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克莱蒙特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第一次觉得那串数字有问题。
那是2015年1月的最后一周。波士顿港区的风从大西洋灌进来,把窗框吹出低沉的哨音。她已经在这间公寓里独自待了六个月,足够让悲伤从钝痛变成一种奇怪的日常。本的工装裤还挂在门后,安全帽放在玄关柜子上,仿佛他随时会推门进来,说今天工地又发现了什么设计缺陷。
他没有回来。他死于骨髓衰竭,死的时候体重只剩下四十几公斤,眼窝深陷,手背上的皮肤像揉皱的宣纸。医生说是“不明原因的血细胞坏死”,莱斯布里奇-莫兰公司的内部调查报告结论是“个体免疫缺陷综合征,与工作环境无直接关联”。公司支付了十七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抚恤金,附赠一封措辞得体的慰问信。
艾达当时签了字。她没有精力去质疑。但现在,她盯着本留下的一沓工程图纸,手指开始发冷。
本生前是LM公司的高级结构工程师,负责波士顿新港区海底隧道项目的密封材料选型。他把工作带回家是常态,客厅角落那张宜家桌子就是他的第二办公室。艾达在过去半年里一直避免碰那些东西,直到今天下午,她的律师告诉她,如果要起诉LM公司,她需要提供任何可能的证据。
“任何你觉得不对劲的东西。”律师说。
于是她开始翻。图纸、材料手册、会议纪要、打印出来的邮件——大部分内容她看不懂,全是剖面图、应力分析和化学分子式。但有一张图纸的边缘吸引了她的注意。那是隧道主结构剖面图,本在空白处反复写了一串字符:S-773-44-D,旁边还画了一个小圈,圈里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不是第一次。
S-773-44-D。这串字符在至少五张不同的图纸边缘出现,每次的笔迹都不同,说明他是在不同时间随手写下的。有一次,他在字符旁边画了一个六边形,像是某种化学结构,但画到一半就划掉了。
本不是那种会在工作文件上乱涂乱画的人。他做了十七年工程师,严谨得像一台有血有肉的计算机。这些涂鸦意味着他在反复思考某件事,而那件事让他分心。
艾达把图纸摊开在地板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涂鸦出现在2014年3月的图纸上,也就是本开始频繁发烧的前两个月。那时候他总说累,身上起莫名的淤青,但以为是工作压力大。最晚的一张是2014年10月,距离他住院只剩三周。那一次,字符旁边没有画任何东西,但本用力很大,笔尖几乎穿透了纸面。
艾达拿出手机拍了照片,发给律师。然后她犹豫了一下,也发给了另一个人——米里亚姆·科恩,本的大学同学,也是她唯一认识的调查记者。
米里亚姆在一个小时后回复:“这不是工程编号。S字头的编码体系在LM公司内部早就淘汰了,他们90年代改用数字加字母的ERP编号。这个格式看起来像档案编号,老式的那种,我在查。”
“查得到吗?”
“不确定。但如果是档案编号,S可能代表某个特定类别,773可能是系列号,44大概率是年份。”
1944年。艾达看着那组数字,突然意识到本的涂鸦里还有一个细节:他每次写这串字符时,都会在“44”下面画两条短横线,像是在强调。
电话响了。不是米里亚姆,而是一个陌生号码。艾达接起来,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男声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克莱蒙特夫人,关于您丈夫的案子——如果您打算起诉,不要相信任何内部文件。”
“你是谁?”
