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京中央地方法院第二刑事部审判庭的第三天庭审，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十五分钟开始。
审判长张仁赫在法官席上落座后没有立即宣布开庭，而是示意书记员将一份刚收到的补充证据材料分发给控辩双方。这份材料是汉京国立大学化学系神经药理实验室应检方要求出具的专家意见书，由尹秀赫的博士导师、六十二岁的金荣培教授亲自撰写并签字。材料只有三页纸，附件包括二〇一九年尹秀赫博士论文附录中记录C₁₂H₁₇N₂O₄P合成路线的原始实验记录扫描件，以及金荣培在答辩当天亲笔写下的那句批注——“该化合物未经临床试验，禁止用于人体”。
旁听席上的记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新材料的分量。一位来自韩联社的法制记者在笔记本电脑上飞快地敲下一行字——“导师批注或成关键证据”。具东洙翻阅完材料后面无表情地将其放在辩护席桌面上，用钢笔在辩护策略大纲的某一页快速写下了几行备注。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但他的笔迹比平时重了一些，纸面上留下了一道道微微凸起的压痕。
上午九点五十分，张仁赫宣布进入控辩双方结案陈词阶段。
公诉方首席检察官朴正焕首先起身。他没有拿任何讲稿，走到陪审员席正前方站定，用一种沉稳而不带任何煽情色彩的语调开始了他的结案陈词。他从三个维度归纳了本案的实质——第一个维度是犯罪手段的特殊性与危害性。“被告尹秀赫在本案中使用的手段不是暴力，不是威胁，不是传统凶器，而是一种他本人在博士论文中合成、被其导师明确批注‘禁止用于人体’的神经化学武器。这种手段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会留下可见的伤痕，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会触发任何常规医疗检测的警报。被害人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不是被锁在一间地下室里，而是被锁在她自己的大脑里。被告剥夺的不是她的自由，而是她感知自己正在被剥夺自由的能力。这是一种比暴力更精密、比凶器更隐蔽、比非法拘禁更彻底的罪行。”
他停顿了一下，转向第二个维度——犯罪的复合动机与完整规划。“这不是一起因婚姻矛盾激化而临时起意的冲动型犯罪。检方提交的证据——从用药剂量记录Excel表格到Phase 1、Phase 2、Phase 3的阶段性目标设定，从境外云服务器的文件传输日志到希世制药技术授权协议书中被告署名栏的预审通过章——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和逻辑链。这条逻辑链清晰地表明，被告的投药行为与技术窃取行为是同一计划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先用药物瓦解被害人的认知能力，从而夺取其在家族企业中的技术主导权，再利用这一主导权将核心技术数据转移至境外竞争对手换取个人利益。这不是两个独立的犯罪，而是一个犯罪的两个阶段。”
他走向公诉席拿起一份文件，回到陪审员面前展开——那是韩瑞希在废弃公交站台后用备用手机录下的语音备忘录的文字转录稿。“第三，是被害人的意志。这份语音备忘录录制于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早上六点三十四分，地点是江原道平昌郡一处废弃公交站台。当时气温是零下十五度，被害人刚刚从一栋被三名看守、四个红外摄像头和两只追踪犬包围的山间别墅中逃出来，在积雪中奔跑了将近四公里。她蹲在那座废弃站台背后，用最后一部没有被监控的手机录下了这段只有三句话的备忘录。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关于她自己的痛苦，全部是关于证据。审判长，各位陪审员——一个人在经历了六周的投毒、软禁和追捕之后，说出的第一段完整的话是她的证据清单。这不是一个被摧毁的人。这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抵抗的人。”
他合上文件走回公诉席，在坐下之前说了最后一句——“检方请求合议庭依据《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产业技术保护法》及杀人未遂罪三项指控，对被告尹秀赫依法定罪量刑。”
具东洙随后起身。他将西装扣子扣好，走到陪审员席前站定，沉默了大约三秒，然后开始发言。他的语气比朴正焕更温和，姿态更放松，像一个在学术讨论会上与同行交流观点的资深学者而非一个在法庭上进行最后攻防的辩护律师。
