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二个名字

东京的雨和济州岛不一样。

济州岛的雨是斜着来的，被海风裹挟着，一阵一阵地砸在窗户上，带着盐味和泥土的腥气。东京的雨是直的，细密而均匀，从铅灰色的天空里无声地筛落下来，落在涩谷十字路口那些巨大的电子屏幕表面，把霓虹的光芒晕成一片一片流动的色块。

尹素珍在世田谷区一栋老旧的两层宅邸门前站了将近十分钟。

这栋房子藏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和周围那些翻新过的现代公寓格格不入。灰色的瓦片屋顶上长着青苔，木质的外墙漆面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深色的木纹。院墙边上种着几株修剪整齐的冬青，铁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名牌，上面只写了一个姓：山川。

她是上午九点到的。按照李海音给的地址找过来并不难，世田谷区的这个街区还没有被大规模重新开发，街巷格局和几十年前没有太大变化。难的是敲门。

她站在铁门前，手指好几次抬起来又放下。帆布包里那个生锈的铁罐沉甸甸地坠在肩膀旁边，像一块沉默的锚。她不知道铁罐里装的是什么，李海音没有说，她也没有问——或者说，她问了，但李海音只是摇摇头，说等见到了山川文子，自然会知道。

终于，她按下了门铃。

门铃的声音很老式，是一声低沉的机械蜂鸣，响过之后整栋房子重新沉入安静。等了将近一分钟，她以为没人应门，正准备再按一次的时候，门内的木制拉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门缝里露出一张苍老的脸。那是一张典型的东瀛老年女性的面孔——皮肤白皙而薄，颧骨上分布着浅褐色的老年斑，银灰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用一根朴素的黑发夹固定住。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质和服式家居服，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针，整个人看起来干净而克制，像一尊被精心保养的旧瓷器。

“请问您是——”老妇人开口了，说的是标准东京口音的东瀛语，声音温和而有距离感，是那种在服务行业里打磨了几十年才会有的礼貌语调。

尹素珍用她不算流利但足够交流的东瀛语回答：“我叫尹素珍，从槿国来。是李海音女士让我来拜访您的。”

她说到“李海音”三个字的时候，老妇人的表情出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变化——不是惊讶，不是慌乱，而是某种深埋在平静表面之下的东西被轻轻触碰了一下的颤动，就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极小极小的石子。

那颗石子沉下去了。湖面重新恢复了平静。

“李海音，”老妇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不是疑问的语气，而是确认的语气，像是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出这三个字了，需要重新熟悉它们在唇齿间的触感，“她还好吗？”

“她今年一百岁了。身体还算硬朗。”

老妇人点了点头，动作很慢，像是在消化这个信息。然后她把门拉开，侧身让出一条通道。

“请进。”

玄关很小，地上铺着已经磨得发亮的深色木地板，鞋柜上放着一只素色的瓷花瓶，里面插着一枝白色的山茶花。尹素珍脱鞋的时候注意到，那枝山茶的花瓣边缘已经开始泛黄卷曲，应该插了有几天了。

老妇人把她领进客厅。客厅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榻榻米上摆着一张低矮的桧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套白瓷茶具。墙上的壁龛里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也是山茶——一朵在雪地里绽放的红色山茶，落款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东瀛名字。

“请坐。”老妇人跪坐在茶几一侧，姿态端正而自然，是那种从小受过严格礼仪训练的人才会有的坐姿，“我叫山川文子。您从济州来？”

“从首尔。”尹素珍在对面的坐垫上坐下来，从帆布包里取出那个生锈的铁罐，双手捧着放在茶几上，“海音奶奶让我把这个带给您。她说，您看到这个，会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

山川文子的目光落在铁罐上。

那一瞬间，尹素珍看到她的手停在半空中——她本来正在拿起茶壶的手，就那么悬在那里，手指微微张开，像是一瞬间忘了自己原本要做什么。然后她放下茶壶，用双手捧起那个铁罐，动作慢得像是在捧一件随时会碎掉的古物。

