚏。
卡洛正站在书桌前汇报庄园内部人员的清查进展，听到喷嚏声停顿了一下。文森特揉了揉鼻子，示意他继续。卡洛把一份人员名单摊开在桌上——厨房、清洁、园艺、安保四个部门在过去三个月内的所有非家族雇员逐一排查完毕。大部分人都有清晰可靠的雇佣记录和担保人，但有一个人的背景查不下去：一个名叫艾达·贝里尼的女佣，今年六月入职，负责书房和二楼走廊的清洁工作，担保人一栏填的是弗兰克·巴尔迪。
“贝里尼，”文森特拿起那份人事档案，看着照片上那个三十多岁、相貌平平、留着一头暗棕色卷发的女人。“她住在哪里？”
“庄园员工宿舍。她申请了住宿，说是住在城外通勤不方便。”
“她在巴尔迪离职之后还留在庄园里？”
“是的。她的合同签到了明年六月。”
文森特把档案放下，站起身走到窗前。他在玻璃倒影里看见了自己紧绷的下颌线条。“去查她这几个月的所有活动记录，包括她的排班表、清洁区域、进出庄园的时间段。不要单独接触她，在她日常活动区域悄悄放置监听设备。另外安排人不间断盯住她的行踪——如果她察觉到了任何异常，就立刻收网。”
卡洛点头，正要转身时，文森特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去查一下南区公租楼群那边的状况。”
卡洛微微偏头，有些不解：“南区那边我们似乎没有直接的业务和人事部署。”
“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要查。”文森特转过身，眼神在台灯的映照下显得异常幽深，“马蒂亚斯·卡瓦洛一家，就住在南区。我要知道，如果我意识到了这颗埋在暗处十二年的地雷，别人会不会也意识到了。”
他顿了一下，重新看向窗外。窗外已经是深沉的夜色，远处港口的灯光在雾气中明灭闪烁，像是一串正在计数的时间。
“有些债，还钱不够。得还命。”文森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在别人拿它来抵命之前，我得先找到债主。”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