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麦卡勒姆在他那张吱嘎作响的办公椅上挪了挪肥胖的身体，用一支咬得满是牙印的圆珠笔在案件卷宗上随便画了一个圈。
“一级谋杀，双重命案。”他把卷宗扔到办公桌上，对着坐在对面的人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咖啡渍和烟草染黄的牙齿，“这个案子够大。媒体一定会扑上来。对我有好处。”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助理，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男人，名叫德里克·华莱士，瘦削、沉默、戴着一副过大的黑框眼镜。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选择了闭嘴。
这是密尔福德市公设律师办公室，位于法院大楼地下层，走廊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发霉的纸张和廉价消毒水混合的气味。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有一半不亮，另一半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办公室里堆满了落灰的文件夹，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奥尔德尼亚合众国国旗，角落里一只电风扇在徒劳地摇头，搅动着沉闷的空气。
哈维·麦卡勒姆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一年。他是这间办公室里资历最老的公设律师，也是名声最差的一个。有人说他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在密尔福德市排名第一，但那是因为他从不真正辩护任何一个案子——他只是在走流程。认罪协商、量刑减让、草草结案，然后把被告的名字从待办清单上划掉。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在他眼里，这些文件上的名字不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而是一道一道需要被处理掉的工序。
“你见过她了？”德里克小心翼翼地问。
“谁？”
“被告。艾莉诺·休斯。”
“还没。”麦卡勒姆拍了拍卷宗封面，“档案上写得够清楚了。家庭主妇，毒死了丈夫和他的……女朋友。证据确凿，自己还认罪了。没什么好说的。我明天去拘留所见她一面，看看能不能谈个认罪协议——反正她已经认了。争取无期徒刑，别让她被送进毒气室，就算是大功一件。”
“她可能有什么隐情——”
“德里克。”麦卡勒姆打断他，用一种教育小孩的语气，“在这里干的时间长了你就懂了。没有什么隐情。只有一个又一个搞砸了自己人生的蠢货。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些蠢货在监狱里多喘几口气。你不可能救所有人。你甚至救不了任何人。趁早想通这一点，不然这工作会把你生吞活剥。”
德里克没有再说话。他低下头，从卷宗下面抽出那份被告基本信息表。艾莉诺·休斯，三十一岁，高中学历，婚前曾在本地一家纺织厂做过三年缝纫工，婚后成为全职主妇，无前科，无吸毒史，无精神疾病诊断记录。社会关系评估一栏写着：与娘家疏远，无亲密友人，社区评价“文静、温顺”。
照片上的女人有一双深陷的眼窝和一张线条柔软的脸。
德里克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默默把它塞回了卷宗里。
第二天上午十点，麦卡勒姆夹着公文包走进了奥尔德尼亚县拘留所的律师会见室。
这间会见室是灰色的——灰色的墙壁，灰色的铁桌，灰色的铁椅，灰色的地板上有一块永远洗不掉的灰色污渍。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汗液混合的气味。墙角天花板上装着一台摄像机，红色的指示灯每隔几秒闪烁一次。
艾莉诺被带进来的时候，麦卡勒姆已经在桌上摊开了文件。
她穿着橙色的囚服，手腕上没有手铐——作为非暴力罪犯，她被允许在会见律师时不戴戒具。她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颊两侧。和两天前审讯录像里那个崩溃的妻子相比，此刻的她看起来异常平静，平静得近乎漠然。
“休斯太太，请坐。”麦卡勒姆没有站起来，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我是你的公设律师，哈维·麦卡勒姆。我们来谈谈你的案子。”
艾莉诺依言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她的姿态端正而安静，像一尊瓷器。
“你认罪了，对吧？”
“是的。”
“好。这至少省了不少事。”麦卡勒姆翻开卷宗，用那支满是牙印的笔指了指其中一段，“坦纳警探的审讯记录显示，你承认购买原料、自行合成毒物并投入食物。你也承认了嫉妒丈夫的情人。这些都在录像里。没错吧？”
“是的。”
“动机和作案过程都交代清楚了。证据链也很完整——法医报告、药房记录、高额保险单。陪审团不会喜欢你的，休斯太太。一个毒死丈夫和情妇的妻子，在奥尔德尼亚这种地方……”他哼了一声，“你唯一的机会就是认罪协商。我争取把死刑改成终身监禁，说不定有假释机会。你满意这个方案吗？”
艾莉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睛。
那是一双让麦卡勒姆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的眼睛。深褐色，非常安静，安静得像一口枯井。你望着它，觉得底下应该是空的，但某个角度下又会怀疑有什么东西藏在深处。
“麦卡勒姆先生，”她轻声说，“我想请你听我说一些事情。”
“什么事？”
“关于我的婚姻。关于柯林。”
麦卡勒姆靠向椅背，双臂交叉在胸前。他没有打开笔记本，没有拿起笔。他只是做了一个“请讲”的手势，像是允许一个孩子背诵一首无关紧要的诗。
艾莉诺开始说。
她说到和柯林结婚头一年，他第一次动手。原因是一块烤焦的牛排。他把整盘食物摔在墙上，然后反手给了她一记耳光，力气大得她整个人撞在冰箱门上。第二天她戴着墨镜去教堂做礼拜，没有人问。
她说到此后的无数次。原因很多，有时甚至没有原因。他回家的脚步声不对，她就知道今晚需要把自己缩得更小一些。她学会了在道歉时把声音压得足够低，低到不构成任何威胁。她学会了在他喝酒之前把家里的刀具和重物收好。