“这个罐子，”她说，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是我丈夫的东西。”

“山川俊雄先生。”

“对。”文子把铁罐翻过来，看着底部刻着的一行细小的字——山川俊雄，昭和十九年，济州。那几个字是用尖锐的工具手工刻上去的，笔画歪歪扭扭，像是在仓促之间完成的，“这是他离开济州岛之前，我给他寄茶叶用的罐子。我老家是静冈的，家里种茶。他喜欢喝静冈的深蒸煎茶，每次探亲回来都要我带一大包。”

她打开罐盖。铁罐内部衬着一层已经发黄的白布，布里裹着一样东西——不是名单，不是文件，而是一枚小小的金属物件，在午后的光线中泛着黯淡的银光。

是一枚领带夹。

银质的，表面刻着一朵山茶花图案，和那把铁钥匙上刻的一模一样。领带夹的背面刻着两个字母：Y.S.。

“Y.S.，”尹素珍念出那两个字母，“这是——”

“尹正燮。”山川文子说，用的是标准得不像是第一次念出的槿语发音，“你祖父的名字。”

尹素珍愣住了。

“我丈夫说，这枚领带夹是1945年8月，他离开济州岛的前一天晚上，一个槿国记者送给他的。那个记者说，这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他母亲留给他的遗物。他把这枚领带夹放进这个茶叶罐里，对我丈夫说：‘山川先生，我知道你是东瀛人，但我没有别的人可以拜托了。这个罐子里的东西，请你带回东京保管。如果有一天有人带着同样的罐子来找你，那就是我或者我托付的人。到那时候，请你把东西还给他。’”

文子把领带夹从铁罐里取出来，放在茶几上。银质的表面已经被氧化得发黑，但山茶花的纹路依然清晰可见。

“我丈夫直到去世前才告诉我这个罐子的存在。”她继续说，“他说，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危险的事，就是从济州岛带回了一份名单。他说他不知道那个槿国记者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那个叫李海音的女人有没有活下来。但他每年都会把这个罐子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叹一口气，说：他们槿国人，为了记住那些名字，连命都可以不要。”

尹素珍看着茶几上那枚领带夹，喉头发紧。她的祖父在1945年8月——朴正浩被枪决的那天，战争结束的前三天——把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放进了一个空茶叶罐里，交给了一个他认识不久的东瀛人，然后转身去宪兵队的车前面堵住了山田重光。

他把什么都算计到了。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所以提前把证据分散到不同的人手里——名单交给山川俊雄，录音带交给金泰浩，笔记藏在第三根柱子下面。三条线，三个保管人，三种备份方式。一个槿国记者，一个东瀛文官，一个日槿混血的看守。他赌的是人性里那些超越国族与阵营的东西。他赌赢了。

“山川女士，”尹素珍说，“那份名单——”

“还在。”文子说，从茶几前站起身来，走向壁龛。她跪在壁龛前，拉开最下面一层抽屉，从里面捧出一个和茶几上一模一样的生锈铁罐。两个罐子并排放在一起，像是一对被分隔了八十年的孪生兄弟，终于重逢了。

“我一直没有打开过。”文子说，“我丈夫临终前说，只有带着第一个罐子来的人才有资格打开第二个。他说这是他答应了人家的。我们山川家的人，答应过的事一定要做到。”

尹素珍看着那两个一模一样的铁罐，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的祖父并不是随随便便把这个任务交给山川俊雄的。他一定是在济州岛的某个时刻，和这个东瀛文官之间发生过什么，让他确信这个人值得托付。而山川俊雄也确实用一辈子的沉默和等待兑现了那个托付。

“令夫人生前有没有提过，”尹素珍问，“为什么他愿意帮我祖父？”

文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壁龛旁边的一个小抽屉前，从里面取出一封已经发黄的信封。信封上没有任何收件人地址，只写了“文子亲启”四个字，笔迹工整而有力。

