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保税仓库坐落在海文港最深处，是一条被遗忘了将近二十年的旧码头。岸边的混凝土堤坝上布满裂缝，铁锈色的苔藓从裂缝里爬出来，像凝固的血迹。仓库本身是一栋战前修建的钢结构建筑，铁皮屋顶在多年的海风侵蚀下已经变成了斑驳的灰绿色，远远看去像是一艘搁浅在岸上的废弃货轮。
凌晨一点，涨潮。海水拍打着仓库下方的桩基，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撞击声。
瞭望台上的两个装卸工在十二点四十分完成了交接班。接班的两个人穿着和前一轮完全一样的工作服，戴着同样的鸭舌帽，甚至连走路的姿态都刻意模仿了码头工人的步态——肩膀微塌、步伐拖沓、重心落在脚跟。但他们腰间藏着的不是扳手或钳子，而是装填了实弹的自动手枪。枪管截短过，方便从外套内侧快速抽出。
调度室墙上的老式拨号电话在凌晨一点零三分响了。守在电话旁的那个装卸工接起来，只听见对面说了两个字：“开始。”他挂断电话，将一张全新的预付费通话卡插入话机，拨通了另一个号码。这一次他只说了四个字：“货到了，接。”
三号仓库的后门从内部被打开了。开门的人穿着一件港务局正式的蓝色制服，胸口挂着工牌，工牌上的名字是他偷来的——一个正在南大陆度假的仓库管理员。他把门开到刚好能让一辆中型厢式货车倒进来的角度，然后站在门边用手电筒朝黑暗里闪了三下。两长一短。远处一辆没有开灯的中型厢式货车从阴影里缓缓驶出，轮胎碾过碎石，倒车进入仓库。
后车厢门打开，里面是六只焊死了盖子的铁皮箱。每只箱子都沉得要两个成年男人用撬棍才能勉强抬动。箱子落地的撞击声在空旷的仓库里炸开，惊起了房梁上栖息的一窝海鸟，翅膀扑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尖锐而凌乱。
“十六号仓库的存货转移，全部在这里了，”接货的那个人说，声音被面罩压得闷闷的，“十二个小时之内必须出港。这一批的清单都在这里。”他从怀里抽出一沓货单，拍在其中一只铁皮箱上。
“收件地址？”
“不写地址。船上的人知道在哪一站下。”
装箱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钟。凌晨一点四十五分，一辆小叉车将最后一只铁皮箱推上货轮之后熄火。仓库后门重新关上，厢式货车倒车驶离码头，留在地上的车轮印被新涨上来的潮水浸湿、冲散。凌晨两点十分，货轮解开缆绳，缓缓驶出泊位，船尾的白色尾迹在夜色里泛着磷光。
装卸工们分批撤离了。最后离开的是那个拿钥匙的假管理员。他将仓库的备用钥匙放回港务局值班室的挂钩上，在值班日志上签下了那位南大陆度假者的工号，然后走向码头出口。他的脚步很轻松，吹着口哨，吹的是一首老掉牙的水手民谣。
他从维克多接班的第一天起，就以临时工的身份被安插进了这个码头，档案上用的是假名，担保人一栏填的是弗兰克·巴尔迪私人账户支薪的一家空壳劳务派遣公司。维克多查过两次人事档案，都没有发现破绽——不是维克多不够仔细，而是弗兰克·巴尔迪在港口布下的这张网，远比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能从账面查到的要深得多。
凌晨两点三十分，货轮驶出港口防波堤。
凌晨两点四十一分，一封加密电报从海文港被发送至联邦西海岸布里奇波特半岛的一个商用电台。电文经过三次转码，在抵达目的地时被解码为一行简短的文字——“白鸥的雏鸟已离巢，请鹰准备捕猎。”发信人的署名是大写字母F.B.，弗兰克·巴尔迪。
收信人的署名是大写字母C.M.，卡罗·马尔凯塞。
弗兰克·巴尔迪此刻并不在布里奇波特。他正坐在距离海文港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的一间出租公寓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望着港口方向忽明忽灭的船灯。这间公寓是他三年前用化名租下的，没有任何家族的人知道。家具很少——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机，墙上钉着一幅海文港的旧版航道图，图上被人用红笔圈出了三号泊位和十六号泊位的位置。这场游戏如果顺利，远在布里奇波特的马尔凯塞本人甚至不需要离开他的书房，就能分走从罗曼家族走私路线中截获的大部分利润。他，弗兰克·巴尔迪，只需要确保第一步棋踩得够准，够狠，踩在文森特的七寸上。
