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莫兰的死亡现场和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场研讨会只有三层楼的距离。
维斯顿大学附属医院的新解剖学报告厅在三楼,莫兰的荣誉院长办公室在六楼。上午九点四十分,六十余名与会者陆续就座,投影幕布上已经打出研讨会的标题——“配额制度废除后的医学精英选拔:新秩序与旧挑战”。九点五十五分,工作人员发现莫兰办公室的门从内部反锁,敲门无人应答,手机在房间内持续响铃。十点零七分,安保人员使用备用门卡强行进入,发现莫兰仰面躺在他的红木办公桌上,胸腔被打开,姿势与前两名死者完全一致。
艾琳和凯尔赶到时,联邦调查局的移动实验室已经停在医院地下车库。莉迪亚站在六楼电梯口,脸上的表情比前两次更加阴沉。不是因为死亡本身——她已经看了太多——而是因为这一次,凶手选择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学术会议作为掩护。
“他是怎么办到的?”艾琳接过莉迪亚递来的防护服,“外面有六十多个人,走廊里有监控,电梯里人来人往。”
“从消防通道上来的。”莉迪亚带着他们穿过走廊,“六楼消防通道的门锁在三周前报修过,维修记录显示至今没有处理。监控摄像头在消防通道拐角处有一个四十五度的死角,正好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凶手知道这个死角。”
“内部人员?”
“或者是有建筑图纸的人。维斯顿大学附属医院的旧楼是莫兰二十年前主持翻修的,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监控死角还存在。”
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门框上的封条还在微微晃动。艾琳弯腰钻过封条,第一眼看到的是莫兰的脸。和前两名死者不同,莫兰的眼睛没有被半睁着——它们被完全合上了,眼睑上各放着一枚硬币,面值一诺瓦克朗,是诺瓦共和国已停用的旧币。这种仪式在诺瓦民间传统中用于给死者“封眼”,寓意是让死者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不要看向活人的世界。
“硬币上有指纹吗?”艾琳问。
“没有。擦拭得很干净。”莉迪亚翻着初步报告,“但硬币是旧币,停用至少十年了。市面上流通量很小,可以追踪来源。”
莫兰的胸腔切口仍然精准得可怕,从胸骨柄到剑突,一刀到位,皮瓣翻开的弧度和前两具尸体完全一致。艾琳注意到切口边缘有一处极其细微的差异——左侧胸骨旁线的位置,有一小段弧形偏移,长度不超过三毫米,像是手术刀在某个瞬间被轻微地犹豫了一下。马库斯和格里格的切口上没有这个痕迹。
凶手不是机器。他也紧张。或者,他对莫兰的杀意和前两个人不同——更私人,更愤怒,愤怒到握着手术刀的手差点失控。
“情书呢?”
莉迪亚把她引到证物台前。密封袋里装着第三封情书,纸张和墨水与前两封一致。字迹仍然倾斜堆叠,但这一次,每一个字母都写得更用力,纸背面可以摸到笔尖压出的凹痕——
你不记得我的名字,但你签署了我的死亡。 在你眼里,我只是需要被“处理”的案例编号, 一份会议备忘录上的附加议题, 一场慈善晚宴上交换的代价。 你把我的生命折算成制度稳定的成本, 然后用“医学伦理”这个词盖住账本。 现在你的名字也被签署了。 不是你签署的那份休学通知, 是这一份。
信末的署名不再是空白。凶手用同样的暗红色墨水签下了一个称呼——“被你杀死的人”。不是莉莉安的名字,而是一个身份,一个由莫兰亲手制造的身份。
“你母亲留下的名单上是三个人。”凯尔站在她身后,声音压得很低,“格里格死了,莫兰死了,第三个是谁?”