“这是他留给我的信。他走的时候说，等那个槿国来的人到了，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就把这封信读给那个人听。”

她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展开泛黄的信纸，开始念。她的声音很平稳，但念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会微微停顿，像是在消化丈夫在写信时倾注在字里行间的某种情感。

“文子，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走了。”

信的开头很平常，就像是任何一封临终遗言那样。

“有一件事，我藏了一辈子，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你。现在我要说出来，因为如果不说，我对不起那个在济州岛救过我命的人。”

“昭和十九年十月，济州岛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慰安人员逃脱事件。作为宪兵队附属文官，我参与了事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份名单——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东瀛军官的真实姓名、职务和具体罪行的详细记录。这份名单的持有者是一个叫尹正燮的槿国记者。他找到我，说他知道我曾经在道厅会议上公开反对过慰安所制度——那次反对失败了，我被山田重光当众训斥，差点被调去前线。他告诉我，他不要求我做任何危险的事，只求我在战争结束后，如果他还活着，帮他保存这份名单的原件，直到槿国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可以把这些罪行公之于众。”

“我问他，你为什么相信我？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每一个字。”

“‘不是因为你是东瀛人，也不是因为你是文官。是因为你在那次会议上说的那句话——山川俊雄站起来说，这样做不符合人道。整个会议室里，你是唯一一个站起来说话的人。我本来要在那天的会议室外暗杀山田重光，但因为听到了你的发言，我没有动手。’”

文子念到这里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念下去。

“我当时被吓坏了。但尹正燮笑了。他说：你不用怕。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参与这件事。我只是把名单交给你，你带它回东京，藏好。如果战后有人来找你要，你就给他们。如果没有——那就说明我们槿国人自己也没有战胜遗忘。”

“我没有把这些告诉你，文子，不是我不信任你，是因为这件事太危险。山田重光的势力在战后并没有被完全清除。我活着的时候，这份名单不能见光。我死之后，也许会有人来。如果来的是姓尹的人，或者姓朴的人，或者姓李的人——就把名单给他们。如果不是，就让它烂在这个罐子里，永远不要打开。”

“原谅我对你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等我到了那边，亲自跟你道歉。”

信到这里结束了。文子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手指按在信封上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在榻榻米上投下一道细细长长的光影。

“他从来没有跟我道过歉。”文子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有一层几乎察觉不到的颤抖，“直到读完这封信，我才知道他在济州岛上做过这样的事。他活着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提过。我们结婚五十二年，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一周去三次围棋俱乐部，从来不忘记我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文官，在东京都厅档案馆做了三十年档案管理员，连科长都没有当过。可是——可是他曾经在那个会议室里，在所有人都低着头的时候，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她抬起头来，眼眶里有泪光，但没有落下来。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愿意帮你的祖父了。”

尹素珍点了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窗外的阳光洒在两个生锈的铁罐上，在桧木茶几的表面投下一对椭圆形的阴影。她伸手拿起第二个铁罐，打开了盖子。

铁罐里没有布垫，没有茶叶残余，只有一叠对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张。纸质是战争时期常见的那种粗糙的再生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几处被虫蛀过的小孔，但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

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槿文，竖排，每一个名字都用端正的楷书写成。第一栏是姓名，第二栏是籍贯，第三栏是年龄，第四栏是被关押和转运的日期与目的地。

她从头往下读。金顺伊，釜山东莱，十九岁，昭和十九年九月转运至关岛。崔福顺，全罗南道光州，二十二岁，同年同月同船。姜正子，济州岛朝天邑，十六岁，昭和十九年十月被关押于薰风窟三号仓库，同月逃脱。安玉姬，庆尚北道大邱，二十五岁——

