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科·塔列里在联邦监狱医院里度过了他刑期的最后三周。
胰腺癌的进展比医生预计的更快。十月中旬的第一次全面体检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骼和脑部，化疗无效，放疗只能减轻疼痛。他被从普通牢房转移到了监狱医院的姑息治疗病房——一间只有一张床、一台监护仪和一扇朝东窗户的小房间。窗户上有铁栏，但从铁栏的缝隙里能看见一小片天空，早上的时候会有阳光照进来，在他盖着的白色床单上投下几道平行的淡金色条纹。
意大利政府在他入院后第三天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了临时移交申请。申请书的措辞很正式，引用了国际法和双边司法协助协定的若干条款，但在申请书的最后一页，意大利驻波士顿总领事用手写体加了一行字：“我们希望让他的母亲接他回家。”美国司法部没有反对，联邦监狱管理局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了全部审批程序。一个从未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名字的女人——埃琳娜·塔列里，热那亚人，十八岁时在那不勒斯车站被丈夫拽走，七年后从公寓天台坠落——她的名字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了一份联邦政府的行政文件里，作为她儿子回家的理由。
十月二十日清晨，一架从罗马飞来的医疗专机降落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飞机是意大利政府派来的，机上配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从热那亚赶来的神父。神父叫多梅尼科·罗西，年过七十，满头白发，手里握着一本翻旧了的拉丁文弥撒经书。他说他是埃琳娜·塔列里的远房堂兄——埃琳娜的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姐妹。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埃琳娜的儿子，但他收到了意大利司法部的一封信，信上说罗科·塔列里在临终前请求有一位神父在场，不是因为他想忏悔，而是因为他想听一段他母亲小时候常唱的圣歌。那首圣歌的名字叫《Ave Maris Stella》——万福，海洋之星。是热那亚水手们在出海前唱的古老颂歌。他的母亲在缝那件婚纱袖口上的蕾丝时，嘴里哼的就是这首曲子。
我被允许在罗科离开监狱医院之前见他最后一面。不是作为检察官，而是作为六年前在暴风雪中陪伊莱娜一起登上那艘双桅帆船的人，作为那个在审讯室里听他讲述防波堤上一整天的沉默的人，作为那个抽屉里至今还锁着他母亲出生地址的人。
他躺在那张狭窄的医院病床上，身体被癌细胞侵蚀得只剩下一副被白色床单勉强包裹的骨架。他的眼睛还睁着，还认得人，但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弱到需要俯下身才能听清。监护仪上的心电波形跳动得很慢，每一次起伏之间的间隔都在拉长。
“里德先生。”他看见我走进来，嘴角动了一下。那是笑，也许是最后一次笑。“谢谢你。没有带文件来。”
“没有文件，”我在床边坐下来，“只有一句话。伊莱娜收到了你留给她的热那亚地址。她说她还没准备好带埃利奥去那里，但她把地址收进了埃利奥的成长手册里——就是那种记录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小册子，每年生日写一页。在埃利奥今年生日的那一页上，她写了两个字：去热那亚。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等埃利奥自己学会看地图的时候。但她没有把它扔掉。”
罗科闭上眼睛。监护仪上的波形稳定地、缓慢地跳动。他的手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手指很瘦，指节突出，那枚戒指被摘掉后留下的白色压痕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监禁反而变得更明显了，因为消瘦让那圈痕迹周围的皮肤陷得更深。
“我在防波堤上坐着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叫海勒姆·巴托克的年轻医生在那不勒斯车站没有只是递给我母亲一张名片，而是带她走——报警，买火车票，做任何一件有用的事情——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许我会在那不勒斯长大，上普通的学校，踢足球，学弹吉他，在某个夏天的晚上和母亲一起去海边散步。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不会知道恐惧作为武器的握感，不会知道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拿在手里有多重。”他的眼睫毛动了一下，像是试图睁开眼睛但没有力气。“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不是因为假设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海勒姆·巴托克确实递了那张名片，而我母亲确实没有打那个电话。这些事实不会改变，它们已经写进了历史。唯一能改变的是——我用了四十六年，终于站在那道防波堤上，理解了她当时的恐惧，原谅了她没有打那个电话。”