艾琳把照片背面翻给他看。那行字还是清晰的——这三个名字是第一个名单。还有第二个。
“我父亲。”她说,“奥利弗·瓦尔特。”
凯尔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他的语气变了,像法医汇报尸检结果一样客观而克制。“莫兰的死亡时间初步推断是昨晚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你父亲昨晚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已经两天没有打通他的电话了。”
莉迪亚从旁边走过来,手里的平板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新打开的界面。“艾琳,我需要给你看一样东西。我们在莫兰的加密文件里找到的。”
那是一份扫描件,标题写着“维斯顿医学慈善基金会年度筹款晚会——嘉宾名单及座位表”。日期是三年前,莉莉安提交指控的前一晚。
名单按照座位表排列,每张桌子八人。主桌位于宴会厅正中央,坐的是当晚最重要的嘉宾。艾琳的手指沿着名单往下滑——泰伦斯·格里格,主桌3号位。奥古斯特·莫兰,主桌5号位。埃德温·霍尔特,主桌1号位,当时的副总检察长,现任诺瓦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主桌2号位上写着一个她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奥利弗·瓦尔特,最高法院终身法官。
四个男人。同一张桌子。在莉莉安提交指控的前一晚。
“他们在那场晚宴上讨论过她。”艾琳说。这不是推测,是必然。莉莉安的指控信已经提交到伦理委员会,伊莎贝尔·瓦尔特作为委员会秘书必然收到了初稿。奥利弗作为她的丈夫,不可能不知情。他在晚宴上和格里格、莫兰、霍尔特同桌而坐,席间必然交换过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麻烦学生”的意见。
“查到晚宴的会议记录了吗?”
“没有正式记录。慈善晚宴是私人活动,不存档。”莉迪亚滑动平板,“但我们找到一条外围线索。当晚负责主桌服务的领班叫安东·塞尔瓦,他现在在维斯顿河对岸的‘老桥餐厅’做经理。他说他记得那晚的事,因为晚宴结束后格里格和莫兰单独留了下来,和霍尔特法官在宴会厅旁边的雪茄房里又谈了将近四十分钟。中间奥利弗·瓦尔特也进去过一次,待了十分钟,出来时脸色很差。”
“塞尔瓦听到他们谈了什么?”
“没有。雪茄房的隔音门是关着的。但他记得一件事。”莉迪亚抬头看着艾琳,“奥利弗出来之后,霍尔特追到走廊上,说了一句话——‘奥利弗,你不能现在下车。这列火车上每个人都被焊在座位上。’”
艾琳的心脏跳得很重。那不是比喻,那是交易的语言。她父亲试图从某件事情里退出,被拒绝了。而拒绝他的人,现在是诺瓦共和国级别最高的法官。
“我需要和我父亲面对面谈一次。”她说。
莉迪亚犹豫了一下。“有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由于你父亲同时出现在连环案的潜在受害名单上,并且与三起命案的全部受害者都有直接关联,局里已经启动了针对他作为保护对象的预案。但奥利弗·瓦尔特法官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拒绝了一切警方的保护性联系,他的私人律师昨晚发来了一份声明,称法官本人‘不认为自己处于任何危险之中,也不认可所谓的连环杀手威胁真实存在’。”
“他不认可。”艾琳重复着这句话,声音变得很轻,“三个人的胸腔已经被打开了,他说他不认可。”
她拿出手机,再次拨打了父亲的号码。这一次,电话没有转入语音信箱,而是在拨号音响了七声后,被接通了。
“艾琳。”奥利弗·瓦尔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沉重,像很久没有喝过水。背景音里有一种空洞的回声,说明他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父亲,莫兰死了。格里格也死了。你需要——”
“我知道。”他打断她,“我都知道。”
“那就告诉我。告诉我三年前那场慈善晚宴上你们讨论了什么。告诉我妈为什么要在伦理委员会合影上圈出你们三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你到底签过什么。”
电话那头是漫长的沉默。艾琳能听到父亲的呼吸声,粗重而不规则,像一个正在努力搬运重物的人。
“你母亲留给你那些东西了吗?”奥利弗终于开口。
“你知道那些东西?”
“我知道她保留了全部信件。我也知道她在临死前把它们放进了那个铁皮箱子。她没有告诉我她做了什么,但她告诉我她要做什么。她说——‘我要确保艾琳有一天能找到真相,因为你不打算告诉她。’”
艾琳握紧手机,手指关节发白。“那现在就告诉我。”
“不是现在。”奥利弗的声音忽然变得急迫,“听我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在追的那个人,他比你更早知道了全部事情。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早。你母亲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不是因为她想隐瞒,是因为有些真相她知道得太晚,来不及写进信里。关于塞拉。关于第二个女孩。”
“塞拉?你认识她?”