名字一行一行地排列下去，密密的，像是某种无声的排列队伍。有些名字后面标注了逃脱日期和去向，但大多数名字后面只有一个冰冷的目的地名称和一串日期。名单的最后一页是统计数字：被关押者总计一百三十七人，逃脱者十六人，战后确认存活者四十一人。

在名单的最末尾，单独列着一行字，字体比其他条目略大，墨色也更浓，像是在极度用力的情况下写下的：

“若我死，请将此名单交予槿国独立政府。若独立政府未成立，则交予任何愿意公开此名单的槿国新闻机构。若无人愿意，则焚毁此名单，勿使其落入东瀛官方之手。此上，一百三十七人的名字不可泯灭。——尹正燮，昭和二十年三月十五日。”

尹素珍把名单放回铁罐，手指在微微发抖。一百三十七个人。她的祖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笔一划地记下了一百三十七个人的名字、家乡和去向。他把这份名单交给了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东瀛人，把备份藏在薰风窟地下的水泥柱子里，把录音带托付给了一个沉默的混血看守。他布下了三条线索，像是把一个秘密分散在三个时空里，让它穿越战争、遗忘和死亡，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由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孙女，重新把它们拼合在一起。

“这份名单，”尹素珍说，声音沙哑，“我可以带走吗？”

“当然。这是你祖父的东西。”文子把第一个铁罐也推到她面前，“这个也带走。那枚领带夹是你祖父的母亲留给他的，也应该还给你们尹家的人。”

尹素珍把领带夹放回第一个铁罐里，把两份铁罐一起放进帆布包。包里现在装满了——祖父的笔记、朴正浩的录音带、金泰浩的遗书、李海音的铁罐、山川俊雄的信和名单。那个普通的帆布包变成了一个装载了八十年沉默与等待的容器。

她站起身来准备告辞的时候，文子忽然叫住了她。

“尹小姐，有一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

“我丈夫在这封信里说，战后如果没有人来要名单，就让它烂在罐子里。但事实上，这几年——有人来过。”

尹素珍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时候？”

“大概三个月前。一个自称是历史研究者的东瀛男人，四十多岁，说话很客气，带着名片。他说他正在做关于战前东瀛殖民时期济州岛地区的研究，听说我丈夫曾经在济州岛任职，想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相关资料。他说他是从东瀛外务省的旧档案里查到我丈夫的名字和地址的。”

“您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丈夫的所有遗物都在他去世的时候就处理掉了，没有留下任何与济州岛相关的资料。他看起来不太相信，但也没有坚持。走之前他留了一张名片。”文子从茶几抽屉里取出一张白色名片，递给尹素珍。

名片上用日英双语印着一个名字：高桥信一。头衔是“东瀛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东槿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名片右下角印着基金会会徽——一枚被橄榄枝环绕的和平鸽图案。

高桥信一。尹素珍把这个名字刻进脑海里。金泰浩在遗书中提到过山田隆志，但高桥信一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出现。名片上的头衔看起来冠冕堂皇，但三个月前出现在这里，和那个从东京打来威胁电话的时间点，几乎完全吻合。

“那个人的外貌特征，您还记得吗？”

“记得。很高，很瘦，戴金边眼镜，穿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很亮。”文子说，“他笑起来很温和，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像是在听收音机里的晚间节目。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我身后的壁龛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他有再联系您吗？”

“没有。”文子摇了摇头，然后从坐垫上站起身，用一种和她高龄不符的利落动作走进了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画在一张便签纸上。

“这是我丈夫退休后手绘的。济州岛薰风窟仓库群的地下结构图。他说那个地方有六栋建筑，但地下只有三个主要仓库是连通的，通过一条废弃的排水管道。那个排水管道的入口在薰风窟东北方向大约五百米的海岸悬崖下面，平时被潮水淹着，只有落潮的时候才能进去。他说，如果有人想要销毁某些东西，可能会从那里进去——因为正门被封死了。”

尹素珍接过那张泛黄的地图，看到地图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两个小字，笔迹很轻，像是后来加上去的：“海音”。