她说自己的右耳听力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因为某次被打中头部后没有及时就医。她说自己有三根肋骨曾经骨裂过，但从未去医院处理，靠的是卧床和忍耐。她说最后一次住院的医疗记录在柯林死后被找到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
她说，从未有人问过。
麦卡勒姆看着手表。她说了大约十二分钟。
“休斯太太，”他在她说出下一个字时举起一只手，示意停止，“我很同情你的遭遇。真的。但你说的这些——就算都是真的——能改变什么？”
她停住了。
“你的丈夫已经死了，他和另一个女人同时死在你亲手准备的食物面前。有预谋的证据、有下毒的工具、有认罪的自白、有经济利益的动机。你说的那些，”他耸了耸肩，“最多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恨他。但恨一个人，不代表你有权利杀了他。法律上不成立，陪审团也不会买账。”
“我没有说是他逼我杀他的。”艾莉诺的声音依然很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麦卡勒姆合上卷宗，站了起来，“你是一个毒死了两个人的杀人犯。我的工作不是了解你是谁，我的工作是确保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被处死。我会尽力。”
他收拾文件时，一张纸滑落下来——那是从某个角落飘出的空白便签，上面什么都没有写。他弯腰捡起来，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我会再来的。有什么新的证据，或者检察官提出认罪条件，我会通知你。”他走向门口，在握住门把手时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艾莉诺仍旧坐在那里，姿势和十二分钟前一模一样。她望着他那张被岁月和懒散掏空的脸，目光里没有怨恨，没有恳求，只有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
“麦卡勒姆先生，”她说，“你晚上睡得好吗？”
他愣了一下，没有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
会见室的门在他身后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走廊里，德里克正靠在墙上等他。
“怎么样？”年轻助理问。
“没什么特别的。老一套。被丈夫打了，过得很惨，希望这些能救她的命。”麦卡勒姆一边走一边点燃一支烟，“但她已经认罪了，这些屁话在法庭上起不了任何作用。动机、证据、自白，三件套齐全，天王老子来了也翻不了。”
“你觉得她撒谎？”
“我觉得这不重要。”麦卡勒姆吐出一口烟雾，“重要的是陪审团认为她有没有撒谎。十二个纳税人坐在陪审席上，看到一个给老公下毒的女人，听到保险公司赔偿三十五万，你以为他们会怎么想？”
德里克沉默地跟在后面，穿过地下走廊，爬上楼梯，走进法院大楼的后门。走廊里，一个清洁工正推着拖把缓缓经过。
在电梯口，麦卡勒姆停下来等电梯。
“再说了，”他像是自言自语般补充了一句，“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终身监禁？无罪释放？没人能做得到。我给她搞到终身监禁，她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毕竟，她杀了两个人。”
电梯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德里克没有跟进去。
“我先回档案室一趟，”德里克说，“想再查一些东西。”
电梯门缓缓合上，将两个人的面孔隔开。
德里克站在原地，望着电梯门上模糊的倒影。片刻后，他转身走回楼梯，下到地下层，推开档案室沉重的大门。这里比公设律师办公室更阴暗，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和虫胶的气味。高大的金属文件柜排列成行，头顶孤零零吊着一只灯泡。
他打开标着“休斯”的档案抽屉，从最底层抽出一叠被压在深处的文件。那是案件调查阶段被标注为“次要证据”的材料，通常不会出现在正式庭审中。
他翻到其中一页，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份来自密尔福德市综合医院的医疗记录复印件，日期是1982年3月，也就是五年多以前。患者姓名：艾莉诺·休斯。就诊原因一栏写着：左侧第二、第三肋骨骨裂，伴有左上臂多处软组织挫伤。医生备注写着：患者自述为“从楼梯上摔下”，但伤情模式与自述不完全吻合。
第二份，1983年11月。右侧腕关节扭伤，右侧眼眶周围软组织挫伤。备注同样注明：伤情模式与自述摔倒不符。
第三份，1984年6月。一次不止是外伤——患者因下体出血入院治疗。病历上写着：多处陈旧性会阴撕裂痕迹。医生的字迹在这里变得格外潦草，像是记录一个不便深究的秘密。
德里克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
他把这些文件叠在一起，抱在怀里，准备拿给麦卡勒姆看。走到档案室门口时，他又停住了。
麦卡勒姆会看吗？
他想起了刚才麦卡勒姆在会见室里看手表的样子，想起了他在艾莉诺说话时双臂交叉的姿态，想起了他捡起空白便签扔进垃圾桶时的那一抹不耐烦。
德里克缓缓退回去，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凉的铁柜。
他翻开卷宗第一页，艾莉诺·休斯的照片再次映入眼帘。那双深褐色的眼睛从纸面上望着他，安静得像一口枯井。
“你晚上睡得好吗？”
她的那句话突然在他脑海里再次响起。
德里克将那些医疗记录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夹层。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会有任何意义。但在那一刻，他隐约感到，有一些东西正被所有人错过——被麦卡勒姆错过，被警探错过，被整个急于结案的司法系统错过。
他站起身，关上档案柜，走出档案室。地下走廊里日光灯嗡嗡作响，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荡。远处，拘留所的方向传来一声沉重的铁门关闭的声响，余音在水泥墙壁间回荡了很久很久才消散。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