他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切入——“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检方用了三天时间、四十七项证据、五位证人，试图向你们描绘一个恶魔的形象。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个‘恶魔’被描绘出来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被告尹秀赫的导师、金荣培教授在四年前为他的博士论文签字通过，并亲自指导他完成了那条合成路线。检方今天早上向法庭提交的这份专家意见书，金教授在批注中写下‘禁止用于人体’这六个字时，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的学生会在四年后，用这条合成路线来犯罪？”
他停下来让这个问题在陪审员的脑海中沉淀片刻，然后继续往下说。“我并不是在说金荣培教授对他的学生投毒负有责任。我要指出的是——整个事件中存在着一个远比‘个人恶意’更大的结构性因素。尹秀赫出身于全罗南道光州的一间半地下室出租屋，父亲是破产汽修工，母亲常年卧病，助学贷款累计高达一亿两千万韩元。他花了八年时间从那个地下室爬到明新生命科学大厦第四十七层，而当他终于站在那片落地窗前时，他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由财阀家族牢牢控制的权力结构。韩明哲社长在家庭晚餐上对他说的那句话——‘一个从底层靠实力爬上来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这句话是对他身份的本质性否定。在这种否定面前，不管他发多少篇论文、加多少班、做出多少技术贡献，他始终是一个被允许进入却永远不被允许融入的外来者。”
他转向另一角度——“关于投毒指控。检方将被告定性为一个冷血的、蓄意的谋杀未遂者。但请你们仔细审视那份用药剂量记录表——那份被检方称为‘最致命证据’的Excel表格。表格中被告详细记录了每一次用药的时间、剂量、以及被害人的体征变化。检方认为这是一份冷血的实验记录。但我请你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一个真正蓄意谋杀的人，不会以如此细致的方式跟踪目标的体征。这份表格的存在，恰恰说明被告在主观上并没有希望被害人死亡，他甚至可能在试图监控剂量以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不是蓄意杀人者的行为模式，这是一个在婚姻危机和职场压力中失去判断力的、正在坠落的人对自己失控行为的自我合理化。”
他最后总结道——“被告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这一点我不否认，被告本人也不否认。但不可原谅不等于构成杀人未遂。我请求合议庭和陪审员在评议时，严格审查每一项指控的构成要件是否确实得到满足，尤其是杀人未遂指控中关于‘杀人故意’的主观要件，是否真正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法律的目的不是将对一个人的同情转化为对另一个人的仇恨，而是让每一项定罪都建立在没有瑕疵的证据和没有疑点的事实之上。”
具东洙向法官席和陪审员席微微鞠了一躬，走回辩护席。朴正焕起身简短反驳——“辩护方试图将被告的行为归因于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婚姻冲突，但请各位注意，社会结构性因素无法解释被告为何在其博士导师明确批注‘禁止用于人体’之后，仍然选择将这种化合物合成出来投入实际使用。婚姻冲突无法解释被告为何在实施投药行为的同时，与境外制药企业进行技术交易谈判，并将交易对价存入瑞士银行账户。主观故意的认定不依赖于被告本人的承认，而依赖于他的行为轨迹——他的行为轨迹已经清晰地指明了一个方向：他选择了这样做。他花了六年时间准备这样做。他精确地计算过每一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这不是失控，这是选择。”
张仁赫在双方结案陈词结束后宣布进入陪审团评议阶段。三名陪审员在法警引导下进入评议室，法庭暂时休庭，等待评议结果。休庭期间，走廊里的记者们围住了几位走出审判庭的旁听者进行采访。一位明新集团法务代表面对镜头只说了一句“我们尊重司法程序”，然后快步离开。姜秀雅站在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手里仍然攥着那个笔记本，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陪审团评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当法警宣布陪审团返回法庭时，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迅速归位，整个审判庭在不到一分钟内重新恢复了安静。张仁赫宣布继续开庭。陪审团代表——那位大学教授——站起身宣读了评议结论：“关于第一项指控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陪审团一致认定被告有罪。关于第二项指控违反《关于防止不正当竞争及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陪审团一致认定被告有罪。关于第三项指控杀人未遂，陪审团多数认定——被告有罪。”
