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审判日

大韩民国大法院，第一法庭。

这座法庭位于首尔瑞草区法院综合大楼的最高层，是韩国司法体系中最庄重的审判场所。穹顶高悬的圆形天窗将冬日的阳光均匀地洒在审判席上，五名大法官身着黑色法袍并排而坐，胸前的红色绶带在黑色法袍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石棉受害者的遗属们举着死者的遗照坐在最前排，记者席上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声密集如骤雨，法律界人士、劳工权益团体代表、人权观察组织的国际观察员挤满了每一寸空间。崔美兰坐在记者席第一排，手指停在键盘上方，目光紧紧锁定在审判席正前方的证人席上。

东荣建设石棉受害者集体诉讼案终审。这个案件从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路打到大法院，历经三次庭审、两次上诉、无数次程序性拉锯，终于在2025年走到了最后的终点。今天的审理将决定几个核心问题——东荣建设是否应当为过去四十年间因石棉建材导致的所有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企业责任的上限应该划在哪里；以及，压在报告上的那只手，在法律上到底该不该被追究。

证人席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尹正秀，前东荣建设常务理事，1979年石棉危害评估报告的签字者之一。另一个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人——张泰俊。

八十一岁的张泰俊没有坐在轮椅上。他是自己走进法庭的。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暗蓝色的领带，左手仍然贴着输液胶带，右手拄着那根黑色手杖。他的步伐很慢，每走一步手杖都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沉闷的声响，但他的脊背挺得笔直。旁听席上那些举着遗照的遗属们看到他走进来的时候，整个法庭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寂静——不是敬畏的寂静，也不是恐惧的寂静，而是一种被时间压缩了四十年的愤怒和悲痛突然找到了出口之前那一刻的、近乎窒息的寂静。这个人，这个一手建造了韩国最大的建设帝国又一手掩盖了石棉黑幕的人，终于站在了法庭上。

韩在元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和他每次出庭时一样。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证人席上那个苍老的身影上。他今天来，不是为了看张泰俊被定罪的——他早就知道，这个老人不可能被定罪。石棉危害在当时并未被法律明确定为犯罪，刑事责任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障碍，检察厅不会提起刑事公诉。今天这场审判，审的不是刑责。审的是四十年沉默的代价。审的是一个时代的罪与罚。

审判长金仁秀大法官敲击法槌，宣布开庭。

首先接受询问的是尹正秀。他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比上一次出庭时更瘦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他的眼神比任何一次都要坚定。大法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更安静，法官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被放大了。

“证人尹正秀。您于1979年5月14日与崔基浩、张泰锡共同签署了东荣建设技术研究所的石棉危害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确认了石棉纤维的明确致癌风险，并建议逐步寻找替代材料。报告是否被提交给了东荣建设管理层？”

“提交了。提交给了会长秘书室，接收人是金成浩秘书室长。”

“报告是否被采纳并执行？”

“没有。张泰俊会长亲自下令封存了报告。他说，‘奥运会比工人的肺更重要’。”

审判长的目光转向张泰俊。“被申请人张泰俊。您对尹正秀的证言有何异议？”

张泰俊将双手交叠放在手杖的银色握柄上，抬起头看着审判长。他的声音沙哑而缓慢，但在穹顶下被扩音系统传到了法庭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异议。尹正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奥运会比工人的肺更重要——这句话我说过。封存报告的命令是我下的。崔基浩被排挤出研究所之后移民新西兰，张泰锡被调离技术岗位，尹正秀被降职到汉江新城工地做现场监理——这些也是我的决定。所有隐瞒石棉危害的决定，全部由我本人做出。东荣建设的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者、甚至董事会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知情。责任在我一个人。”

法庭里骤然骚动起来。记者们疯狂敲击键盘，遗属们举着遗照的手在颤抖，有人开始低声哭泣。尹正秀坐在证人席上，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在东荣建设工作了近二十年，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张泰俊会当着全世界的面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您承认——过去四十年间，东荣建设对石棉危害的知情不报，是由您个人决策所导致？”审判长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明显放慢了，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的权衡。

“是。”

“您知道这个承认意味着什么吗？”

张泰俊缓缓转过头，看了一眼旁听席上那些遗照——那些在工地上一批一批倒下去的工人的遗照。照片上的人穿着不同年代的工作服，有的是黑白照，有的是彩色照。时间跨越了四十年，但所有人的眼神都出奇地相似——那种被生活磨去了所有棱角之后残留的、安静的目光。

“我知道。这个承认意味着在大韩民国的民法框架下，东荣建设——以及我本人——必须对过去四十年间因石棉建材导致的所有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我已经指示我的律师团撤回所有关于时效和因果关系的异议。东荣建设将设立一个独立运作的赔偿基金，资金来源是我个人的全部资产，包括东荣建设的全部股权、平仓洞的韩屋房产、以及我名下的所有现金和投资。基金的规模和运作方式将由法院指定的第三方管理委员会决定，张家任何人不得干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金仁秀审判长沉默了片刻，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镜片。这位在大法院任职超过十五年、审理过无数重大案件的资深法官，此刻也不免动容。法庭里安静极了，安静到能听到旁听席上遗属们的抽泣声。然后审判长重新戴上眼镜，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被申请人，您在法庭上作出上述陈述，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诱导？”