而第一步棋已经在今晚完成了。三号仓库的存货被转移——这是饵。马尔凯塞要的不仅是罗曼家族的货物，他还要文森特在港口的所有合法产业因为卷入走私丑闻而被联邦调查，他要在调查启动之后，由巴尔迪出面策反港口内部的中层头目，让罗曼家族的走私网络在内外夹击下全面瘫痪。然后他再以“唯一稳定的合作方”身份出现在其他家族面前，把被肢解的罗曼版图一口一口吞下去。
巴尔迪掐灭手里的雪茄，在黑暗中对着无线电收发机露出一个缓慢的、不带温度的微笑。他已经在臆想这桩巧妙的构陷将如何把文森特推入绝境。
但他的信息有一个他没有发现的漏洞——他的每一步计划都被另一个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那个记录者不在码头，不在庄园，不在任何和罗曼家族有关的场所。他在三栋楼之外的联邦广场地下一层，坐在成堆的档案盒中间，面前摊着一份来自海文港务局1975年的《港口保税仓库分区管理条例》，他的钢笔尖正停在“第三条第七款——保税仓库货物转移须提前四十八小时向海关申报”这一行字上。
亚历山大·海因斯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四个小时。他的办公桌被旧档案和报表覆盖得几乎看不见桌面，咖啡杯在文件堆中间垒成了一个小塔。白板上密密麻麻地画着各种连接线——人名、公司名、货轮航次、仓库编号，不同颜色的记号笔交叉缠绕，像是一张正在被缓慢编织的蛛网。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微缩胶片阅读器而布满了红血丝，但他的精神状态出奇地清醒。
他刚刚发现了一件别人忽略了很多年的事。
三号保税仓库在过去三年里的报关记录表面上滴水不漏——进出货物的数量、种类、价值都和报关单一致，关税缴纳准时，每季度一次的例行检查都顺利通过。但亚历山大把这三年的记录和港务局潮汐调度表做了交叉比对。他发现在每一次三号仓库进行“大宗货物出港”的日期前后，港口的潮汐调度表上都显示当晚是大潮，水深足够吃水深的货轮靠泊。而这类货轮在出港时申报的目的地清一色都是南大陆的免税港——那些港口的转口贸易不需要注明最终收货人。
这不是证据。这是规律。而规律一旦被找到，证据就只是时间问题。
亚历山大把钢笔放下来，揉了揉眉心，重新审视着白板上一条被他用蓝色记号笔反复描粗的线。这条线从一个名叫费罗·阿尔多的港口工人开始——此人在1979年死于冰锥刺伤——经过一份被驳回的火调报告，经过一栋在1979年被烧毁的杂货店，最终停在一个被红笔圈了好几圈的名字上：罗曼。而在罗曼的旁边，还有另一个名字被蓝笔圈了出来——巴尔迪。
他决定从这里入手。十六号码头那个带着帆布包威胁维克多的工人，马里奥·法尔科，是他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愿意留下联系方式的巴尔迪旧部。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法尔科在港口劳务登记处留下的号码。
没有人接。响完第九声之后他挂断了，决定改天再试。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那个帆布包里的单据早已化为一堆灰烬，而马里奥·法尔科本人则在烧掉单据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海文市，手里捏着一张单程火车票和文森特私人律师给的一张现金支票，目的地是一个没有港口、没有海关、没有联邦调查局分局的内陆小镇。
两天后，白鸥航运的会议室。
这是一间刚装修完的房间，白墙上还残留着乳胶漆的气味，海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把桌上一沓没有用镇纸压住的文件吹得哗哗作响。文森特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左手边是港口业务的新负责人维克多，右手边是佩特罗夫。卡洛照例站在门边的位置，倚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窗外港口的方向——自从卡罗·马尔凯塞的问候卡出现以来，他再也没在公共场合放松过警惕。
今天是维克多上任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业务汇报。他准备了厚厚一沓材料，包括码头人事调整的进度表、走私业务拆分的方案草案、三家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季度营收预测。他汇报时的语速比一个月前快了不少，语气也更加自信，但当他翻到预算表的第三页时，佩特罗夫突然开口打断了他。