“这个——”

“是他去世前加上的。”文子说，“他那年已经病得很重了，有一天晚上忽然让我把这张地图找出来，在右下角写了这两个字。我说这个字写错了吧，应该是海风的海。他说：没写错。海音，是那个一直在等正浩先生的女人。”

她把地图交给尹素珍的时候，那双枯瘦的手忽然握住了尹素珍的手腕，力气出乎意料地大，像是要把某种沉重的东西通过这个动作传递过去。

“尹小姐。我丈夫守了这份名单一辈子，不是为了让它换个地方继续被封存的。如果他还在世，他会希望你把它公开。”

尹素珍看着眼前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山川文子的眼眶仍然含着未落的泪水，但她的脊背挺得很直，下巴微微扬起，像是某种根植在骨子里的骄傲让她不允许自己在陌生人面前失态。

“我会的。”她说。

离开山川宅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东京的雨彻底停了，天空被洗成一片透明的蓝色，几缕薄云挂在远处的新宿高楼群上方，被夕阳染成了浅金色。

尹素珍沿着世田谷区的窄巷子往地铁站走，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想要给崔正宇打电话汇报在东京的发现。但手机屏幕亮起来的瞬间，她先看到的是一条新的推送通知——来自槿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

标题上用粗体字写着：“东瀛众议员山田隆志今日抵达首尔，将出席日槿友好议员联盟年度会议，并与槿国外交部长就两国历史遗留问题交换意见。山田议员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槿关系需要‘向前看’，不应被‘过去的事情’所束缚。”

新闻配图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戴着无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在金浦机场的到达大厅里微笑着向镜头挥手，身后是一面槿国国旗和一面东瀛国旗，并列悬挂，几乎一模一样的红白配色，像是用同一个模板印刷出来的。

尹素珍盯着那张照片看了整整十秒钟。这个人的微笑很标准，标准的政治人物微笑——嘴角的弧度经过精确计算，既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疏离。但当他看向镜头的时候，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冷静的、审视的光。

她把新闻截图发给了崔正宇，附了一条消息：“山田隆志在首尔。高桥信一三个月前去过山川家。这两个人可能都在找名单。山川文子说，薰风窟地下有一条废弃的排水管道可以进入仓库群，入口在海岸悬崖下面。我明天回国。”

消息发送之后，她抬起头来，正好走到地铁站入口。站口的台阶上坐着几个穿制服的中学生，正凑在一起分享一盒章鱼烧，笑声清脆得像春天的鸟鸣。他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在他们脚下的这座城市里，有多少被埋藏的真相正在一寸一寸地浮出地面。

尹素珍握着手机站在那里，看着眼前这片平静而繁华的街区。世田谷区的天空干净得像是被水洗过，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种着修剪整齐的盆栽，路边停着银白色的轻型汽车，一个邮递员骑着红色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车铃发出清脆的叮咚声。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和平，那么日常，那么——被精心维护过的正常。

但在这片平静的表面之下，铁罐里的名单正在她包里微微发烫。那些名字——金顺伊、崔福顺、姜正子、安玉姬——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和文顺伊一样的女人，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被强行折断的人生。而此刻，那个在八十年前主持了这一切的宪兵队长的孙子，正站在首尔的机场大厅里微笑着说——“日槿关系要向前看。”

手机震动了一下。崔正宇的回复到了。

“收到。出发去济州前先回一趟首尔。我有东西给你看。金泰浩家搜出的那台老式录音设备里，技术员发现还有一卷磁带藏在机身夹层里，昨天才找到。磁带上的标签是昭和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和你祖父笔记最后一篇的日期同一天。我已经让人在鉴定了，预计明天出结果。”

昭和二十年三月十五日。

尹素珍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翻到那一天的笔记内容——她祖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名单在第三根柱子下面。把钥匙交给海音。拜托了。”