“她是我的女儿。”
办公室里所有的声音同时消失了。艾琳站在证物台前,握着手机的手僵在半空。凯尔从她骤然变化的表情上读出了什么,向前迈了一步,但没有出声。
“你说什么?”艾琳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来的。
“塞拉·科瓦奇。”奥利弗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深处撬出来的,“她是莉莉安的妹妹。同母异父的妹妹。她的父亲不姓科瓦奇。她姓瓦尔特。”
艾琳靠着证物台边缘,手指按在不锈钢台面上,冰凉的金属触感是唯一让她确认自己还在现实世界里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三年前。你母亲告诉我时,她已经在伦理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知道了塞拉的存在。伊莎贝尔在调查莉莉安指控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件事——莉莉安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出生证明上父亲栏填的是奥利弗·瓦尔特。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包括莉莉安。她是玛尔塔·科瓦奇在灰镇矿区时期怀上的孩子,在你母亲和我结婚之后。”
“所以母亲知道你在灰镇有一个私生女。她知道你背叛了她。然后她继续坐在那张会议桌前,继续做你的伦理委员会主席夫人,继续为你签那些文件?”
“她不是为了我。”奥利弗的声音裂开了,“她是为了塞拉。因为一旦这件事曝光,塞拉就会成为格里格反击的工具。他会证明莉莉安的家庭本身存在‘道德瑕疵’,这会被用来质疑她指控的可信度。你母亲选择保持沉默,是为了保护塞拉不被拖进这场泥沼。”
艾琳闭上眼睛,然后睁开。她看见凯尔正看着自己,那双和莉莉安一模一样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
“塞拉现在在哪里?”她问父亲。
“我不知道。自从莉莉安死后,她就消失了。没有出境记录,没有税务登记,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她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迈尔斯精神康复中心,以实习护理员的身份入职,在莉莉安死亡当天失踪。和她一起失踪的,还有莉莉安的全部私人遗物——包括那十七册解剖笔记,和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
“什么情书?”
“一封莉莉安写给塞拉的信。她在信中说,她终于理解为什么母亲玛尔塔从不在她面前提起塞拉的父亲。她说——‘有些人没有成为父亲,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做。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杀死一部分的我们。也许你从未被父亲杀死的部分,可以替我把正义带回来。’”
凯尔从艾琳的表情上读出了全部。他转身面向窗户,背对所有人,肩膀绷得很紧,像一根即将断裂的钢索。
艾琳挂断电话时,莉迪亚用平板拍了一下她的手臂。“我们刚刚收到一封加密邮件。发件人自称‘壁炉’——用的是你母亲生前的笔名。”
平板上显示着邮件内容。只有一行字——
第四个名字不该由我来写。它应该由奥利弗·瓦尔特亲手签名。
下面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间手术室的内部,无影灯亮着,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面部被模糊处理,但胸口的皮肤上被人用手术标记笔画了一个精确的切口线——从胸骨柄到剑突,笔直,对称,和前三位死者的切口位置完全一致。
照片左下角有一只手入镜。那只手戴着外科手套,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把手术刀,刀锋反射出无影灯的冷白色光芒。
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简单的银戒指。和莉莉安在被撕掉的照片上戴着的那枚一模一样。
“这不是威胁。”凯尔的声音从窗边传来,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发冷,“这是预通知。他要在我父亲胸口画线,然后等他自己签字。”
艾琳抬头看他。凯尔已经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更像解脱的东西。
“你早就知道了。”她说。
“我从未见过塞拉。”凯尔说,“但我知道她存在。我母亲临终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她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她叫塞拉。如果有一天她做出什么事,你要记住,那不是她的错。是我们所有人欠她的。’”
他走到证物台前,低头看着那封被钉在莫兰手心的情书。纸上的字迹在荧光灯下呈现出干涸血液特有的铁锈色,最后一个字母的收笔处有一道极细微的拖痕,像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在写完最后一笔时被什么东西打断了。
“她用的是左手。”凯尔说,“莉莉安是右撇子。塞拉是左撇子。她六岁那年被矿区落石砸断了右手桡骨,石膏打了三个月,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后来右手康复了,但她保留了左手写字的习惯。这个习惯在整个灰镇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母亲。”
他抬起头,和艾琳的目光相遇。
“塞拉不是在替莉莉安复仇。她是在替莉莉安写完那封情书。”
窗外,维斯顿的天空终于开始落雨。雨点打在六楼的窗玻璃上,每一滴都在光线下折射出短暂的、锐利的银色。远处河对岸的山脊线上,那栋维多利亚老宅的窗户全部黑暗,只有地下室的方向透出一线微弱的红光,像一只正在缓慢眨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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