监护仪忽然发出一声急促的短鸣，然后重新恢复稳定。护士从门缝里探进头看了一眼，又退了出去。罗科睁开眼睛，那双黑色的眼睛在消瘦的脸上显得异常大，瞳孔里的光已经散了，但还在努力聚焦，像是在找某一个点，某一个他需要看着才能安心离开的人或东西。
“告诉他——告诉埃利奥——那道防波堤上很冷。不要学我，不要一个人坐在那里。叫上他妈妈，叫上你，叫上任何愿意和他一起看海的人。圆环的最后一段弧线不需要一个人画完。”
这是罗科·塔列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下午，他被移交给意大利医疗专机的医生。神父多梅尼科·罗西在他被抬上担架的时候开始低声吟唱《Ave Maris Alliance》——万福，海洋之星。那首他母亲在缝蕾丝时哼过的热那亚水手颂歌。罗科的嘴唇在动。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但嘴唇的形状和神父的吟唱完全吻合，一个字接一个字，像某个从未中断过的旋律终于找到了它该有的节拍。
医疗专机在当天晚上降落在热那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机场。意大利司法部的官员在停机坪上办完了最后一道程序手续——临时移交完成，犯人罗科·塔列里正式由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转移至意大利司法部监管。由于他的医疗状况，意大利法院批准了人道主义保释。他在法律上仍然是一名被定罪的犯人，但他被允许在他选择的地点度过最后的时光。他选择了那道防波堤附近的圣玛格丽塔临终关怀医院——一栋面朝大海的白色建筑，从窗户能直接看到港口北端那道延伸进海里的灰色水泥长堤。
他在那里活了六天。
第六天傍晚，十月二十六日。热那亚港的日落把整个海面染成了深橙色，防波堤上的灯塔开始旋转。照顾他的护士后来告诉意大利司法部的调查员，那天傍晚他一直很安静，大部分时间在昏睡。然后在日落时分，他自己睁开了眼睛，看着窗外那道防波堤，用非常清晰、非常平静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像是终于做完了一个很长的梦。
“妈妈，你的蕾丝我缝好了。”
监护仪上的心电波形变成了一条直线。护士按了紧急呼叫按钮，但所有人都知道已经不需要抢救了。神父多梅尼科·罗西在他床前念了最后的祈祷词，然后推开窗户，让海风吹进来。海风带着盐和防波堤上那些藤壶的气味，从窗外涌入，灌满了整个房间。
罗科·塔列里死于胰腺癌，享年五十三岁。意大利司法部在同一天注销了他的刑事档案——不是赦免，不是减刑，只是因为当事人死亡而依法终止执行余下刑期。他的死亡在法律上不改变任何既判事实：他仍然是一个被定罪的犯人，他所承认的六项罪名仍然成立，他移交的全部资产仍然由埃琳娜·塔列里基金会管理。但他的死亡在每一个被他伤害过的人心里，画下了一个不同的句号。
五天后，热那亚圣玛格丽塔临终关怀医院的一名护士在整理病房时，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个信封。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名字，只写着一行字：“请转交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乔纳森·里德，或由他转交伊莱娜·凡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一片蕾丝——白色的，边缘烧焦，被塑封膜小心地保护着，背面衬着一小块深蓝色的天鹅绒。和六年前他在波士顿审讯室里给我看的那片一模一样。护士把信封交给了意大利司法部的官员，官员通过外交邮袋把它寄到了波士顿。它到达我的办公室那天，波士顿正在下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不大，很安静，和量刑听证会那天一样。
恩佐·瓦莱里从罗马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意大利《晚邮报》的讣告栏截图。讣告只有三行字，没有照片，没有任何关于他商业成就或法律案件的描述。“罗科·塔列里，热那亚人，殁于十月二十六日。葬礼不公开举行。遵照逝者意愿，骨灰撒入热那亚港防波堤外海域。”我在办公室里读完了那封邮件，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伊莱娜在新斯科舍的号码。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听见她那边传来埃利奥在客厅里弹钢琴的声音。他刚开始学，弹的是《小星星》。一个一个音节断断续续的，像某个刚学会说话的古老旋律正在试图开口。
“伊莱娜。他走了。十月二十六日，在热那亚，面朝防波堤。”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的声音响起来，很轻，但很稳。
“埃利奥昨天晚上又画了一幅画。还是那道防波堤，还是那个小人。但这次他在小人旁边画了另一个人——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他说那是小人的妈妈。他说小人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他妈妈来接他了。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些。他说，他就是知道。”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