那是同一句话。他把最重要的事托付了三次：名单交给山川俊雄，钥匙交给金泰浩，备份留在薰风窟。而在同一天——他写下最后一篇笔记的那一天——他还录了一卷磁带。

那卷磁带里说了什么？

她登上地铁的时候，东京的夜色正在从东边涌过来，一点一点吞噬掉天边残存的金色。地铁车厢里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上班族，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相同的疲惫表情。尹素珍抓紧帆布包站在车厢角落里，感觉包里那份名单的重量正在不断增加——不是物理上的重量，而是某种更加本质的、像是引力被改变了的东西。

她忽然想起李海音在养老院里说的那句话：“正浩喜欢你祖父，但你祖父不替他活着——你祖父在正浩死后替他活着。”

八十年前，在济州岛上，有一群人选择了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安全的事。八十年后，那些事情变成了一卷录音带、一份名单和一枚银质领带夹，落进了一个悬疑作家的帆布包里。

地铁在隧道里穿行，车窗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脸。她看着那张脸，第一次从自己的轮廓里看到了祖父的影子——不是长相上的相似，而是某种更深的、沉在眼底的东西。

那是一种沉默的决心。

回到酒店之后，她给自己订了一张第二天上午从羽田飞金浦的机票，然后把山川俊雄的那封信、地图和两个铁罐一起摆在酒店桌上重新检视。高桥信一的那张名片被她单独放在一边，白色的卡纸在台灯下反射着冷淡的光芒。

她登录了搜索引擎，输入“高桥信一 东瀛近代史研究会”。搜索结果不多，大部分是学术会议的通告和几篇关于殖民时期文献保护的文章，措辞严谨而中立，看不出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基金会官网上的介绍称他是“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促进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学者”，照片上他站在一座图书馆前面，笑容温暖而真诚，和山川文子描述的完全吻合——那张脸看起来确实像收音机里的晚间节目主持人。

她又搜了“东槿文化交流基金会”。这个组织的公开资料更加丰富，主办过多次日槿青年学者交流项目、传统艺术展览和历史文献保护研讨会。合作机构名单里包括多所槿国和东瀛的知名大学，还有几个政府下属的文化机构。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学术基金会。

但尹素珍注意到一个细节。

基金会官网上的历史合作项目中，没有一例涉及殖民时期的人权议题。所有的项目都集中在传统艺术、语言教育和贸易史——那些不会刺痛任何人的安全话题。而高桥信一作为基金会秘书长，从去年开始忽然将研究方向从近代贸易史转向了“战时济州岛地区社会生态研究”，时间点和金泰浩被胁迫的时间点几乎同步。

她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个文档发给了崔正宇，附上高桥的名片扫描件。做完这些之后，她在桌前坐了很久，最后还是忍不住打开了那个装着名单的第二个铁罐。

一百三十七个名字。

她一个一个往下读，读到第二十三个名字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李海音，济州岛朝天邑，二十岁，昭和十九年十月被关押于薰风窟三号仓库，同月逃脱。”

海音。原来她也被抓过。原来她不只是替他们隐藏名单的人，她本身就是名单上的人。

尹素珍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把名单重新叠好，放回铁罐里。窗外的东京已经彻底沉入夜色，远处新宿的高楼群闪烁着无数细小的灯光，像一片由人类建造的星空。

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断回放的是李海音说的那句话——“正浩的死不是你祖父的错。你祖父在正浩死后做的那些事，他做了一辈子，做到死。”

她现在开始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了。

凌晨三点，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济州岛薰风窟的地下仓库里，手电筒的光照亮了一排排空荡荡的水泥柱子。第三根柱子上刻着一朵山茶花，花心渗出殷红的颜色，像是刚开的，又像是永远都不会谢。

有人在暗处说话，声音很轻，用的是她从未听过的嗓音，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名单上的名字你记下了吗？”

她在梦里回答：“记下了。”

“那就好。”那个声音说，“因为我们快没有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