电话挂断了。
艾达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窗外的风突然变大,把窗框吹得咯吱作响。她想起本住院时,曾经短暂清醒过一次。那天晚上,他攥着她的手,眼神涣散,说了一句她当时以为是谵语的话:“他们没有停过,从来没有停过。”
她以为他在说治疗。但现在,她不那么确定了。
第二天上午,艾达去了本的旧办公室取他遗留在公司的私人物品。LM公司的新英格兰总部是一座冷峻的玻璃塔楼,矗立在波士顿金融区边缘,大厅里挂着创始人亚伯拉罕·莫兰的巨幅油画像。画像上,那位绅士戴着圆框眼镜,嘴角挂着二十世纪初工业巨头特有的矜持微笑。
前台接待员让艾达在会客室等候。她在那里坐了近四十分钟,隔着玻璃墙看到走廊尽头几个西装男人在低声交谈。其中一个人时不时朝她这边瞥一眼,目光很短,很冷。
最后来的不是人力资源部的人,而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他身材瘦高,穿着一套剪裁极为考究的炭灰色西装,银发梳得一丝不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眼——眼皮轻微下垂,让那张脸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沉静,像是半张脸在凝视,另半张脸在等待。
“克莱蒙特夫人,我是维克多·德拉普尔,公司法律总顾问。”他伸出手,干燥而有力,“请允许我再次向您的损失表示哀悼。本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之一。”
艾达握了握他的手。那只手很凉。
德拉普尔亲自把纸箱交给她。箱子不大,里面装着本的马克杯、几张家庭照片、一个用旧的计算器。他站在旁边,耐心地等艾达检查完每一件东西,姿态无懈可击。
“听说您正在考虑法律途径,”德拉普尔说,语气像在谈论天气预报,“这是您的权利,我当然理解。但请容我说一句,本生前参与的项目涉及大量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相关材料,任何诉讼程序中披露的文件都将受到严格审查。这不是威胁,只是提醒。”
“我没有感到威胁。”艾达说。
德拉普尔微微颔首。左眼的轻微下垂让他的表情呈现出某种近似同情的东西,但艾达注意到他的瞳孔没有变化——像两颗灰蓝色的玻璃珠,被嵌入一个设计精确的面具。
“那就好,”他说,“本是个好人。好人应该被记住,而不是被卷入口水战。祝您顺利,克莱蒙特夫人。”
艾达抱着纸箱走进电梯,门合上前,她看到德拉普尔仍然站在会客室门口,双手垂在身侧,像一尊耐心等待猎物的雕塑。
当天晚上,米里亚姆打来电话,声音异常。
“艾达,你坐下听我说。”
“你说。”
“S-773-44-D。我找了波士顿大学档案系的老朋友帮忙查。LM公司的旧档案体系确实有一套S编号序列,那是1930年代到1950年代使用的特殊项目归档编号,与正常的工程项目分开管理。S代表‘Special’,773代表特定项目代码。”
“44是1944年?”
“大概率是。D可能是子分类。”米里亚姆停顿了一下,“关键在于,这套编号体系在1958年就已经全面废止了。按照公司规定,所有S序列档案应该在废止时销毁。你的丈夫是怎么看到这些编号的?”
艾达看着摊在桌上的图纸,后背发凉。本在隧道密封材料项目里接触到了1944年旧档案的编号,然后他在图纸上反复涂抹,然后他开始发烧、淤血、骨髓坏死。
“还有一件事。”米里亚姆说,“我查了LM公司成立早期的大事记,发现亚伯拉罕·莫兰在1944年确实做过一件事——他在那一年以个人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莫兰材料进步基金会’。成立时间恰好是1944年2月。基金会最初的注册地址在东欧某国——一个现在已经改了名字的地方,当年叫沃伦尼亚。”
艾达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
“那个基金会的原始档案全部被密封,理由是涉及国防机密。”米里亚姆说,“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一条2014年的波士顿海底隧道,怎么会牵出1944年东欧的旧档案?你的丈夫到底发现了什么?”
艾达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波士顿的夜色里飘起了细雪,远处港区的起重机在黑暗中亮着稀疏的灯光。她想起本在住院最后几天,有一次突然睁大眼睛,抓着她胳膊的手指几乎嵌进肉里,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座山,”他说,“那座山是假的。”
她当时以为那是镇痛剂作用下的意识混乱。现在,她不确定了。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一条匿名短信,来自与昨晚相同的不明号码。只有一行字:
“找1944年,沃伦尼亚,春晖。”
艾达盯着屏幕上的字,手指开始轻微发抖。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落在玻璃上,化成一串串细小的水痕。在她身后,本的遗物纸箱静静放在桌上,马克杯底部还残留着多年前的咖啡渍,印出一个模糊的环形。那个环形在灯光下像极了她在地质学课本上见过的某种东西——一种铅灰色的、被时间压缩到骨骼深处的尘埃。
她没有关灯睡觉。她就坐在那里,对着那些数字和那一行匿名短信,直到黎明的光从港区方向慢慢渗进来,把雪地染成一片苍白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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