“多数认定”意味着并非全票通过，但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陪审团的多数意见对法官没有强制约束力。张仁赫将陪审团评议结论记入庭审记录，然后宣布他将在综合考量全部证据、双方陈述和陪审团意见后择日宣判。法槌落下，庭审结束。
尹秀赫被法警从被告席上带离时，脚步比平时慢了一点。他从审判庭侧门走出去时，走廊里某个方向传来了一道沙哑而低沉的咳嗽声——那是从旁听席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传来的。他没有转头，但他的脚步停了一下。然后两名法警一左一右将他架出侧门，进入了通往看守所押解通道的走廊。他知道那是谁的声音，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回头去看那张脸。
旁听席最后一排，一个穿着深蓝色旧工装夹克、身形佝偻、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扶着座椅靠背慢慢站起来。他的膝盖似乎不太好使，站起来时需要借助手臂的力量支撑。他没有上前去和任何人说话，只是低着头，朝着出口方向慢慢走去。他走到走廊里时被一个拿着录音笔的年轻记者认出了身份——尹秀赫的父亲尹正洙。记者追上去问了几个问题，被他一律以沉默回应。他走进电梯，按下了通往一楼大厅的按钮。电梯门关上之前，他的背影在电梯内的白光灯下显得极其渺小而疲惫，像一个在漫长旅途中走完了最后一程却发现自己并不认识目的地的人。
当天下午三点，汉京地方检察厅召开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近期对金敏俊以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和《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共犯为由提起公诉。关于希世制药的跨国追查，检方表示将通过大韩民国法务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渠道向瑞士联邦司法办公室提出正式调查协助请求。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补充了一句话——“本案可能涉及的境外资金流向和离岸账户信息，目前仍在调查中，暂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记者们追问韩明哲是否会因管理疏忽被追究民事责任或接受调查。发言人回答说“目前没有针对明新集团或其管理层的任何调查程序”，随后结束了发布会。
同一天傍晚，汉京下起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花从灰白色的天幕中簌簌落下，覆盖了江南区的玻璃写字楼、龙山区汉南洞的豪宅坡道、松坡区明新生命科学园区的发酵罐储罐群、以及汉京中央地方法院门前那座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铜像。铜像肩头的积雪越来越厚，但天平仍然保持平衡——不是因为它不受重力的影响，而是因为两边的托盘上都没有放任何东西。
在汉京大医院神经内科七号诊室里，姜秀雅将韩瑞希最新的神经功能检查报告装进档案袋，在封口处盖上了“病历存档”的印章。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然后拿起手机给韩瑞希发了一条消息：“最后一次认知评估结果：海马体功能恢复至损伤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四。你不需要再来复查了。恭喜你——从今天起，你的记忆不再是证据，只是你自己的回忆。”
韩瑞希收到这条消息时正站在汉南洞那栋公寓楼下。她来这里不是为了搬回去住，而是约了搬家公司的人将所有剩下的私人物品全部搬走。物业管理员递给她一封信，说是一个老人在大雪天送来的，没有留名字，只是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韩瑞希收”。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照片和一张从汽修厂单据背面撕下来的便签纸。照片是一个十岁男孩站在光州火车站附近的某个市场里，怀里抱着一本封面残缺的二手小学科学百科，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了豁了一颗的门牙。便签纸上只有一行字，字迹粗糙而歪斜，用力过猛导致圆珠笔的墨迹在纸上洇开了几个小的蓝色斑点——“瑞希女士：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在做那些事。但我应该知道的。正洙。”
韩瑞希站在雪地里，低头看着那张照片和便签纸上的字，看了很久。雪花落在她的肩膀上、头发上、以及那张泛黄的旧照片上。她没有哭。她将信、照片和便签纸一起折好放回信封，然后将信封放进了搬家纸箱最上层那个贴着“个人物品”标签的小盒子里。然后她拍了拍手上的雪，转身走向搬家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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