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杜尔城的二月没有春天。
这座萨普塔王国北部的工业重镇，常年被水泥厂的灰霾和甘蔗渣焚烧的甜腻焦味裹挟着。天空是一种洗不干净的病黄色，像一块用了太久的纱布，盖在这座城市的伤口上。城郊的贾瓦哈拉尔贫民区里，生活着大约三万个被城市遗忘的人。他们的房子是用铁皮、石棉瓦和从垃圾场捡来的广告牌拼凑而成，雨季漏水，旱季漏灰，而一年四季漏风。但即便如此，住在铁轨旁的老蔗农加内什依然坚持每天清晨在自家那口手压井边做晨祷——他相信神不在庙里，而在水、火与泥土这些实在的东西里。
二月十一日这天，加内什没能做完晨祷。
天还没亮透，他像往常一样扛着割蔗刀走进自家那块巴掌大的甘蔗田。这块地夹在两条铁轨之间，窄得像一条绿色的伤疤，但养活了他一家五口。今年雨水少，甘蔗长得瘦，节子密得咬不动，拉到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钱。加内什盘算着，再撑一年，实在不行就把地卖了，去城里的水泥厂当装卸工。
他弯腰割了十几根甘蔗，忽然闻到一股奇怪的焦味。不是平时烧秸秆的草木灰味，而是某种更浓烈、更油腻的焦臭，像是肉被烧糊了。加内什直起腰，顺着气味往田垄深处走了二十几步，然后看到了那堆东西。
那是一堆还在冒青烟的灰烬，堆在田垄和水渠之间的凹地里。灰烬周围散落着几个烧了一半的竹片，像是临时搭的小架子。加内什一开始以为是谁在偷烧垃圾，骂骂咧咧地用割蔗刀拨开灰堆。刀尖碰到一个硬物，发出闷响。他蹲下身，用手拨开余烬，烫得缩了一下，又拨，然后看到了那只手。
一只小小的、焦黑的、蜷曲成鸡爪状的手。
加内什一屁股坐在泥地里，喉咙里发出一种自己都没听过的声音。他想站起来，腿却软得像两截甘蔗渣。他连滚带爬地跑出甘蔗田，在铁轨上摔了两跤，膝盖磕得血肉模糊，一直跑到最近的小卖部才借到电话。
“甘蔗田……甘蔗田里有死人！”
巴哈杜尔城警察局的探长苏雷什·帕蒂尔到达现场时，太阳刚升起来。晨光穿过甘蔗叶的缝隙，在灰烬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光斑落在焦黑的尸体上，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有一种残忍的精致。
苏雷什今年四十七岁，在警局干了二十二年，见过的尸体比这座城里大多数人都多。他站在凹地边缘，一言不发地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旁边一个新来的年轻警员已经开始干呕了，被他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保护好现场。”苏雷什只说了这一句。
尸体呈蜷缩状，像是在最后的时刻试图把自己藏进一个更小的空间里。皮肤大面积炭化，面部已经无法辨认，但从身量和骨骼来看，死者年龄不超过十三岁。最让苏雷什注意的是两件事：第一，尸体虽然烧得很厉害，但四肢和躯干上残留的布条显示死者在被焚烧前曾被捆绑；第二，死者的眼窝里，各插着一根火柴。
两根普通的木柄火柴，红色的磷头朝外，像是有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插进了死者的眼眶。
苏雷什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口鼻，蹲下身凑近去看。火柴的磷头完好无损，没有被点燃过。也就是说，这不是焚烧的残留物，而是有人专门放进去的。
“把法医叫来。”他头也不回地吩咐，“还有，让所有人退出甘蔗田五十米，拉警戒线。”
法医阿比吉特·夏尔马在上午九点二十分赶到。他是个矮胖的中年人，戴一副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的黑框眼镜，说话永远不急不慢，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加快语速。
“死者女性，身高约一百三十五厘米，初步判断年龄在十到十三岁之间。”阿比吉特蹲在尸体旁边，用镊子小心翼翼地从死者眼眶中取出那两根火柴，装进证物袋，“这个摆放方式太特殊了，苏雷什。不是随机的。”