“你这里写的人力成本比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原因？”佩特罗夫的语调温和，但问题本身精确得像是手术刀。
“清退了巴尔迪留下的十九名冗余人员，新招募的装卸工合同走的是白鸥航运的正式劳务协议，不走第三方派遣，所以中间环节的抽成被砍掉了。”维克多回答。
“巴尔迪原来的劳务派遣公司叫什么名字？”
“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
佩特罗夫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他的黑皮账簿，翻到某一页，用手指划了几行，然后抬起头。“这家公司在过去一个月里没有任何新的业务流水，也没有注销——但它在三天前刚刚支付了一笔两千四百克朗的汇款，收款方是一个在南大陆注册的离岸账户。”
维克多皱起眉。“遣散费？”
“不是。遣散费的支付方应该是罗曼家族的财务部门，不是一家已经被终止合作的空壳公司。”佩特罗夫的声音依然温和，但他推眼镜的动作比平时快了半秒。“这笔钱不是出去的，是进来的——从布里奇波特半岛的某家贸易公司汇入，汇款附言写的是‘咨询服务费’。弗兰克·巴尔迪还在用这家公司的壳在收钱。而给他打钱的人，大概率是马尔凯塞。”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收紧。维克多张了张嘴，但文森特抬手阻止了他要说的话。
“佩特罗夫，”文森特说，“给我一个具体的结论。”
“结论是巴尔迪正在从马尔凯塞那里拿钱。拿钱就要办事。办事就需要在港口有动作。”佩特罗夫把账簿合上，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建议在未来一周内对所有保税仓库做一次全面的突击盘点。如果他要在港口动手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你的货。”
维克多的脸色微微一变。“十六号仓库里还存着一批没有转移完的货。如果巴尔迪的人混进了我的装卸团队……”
文森特已经站起了身。“现在就去。卡洛，备车。维克多，通知你的人——今晚封库盘存，所有非核心人员全部撤出仓库区，由家族内部人员接管盘点。”
但他只来得及走到会议室门口。
门外走廊里，一个穿着港务局蓝色制服的管理员正站在那里，脸色发白，手里捏着一把被撬断锁芯的仓库钥匙。他的工牌歪挂在胸前，上面沾着铁锈和木屑——那不是三号仓库的锁，而是二十码之外、紧挨着三号的四号仓库的锁。四号仓库原本登记为空置，但此刻那扇铁门上挂着的锁链被人从内部绞断了，锁扣断裂的截面上折射出崭新的金属光泽。这意味着，有人在夜里潜入了这间原本空置的仓库，并在里面留下了本不该存在的东西。
“罗曼先生，”管理员的声音发颤，“四号仓库里……多了三只箱子。不是我们存的。我刚才去巡检的时候发现的——锁被撬开，里面有三只铁皮箱，标签上写着白鸥航运，但我们的存货清单上没有这几箱东西。而且箱子上面有一张纸条。”
他把纸条递过来。文森特接过去，扫了一眼。
纸条上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母拼成了一行字——“走私军火，人赃俱获。欢迎回到牌桌。”没有署名，但他认得那个措辞。欢迎回到牌桌——和一个月前躺在书桌上的那张问候卡一模一样。这不再是问候，这是行刑前的通知。
文森特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握着纸条的指尖微微用力。
“这是栽赃，”维克多压低声音说，“我们根本不碰军火——至少现在不碰。三只箱子，纸条，撬锁的痕迹——这整套动作太熟练了，不是临时起意。这只说明一件事：巴尔迪在我清退他的旧部之前，就已经在码头埋了不止一颗钉子。他的网一直铺到了现在。”
“不对。”文森特的声音很平静，“如果是单纯的栽赃，他应该把这批军火直接放进我们的保税仓库里，而不是隔壁的空仓库。放在四号仓库，查获之后可以说我们‘借用’了隔壁空间存放违禁品。不够直接，但同样致命——因为这个仓库虽然在我们名下，但管理记录是空置。只要海关发现箱子上的标签指向我们，我们就会被拖入一场漫长的调查。而在这个过程中，巴尔迪的旧部会把剩下的走私线路全部转给马尔凯塞。他不是要把我送进监狱。他是要在我应付调查的时候，把我名下的每一条线都抽走。”
