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
窗台上的日历被利亚姆划掉了整整九十格，每一道墨痕都像一道结痂又撕开的伤口。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在凌晨三点之前入睡是什么时候，酒精变成了一种计时工具——一杯是九点，两杯是十一点，半瓶就是凌晨。但他今晚滴酒未沾。
因为今晚是第一个名字。
他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动作很慢，像一头在灌木丛里等待了整个旱季的掠食者终于嗅到了风中的血腥味。他走到墙角那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铁皮柜前，用钥匙打开挂锁。柜门吱嘎一声打开的瞬间，冷白色的灯光照在里面的东西上——不是枪，不是刀，而是七枚崭新的二十五美分硬币，整齐地码在一块黑色天鹅绒上，每一枚都闪着冰冷的银光。
他把第一枚装进外套内袋。
楼下那辆老福特已经不是停车场里那辆。他换了车牌，换了座椅套，在后备箱的夹层里藏了一套灰色连帽衫、一双橡胶底工作靴和一副没有商标的黑色手套。这些准备工作花掉了他两个多月的时间——不是买不到这些东西，而是他必须确保每一件物品都无法被追溯。这是他在警队学到的全部技能，如今被他用来对付那些警队无法触及的人。
今晚的月亮很亮，亮得不像一个好兆头。利亚姆把车停在距离蔡的别墅三个街区外的一处公共停车场，然后步行穿过那片由橡树和修剪整齐的草坪组成的富人区。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亮着暖黄色的灯光，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客厅里的水晶吊灯和壁炉架上摆着的全家福。有人在弹钢琴，琴声断断续续地飘过街道，是某个孩子正在练习一首练习曲。
他的脚步停在了芬奇利街1427号。
蔡的别墅是一栋乔治亚风格的红砖建筑，门前有一棵修剪成球形的冬青树，车道上停着一辆银灰色的保时捷卡宴。利亚姆蹲在对面的灌木丛后面，看了看手表——十点三十八分。他提前了两分钟。
十点四十分。车库后门的感应灯亮了。
蔡推开门，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垃圾袋。他穿着一件羊绒家居外套，脚上是麂皮拖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走到分类回收桶旁边，掀开盖子，把垃圾袋塞进去，然后拍了拍手。
就是现在。
利亚姆从阴影里站起来，没有奔跑，没有突然的动作，只是以一种近乎散步的速度走到蔡的身后。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掌心攥着一块浸过氯仿的医用纱布——这是他从港口区一家兽医诊所的垃圾桶里翻出来的，花了整整一周才凑齐足够的剂量。
蔡的鼻子被捂住的瞬间，他的身体本能地挣扎了一下，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但他的挣扎只持续了不到三秒，氯仿的气味灌满了他的鼻腔和喉咙，他的眼皮翻了两下，然后整个身体像一袋面粉一样瘫软下来。利亚姆用另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背，把他轻轻放在地面上。
整个过程中，感应灯甚至没有熄灭。
利亚姆用最快的速度把蔡拖进了车库。蔡的车库里停着另一辆奔驰轿车，地面铺着环氧树脂，墙壁上挂着几把高尔夫球杆。他打开奔驰的后备箱，把蔡塞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扎带绑住他的手腕和脚踝，又在他嘴上贴了一条灰色胶带。后备箱盖落下的声音在封闭的车库里闷闷地回荡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他自己粗重的呼吸。
他坐进奔驰的驾驶座，钥匙还插在遮阳板上的遥控器旁边。他发动引擎，打开车库门，把车平稳地驶上街道。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十点四十九分。从行动开始到结束，九分钟。
车驶过市区的时候，利亚姆看了一眼后视镜。他的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但眼睛里有一种从妻子和女儿死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的光——不是兴奋，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专注。这种专注像一个教堂里的修士在擦拭圣坛上的烛台，每一个动作都不容出错，因为他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神圣的事。
废弃冷库在港口区的最南端，那片区域从九十年代港口外迁之后就彻底荒废了。生锈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堆叠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海风把铁皮吹得呜呜作响，空气中弥漫着咸腥味和腐烂海藻的臭味。利亚姆把车停在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前，这座冷库已经停用了十五年，但他花了两周时间把它重新接上了电。
他把蔡从后备箱里拖出来，扛在肩上走进冷库。冷库内部的温度维持在八度左右，墙壁上挂着冷凝水珠，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他在冷库中央放了一把铁椅子——不是法院里的橡木椅，而是一把生锈的、扶手已经掉漆的旧椅子，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他把蔡绑在椅子上，然后摘掉了他嘴上的胶带。
蔡咳嗽了几声，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眼镜在挣扎中掉在了后备箱里，此刻他的视力模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轮廓站在逆光中。他眨了眨眼，等瞳孔适应了灯光，终于看清了站在他面前的人。
“你……”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玻璃。
“我叫利亚姆·弗罗斯特。”利亚姆把一把折叠椅打开，坐在蔡对面，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你杀了我妻子和女儿。”
“我没有——”
“别浪费你的口才。”利亚姆打断他，声音平稳得像是审讯室里最老练的调查员。“你的律师团不在这里，陪审团也不在这里。这里只有你和我，还有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硬币，举到蔡眼前。硬币在荧光灯下闪着银光。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蔡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没有回答。
“这是我女儿存钱罐里的最后一枚硬币。她叫艾拉，五岁。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最喜欢的动物是长颈鹿，因为她觉得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可以够到最高的树上的叶子。她死的那天早上，她问我说——爸爸，你今天能来接我吗？”
利亚姆的声音没有颤抖，但硬币在他指尖停顿了一秒。
“那天我没有去接她。因为我在加班。因为我以为等我下班了，我妻子会从医院复查完顺路把她接回家。因为我不知道那天预约做复查的医生——你——会在手术室里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在剖腹产手术中切断了她的髂内动脉。”
蔡的脸色变了。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个精于算计的人突然发现所有的筹码都被抽走了。
“你怎么……”
“监控录像。你办公室里有一台私人监控摄像头，你以为它只记录画面，但它其实录下了你打电话的声音。你在手术前二十分钟给一个叫罗杰的人打电话，你说——昨晚的酒还没醒，再给我拿半瓶进来，我得缓缓。”利亚姆把一枚U盘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膝盖上。“这就是陪审团没看到的东西。你的律师团花了三百二十万美元，把这份证据压下来了。”
蔡没有说话。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不会杀你，如果你在担心这个。”利亚姆站起身，走到冷库的另一侧，那里放着一张折叠桌，上面摆着一台录音机和一叠空白纸。“我会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在我录音的时候，把所有事情说清楚——你喝了多少，你做了什么，你知道后果是什么但你还是做了。你会签名，然后我会把录音寄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如果我拒绝呢？”
利亚姆转过身，灯光在他的脸上投下半片阴影。
“那你会在这里待很久。我会给你水和食物，你不会死。但你会消失。你的妻子会报警，警察会找你，媒体会炒作几周，然后他们会发现你的海外账户在你消失的前一天被清空了。他们会认为你畏罪潜逃。你的名声会变成——那个醉酒的医生，杀了人，跑了。”
他顿了顿。
“你选哪个？”
蔡盯着他看了很久。冷库的压缩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像某种巨大动物在地底喘息。
“你会杀了我。”蔡终于开口，声音忽然变得很冷。“不管我签不签，你都会杀了我。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了。”
利亚姆没有否认。
他只是把那枚硬币放在蔡的手心里。
“这枚硬币是我女儿的。从现在开始，它也是你的。”
他按下录音机的红色按钮。
磁带开始转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隔壁房间里低语，像是在说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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