“自愿。”张泰俊的声音依然沙哑，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扩音系统里，“四十年。我从三十九岁开始隐瞒这件事。我以为时间能埋葬一切。但时间没有埋葬任何东西。它只是把每一个死去的工人的名字、每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的脸、每一个在石棉粉尘中长大的孩子的肺——原封不动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我今年八十一岁。我不怕死了。我怕的是——到了那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人。”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缓缓转向旁听席的方向。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遗照，扫过那些哭泣的遗属，最后落在最后一排——落在韩在元的身上。老人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湿润了。不是浑浊的湿润，而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终于在法庭的穹顶下找到了出口的湿润。

“还有一个人。他不是石棉受害者。但他是我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他叫韩在元。他的母亲叫尹淑，1984年在我家的韩屋里做帮佣。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对她做了不该做的事。她怀孕了，我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让人把她赶出了韩屋。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做错事的是我。她的儿子——韩在元——今天也在这个法庭里。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好女人。她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走进了张家的门。如果有来世，我希望她能过得好一点。”

整个法庭的目光都转向了旁听席最后一排。举着遗照的遗属们回过头，记者们伸长脖子，法警微微侧身。韩在元坐在那里，双手仍然交叠放在膝盖上，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眼眶红了。二十三年的仇恨、二十三年的谋划、二十三年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卧薪尝胆的日日夜夜——全部在这一刻被这个老人当众说出的话击中了。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开口。他只是坐在那里，让所有人看着他。

张泰俊收回目光，转向审判长。“审判长大人，我还有一个请求。这份请求不在今天的审理范围之内，但我恳请法庭允许我说出来。”

审判长微微颔首。“请说。”

“1985年11月7日，我的弟弟张泰荣在束草海域因船难去世。官方结论是意外坠海。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张泰荣不是死于意外。他死于一场有预谋的谋杀。那艘船的救生衣被人提前破坏了。救生衣的扣子是断裂的——不是没扣，是被扯断的。搜救报告的原始结论是‘他杀嫌疑’，但这份结论在事发后第三天被修改为‘意外坠海’。修改报告的指令由当时的会长秘书室长金成浩下达。金成浩已经死了。但活下来的人应该知道真相。我没有证据证明是谁下的手——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理由害怕张泰荣活着。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法庭里的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崔美兰的双手悬在键盘上方，一动不动。尹正秀半张着嘴，看着自己曾经最惧怕的会长，用沙哑的声音在法庭最高处承认自己——或者说是坦承自己——与亲弟弟的死亡有关。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捂住了嘴，有人站起来又坐下去。

金仁秀审判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缓缓开口，声音比之前更低沉，带着一种法官在面对历史性时刻时特有的凝重。

“张泰俊先生，本庭记录下您的陈述。关于1985年束草海域船难案，本庭将建议检察厅重新启动调查。至于石棉受害者赔偿基金——本庭将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作出裁定。”

法槌落下。终审的核心审理至此结束。但法庭里没有人起身离开。所有人都坐在原地，看着审判席上的五名大法官，看着证人席上的尹正秀，看着那个拄着手杖缓缓坐回椅子里的老人。这个帝国建造者刚刚在法庭上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彻底的一次自我清算——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证据逼到墙角才低头，而是主动站起来，当着全世界的面说：我的帝国，是用石棉和工人的血建起来的。现在我把这些全部还回去，连同我自己的名字，一起写在历史的判决书上。罪名是：沉默。

法槌落下之后，张素恩从旁听席前排站起来，走向父亲。她的眼睛红肿着，是哭过之后又擦干、又哭过又擦干的痕迹。她走到父亲面前，想伸手扶他，又把手收了回去。

“父亲……您为什么不早一点说？为什么非要等到八十岁、等到病床上、等到什么都没有了——才把这一切说出来？”

张泰俊看着她，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他的手指冰凉而颤抖。

“因为人老了之后才会发现，能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东荣建设会倒闭，平仓洞的韩屋会被卖掉，江南区那些大楼会换新的主人。唯一能留下来的，只有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他们的记忆。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只刻着‘东荣建设创始人张泰俊’。我希望也有人记得——他是那个承认了错误的人。虽然太晚了，但至少他承认了。”

旁听席最后一排。韩在元站了起来。他没有走向张泰俊，没有去找任何人。他独自推开法庭的木门，走进了走廊。崔美兰从记者席上追了出来，高跟鞋在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急促的声响。

“韩代表！张泰俊刚才说的——您母亲的事，您父亲张泰荣的事，这一切——您打算怎么办？石棉赔偿基金能成立吗？检察厅会重新调查张泰荣的死吗？您还会继续追究张家其他人的责任吗？”

韩在元停下脚步，侧头看着她。他的眼眶仍然是红的，但他的声音恢复了平稳。

“崔记者，张泰俊今天做的所有事——承认、赔偿、请求重启调查——不是为了赎罪。赎罪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他做的这些，只是为了在死之前把账算清楚。至于张民赫，他做错了事，该承担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张瑞雅没有参与任何隐瞒，张素恩从头到尾都在帮受害者和家属——她们不应该被牵连。至于我——我花了大半辈子准备这场复仇。现在它结束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也许什么都不做。”

他重新迈开脚步，走向法院大楼的出口。穿过那扇厚重的橡木门，冷风从汉江方向迎面扑来。法院大楼外，石棉受害者的家属们正在聚集，有人举着标语，有人抱着遗照，有人在寒风中默默流泪。媒体采访车的引擎声此起彼伏，记者们在台阶上来回奔跑。这一切喧嚣都在他走下台阶时自动地向两侧退开了——他只是一个穿深灰色大衣的瘦高男人，没有人认出他就是张泰俊在法庭上当众喊出名字的那个人。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张素恩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

“父亲在VIP病栋里藏了一间密室，里面有关于你父亲的全部资料。有一份东西是给你的。钥匙在李正洙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