他在走廊里站了片刻，迅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让维克多亲自带人封存四号仓库里的三只铁皮箱，在没有确定箱子里装的具体是什么之前，任何人不准靠近、不准打开、不准移动。第二件，让佩特罗夫通过他的私人渠道查清楚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在过去三天内的所有资金动向和人员活动。
然后他转身走进会议室隔壁的办公室，关上门，拨通了查尔斯·斯特林的私人电话。
斯特林接得很快。“什么事？”
“四号仓库被放进了一些不属于我们的货物，标签指向我的公司，锁是从内部撬的。我需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启动一次港务局的突击安全检查，由你这边提交申请，理由是保税仓库区的安防设备年检到期。走正规程序——不走关系，不递话，不打招呼。让检查以完全合法的形式介入，当着所有码头人员的面，同时打开三号、四号和十六号仓库的门。”
斯特林沉默了一会儿。“你是想借官方的检查来发现这批货，然后让你的公司处于被调查方，而不是隐藏方？”
“主动暴露比被动被查好。海关突击检查会在检查记录上写清楚这批货的发现过程，标注异常撬锁和仓库管理记录的不一致。这份记录会成为第一手的第三方证据——不是我的证据，是联邦海关自己的证据。巴尔迪想把赃物塞给我，那我就让官方在我最不防备的时刻‘意外发现’它们，然后我第一个配合调查。”
“你要冒的风险不小，”斯特林的声音变得严肃，“一旦开查，海关会对你的所有保税仓库做全面审计。你的账面上如果有任何不够干净的地方，都会一起被翻出来。”
“我知道，”文森特说，“所以检查必须发生在我清理完账面之后，巴尔迪转移下一批货之前。时间窗口只有这两天。做还是不做？”
斯特林没有犹豫超过三秒。“明天上午十点。我会让港务局发正式通知，同时在码头张贴公告。叫你的人今晚把所有不该在账面上出现的东西清理干净。”
“已经做了。”文森特挂断电话。
他放下听筒之后，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了那张因果清单。纸质已经被反复折叠磨得起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褪色。他的目光从第一行开始往下扫——萨瓦托、莫拉、沃克、卡瓦洛——每一条都对应着一个在前世将他推上电椅的人，每一条都在这一世被记录、被追踪、被小心翼翼地拆解或转化。
然后他把清单翻到背面，在空白处用钢笔新写了一行字。
弗兰克·巴尔迪——1985年11月，三号/四号仓库构陷。
他在这一行字旁边画了一个指向下方的箭头，然后写下了一个名字。
卡罗·马尔凯塞。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忽然想起前世的一件事。1987年，巴尔迪用几乎完全相同的套路陷害了一个中西部家族的头目，把人送进联邦监狱之后吞了对方全部的地盘，当时文森特觉得这手段虽然狠毒但确实奏效。现在他站在受害者的位置再看这同一盘棋，才发现巴尔迪的每一步落子虽然精确，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永远站在自己那一边，不为任何盟友留余地。他背叛罗曼家族投靠马尔凯塞，但马尔凯塞也不会真正信任一个随时准备背后捅刀的人。这意味着巴尔迪迟早会被用完即弃。
问题是，在巴尔迪被弃之前，他还能造成多大的破坏。
敲门声响起，卡洛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维克多刚才在盘查人事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临时工编号——这个人从你接手码头之前就一直在排夜班，担保人填的是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今天他轮休，登记的住址是一间废弃的空置房。人找不到了。”
“什么时候消失的？”
“今晚。他最后一次打卡是下午六点十五分，交班之后就不见了。从他的考勤记录上看，他在过去一个月里有至少三次在三号仓库单独作业的记录，时间是半夜。而那个时候仓库管理员刚被换掉，新来的不认识所有面孔，让他钻了空子。”卡洛顿了顿，“照这个轨迹……他大概率就是昨晚放箱子的人。”
