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京兆府新丰县民诉主簿受财枉法案

开元二年（714年），京兆府新丰县有县民控告该县主簿收受贿赂、故意曲断官司。案件惊动朝廷，唐玄宗下旨由京兆府会同御史台严加审讯。经查，该主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当事人财物，公然枉法裁判，致使原告蒙冤。依据《唐律疏议·职制》“监主受财枉法”条，凡受财枉法者，计赃论罪，满十五匹即处绞刑。最终，涉事主簿被依律判处绞刑，所收赃款悉数追缴，并对其余涉案胥吏一并惩处。此案是玄宗即位后整顿吏治的重要一环，以严刑峻法痛击基层司法腐败，被收录为唐代反贪肃贿的典型判例。

主簿被依《唐律疏议》判处绞刑，赃款追还，涉及枉法的判决被撤销并重审，其余协同作恶的吏员被处以杖刑或流放。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主簿收受财物后作出的判决，是否确实背离了法律，即是否构成“枉法”；在缺乏直接物证的情况下，仅凭行贿人口供及原告陈述，能否认定“受财”与“枉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对于县衙属官的监管责任及是否适用“官当”减刑也引发过讨论。

此案是唐玄宗“开元之治”初期严明法纪、整治基层吏治的标志性事件，有力地震慑了地方官吏，澄清了县级司法环境。它重申了“受财枉法者死”的法律底线，向天下昭示朝廷整饬贪腐的决心。该案常被后世法司引为判例，成为《唐律疏议》中“监主受财枉法”条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动注脚，对宋元明清各代的反贪立法和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