文森特站起身走到窗前往港口方向看。浓雾在夜幕中涌动着，把泊位的灯光变成一团团模糊的橘色光晕。四号仓库的轮廓在雾气里忽隐忽现，铁门上那把被绞断的锁链已经被维克多用帆布罩住，等待明天上午十点的官方检查。
“这个临时工，”他说，“从入职到今天消失，所有的动作——排班时间、仓库通行权限、交班时间——都卡在我们人事调整的空窗期里。不是运气。是有人提前把我们的管理漏洞摸清了。”
“巴尔迪。”
“不只巴尔迪。”文森特转身看着卡洛，“巴尔迪是个擅长背叛的人，但他不擅长组织这么精确的渗透。这需要情报、需要内线、需要对我们内部管理流程的实时监控。他背后一定有另一个更了解系统运作的人在帮他——这个人可能在港口，可能在公司，甚至可能在庄园里。”
卡洛的眼神微微一动。“庄园。你是说那个从仆人通道进来的身影……上次我们没查到？”
文森特点了点头。自从他搬进庄园以来，除了那张来自马尔凯塞的问候卡，他始终隐隐感到有一双眼睛潜伏在庄园日常的某个角落里——不是那种充满敌意的监视，而是一种更隐秘、更耐心的观察。就像那位神出鬼没的临时工一样，这个人从不越界，从不出错，躲在日常运转的缝隙里，安静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而此刻，这个看不见的观察者很可能正站在他身后的书架上，蹲在办公桌抽屉的暗格里，甚至伪装成厨房里某个不起眼的帮工，通过一扇他还没来得及检查的窗户，将庄园内的一切传递给远在布里奇波特的人。
“从明天开始，”他说，“清查庄园内所有非家族成员的雇佣记录，包括厨房、清洁、园艺和安保轮值。每一个人的入职时间、担保人、过去三个月的班次记录都要查。如果发现有谁在巴尔迪离职之后仍然留在庄园里工作——带他来见我。”
卡洛点头，转身要走，但文森特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那个联邦检察官——亚历山大·海因斯。他最近在查什么？”
“东区有组织犯罪科的保密案卷我拿不到完整目录，”卡洛说，“但我通过港口那边的人打听到，他上周调阅了海文港三号保税仓库过去三年的报关记录，还有罗曼家族在港口的所有税务核查报告。档案室的复印机上有他的使用记录——印了大批关于1979年沃克火灾、1981年三号公路逃逸案和1973年萨瓦托失踪案的资料。”
文森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让卡洛完全意想不到的反应——他笑了。不是苦涩的笑，不是无奈的笑，是一种近乎平静的、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看到某个预期中事物准时出现的笑。
“让他查，”他说，“他查得越深，对我们越有利。”
“怎么说？”
“你还不明白吗？如果他真是一个能被仇恨彻底蒙蔽双眼的人，前世就不会让我的死刑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漂亮的一场胜诉。他赢我，不是因为冲动，而是因为他把每一个证据都在合法程序里钉死了。他现在查的所有案子——沃克火灾、三号公路逃逸、萨瓦托失踪——都是我在买单。但那是在前世。这一世，我已经不需要他亲自来抓我了。我要他在查案的过程中，自己发现巴尔迪的存在。当他开始追巴尔迪的时候，他会把马尔凯塞也一起拖进联邦调查的网里。”
他望向窗外，白鸥航运的招牌在海风中微微摇晃，浓雾深处传来远洋货轮又一声低沉而悠长的汽笛。那声音穿过层层铁皮、石墙和玻璃，在整栋大楼的钢梁里引发微弱的共振，像一头巨兽在深海里缓缓转身。
“前世他是一把对着我喉咙的剑。这一世，我要让这把剑砍向别人。”
卡洛站在原地愣了几秒钟，然后缓慢地点了点头。他跟着文森特已经十几年了，但这一刻他才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早已不再是那个在街头用拳头和子弹解决一切问题的年轻头目。文森特正在用一种比暴力更复杂的方式重新排列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不是移除它们，而是改变它们攻击的方向。
与此同时，东区检察官办公室。
亚历山大从档案室回到自己办公桌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他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松开领带，给自己倒了今天第八杯咖啡。然后他坐下来，打开一份从港务局调来的1979年的人事档案。这份档案记录了一个名叫阿尔多·费罗的码头工人。
费罗。这个名字他在沃克火灾报告的备注栏里见过，在十六号码头法尔科的口供笔记里也见过。此人在火灾发生前七小时被人拍到蹲在杂货店后巷，手里提着一个铁桶。两个月后死于冰锥刺伤。
亚历山大翻开人事档案，手指沿着泛黄的纸页往下滑，在“雇佣担保人”一栏停了下来。担保人签名潦草而有力，但他认得那个签名。
弗兰克·巴尔迪。
他将这份档案和旁边一份早已从系统里调出的港口劳务联营公司旧税务登记表并排放在一起。登记表上，公司的唯一股东签名也是弗兰克·巴尔迪。他又翻开一份1973年的合资公司解散文件——罗曼家族与萨瓦托家族的合资公司解散时，萨瓦托一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代表也是弗兰克·巴尔迪。三份文件，三个年份，三种身份——但签名是同一个人。
亚历山大把这些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桌上，从左到右，1973，1979，1981。每一份文件都指向弗兰克·巴尔迪，而弗兰克·巴尔迪的每一个签名都出现在和罗曼家族相关的关键节点上。父亲失踪时他在场。店铺纵火的执行者是他的人。三号公路逃逸案的肇事车辆注册在一家与他有关联的空壳公司名下。然后他又看见桌上另一份从港务局调来的1985年劳务派遣名单——四号仓库临时工，担保人：港口劳务联营有限公司，即巴尔迪名下的同一家公司。
他拿起红色记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新的线。这条线从罗曼开始，连接到巴尔迪，再从巴尔迪连接到阿尔多·费罗，再连接到沃克杂货店，然后画出一个向下的分叉——一个分支指向萨瓦托失踪案，另一个分支指向最新的四号仓库潜入事件。
他盯着这张网看了很久，然后将那份1973年的旧文件凑近台灯。在合资公司解散的“股东代表签名”栏下方，有一行几乎被黑色钢笔划掉但细看仍能辨识的附注：“萨瓦托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亲自出席，由巴尔迪先生代为签署。”这意味着，在他父亲“失踪”的那个月里，父亲名下的股权是通过巴尔迪的手被转让出去的。而巴尔迪当时在为谁工作？谁在1973年拥有海文港最多的泊位？答案不言自明。
他放下文件，拿起电话拨了母亲洗衣店的号码。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看了一眼时间——深夜十一点，母亲应该已经睡了。
他挂断电话，重新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字迹工整而克制。
“巴尔迪是钥匙。找到他，就能打开从1973到1985年的所有锁。”
然后他关了灯，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余晖慢慢暗淡。窗外起了雾，一如往常。海文港的汽笛声穿过浓雾传进联邦广场的空旷街道，低沉、持久，像是有人在深海的另一端反复敲着一面看不见的鼓。
港口方向，四号仓库门上的帆布在夜风中微微起伏。维克多安排的两个看守站在仓库入口两侧，各自点着一根烟，红光在雾气里明灭不定。其中一个看守往黑暗里看了一眼，忽然站直了身体。
“你听见什么了吗？”
另一个看守侧耳听了听。“没有。除了海浪。”
“我刚才觉得有人在那边动了一下。”第一个看守朝堤坝方向眯起眼，手不自觉地放在了腰间的枪柄上。
但他们看不到的是，在那条被潮水淹没了一半的废弃栈桥尽头，一艘没有开灯的小型橡皮艇正缓缓靠岸。一个穿着深色潜水衣的人影从橡皮艇上翻身上岸，将船绳系在锈蚀的铁桩上，然后贴着堤坝的阴影朝三号仓库的方向无声地移动。他的动作熟练而专业，不像街头混混，更像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人员。他的腰间别着一个防水袋，袋子里装着的东西不是武器，是一台小型照相机和一张详细的仓库区平面图，上面标注了每一个泊位、每一个仓库、每一个监控盲区的精确位置。
他停在四号仓库外大约三十米的一堆废弃集装箱后面，举起照相机对着看守的方向按了两次快门。闪光灯被黑胶带遮住，只发出了极其微弱的红光，在雾气里转瞬即逝。然后他收回相机，沿着来时的路线原路返回。
橡皮艇无声地滑入海中，消失在浓雾与黑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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