“说说看。”
“火柴的磷头朝向外面，这意味着插火柴的人不希望它被点燃。”阿比吉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灰黄的天空，“或者说，他希望它永远有被点燃的可能。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诅咒的象征——让死者在黑暗里永远握着一束光，却永远无法抵达。”
苏雷什没有说话。他在巴哈杜尔城见过各种凶杀案，因为三卢比捅人的、因家族恩怨灭门的、因酒后争执砸碎脑袋的，但从来没有一桩让他有这种感觉——一种被精心布置过的感觉。这不像愤怒，不像恐惧，不像任何他熟悉的杀人动机。这像某种表达。
“搜一下周围。”苏雷什下令。
搜查在二十分钟后有了结果。一个警员在灰烬堆往东大约三十米的水渠里，发现了一个用麻绳拴着的布袋子。布袋子浸了水，里面的东西还算完好：一截烧过的红色蜡烛头，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还有一枚硬币大小的铜牌，上面刻着罗姆人的图腾——一条盘踞的蛇。
苏雷什接过铜牌，用指腹摩挲着上面的刻痕。蛇的鳞片刻得很细致，眼睛位置镶着两颗绿色的碎玻璃，在光下泛着冷光。
“罗姆人的东西。”旁边一个老警员凑过来说，“流浪部落用的，好像是种护身符。我在巴拉吉的集市上见人卖过，十卢比一个。”
“通知全体人员，”苏雷什把铜牌装进证物袋，声音沉得像一块铅，“封锁城西罗姆人营地，挨个盘查，一个都不许漏。”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不到中午，甘蔗田外面已经围了上百人。他们站在警戒线后面，伸长脖子往里看，像一群被捏住喉咙的鹅。有人说是拍花子干的，有人说是罗姆人偷孩子祭祀，有人说是水泥厂那帮外来工人做的孽。每一张嘴都在制造自己的真相，每一个真相都比上一个更吓人。
下午三点，一个叫米娜的女人冲进了警戒线。
她是卖花女妮莎的母亲。
妮莎，十二岁，贾瓦哈拉尔贫民区所有人都认识她。她每天傍晚在城西的杜尔迦神庙外卖茉莉花串，把花串举到每个路过的人面前，用细细的声音说：“先生，买一串吧，刚摘的，很香。”她的花串编得格外整齐，每一串都系着一小截红绳，是母亲从旧纱丽上拆下来的线。
昨天傍晚，妮莎没有回家。
米娜以为女儿在神庙外多待了一会儿，因为庙里做法事的时候人流量大，能多卖几串。直到夜里十点，神庙关了门，卖椰子和香火的小贩都收摊了，妮莎还是没有回来。米娜跑到警局报案，值班警员正趴在桌上睡觉，被她吵醒后很不耐烦，说“十二岁的孩子跑出去玩两天就回来了”，让她回家等着。
她永远等不到女儿走回家了。
认尸的过程被苏雷什安排在一间空置的储物室里。米娜没有哭，她看到那具焦黑的、蜷曲的、眼眶里空荡荡的小小尸体时，只是反复说一句话，像一台卡带的录音机：“不是妮莎，不是妮莎，不是妮莎……”
但她认得那截残留在手腕上的红绳。
苏雷什站在门外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直到天完全黑下来。
当晚，罗姆人营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巴哈杜尔城西的罗姆营地是一块夹在屠宰场和垃圾填埋场之间的飞地，住着大约四百个流动人口。他们没有身份证明，没有固定职业，男人们帮人打磨刀具、修自行车、贩卖驱蛇药，女人们编竹篮、算命、卖护身符。他们像一群永远停不下来的候鸟，从一个城市的边缘飞到另一个城市的边缘，在任何地方都是外人。
搜查持续到凌晨两点。警员们用警棍砸开了每一扇帐篷的门帘，踢翻了煮着咖喱的铁锅，把孩子们吓哭成一团。从一顶印着褪色孔雀图案的帐篷里，他们找到了一个男人。
他蜷在角落的一张破毯子上，浑身酒气，右手缠着脏兮兮的绷带。警员把他拖出来的时候，绷带散开了，露出三道新鲜的抓伤痕迹，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像是被谁的指甲狠狠划过。
“他叫巴哈杜尔·卡兰，”有人查了他的登记表，“四十三岁，没有固定职业，三个月前从南边的戈文达地区过来的。在营地里给人磨刀，平时爱喝酒，喝醉了就打老婆。老婆去年跑了，跟了一个卖陶罐的。”
巴哈杜尔·卡兰被拖到营地中央的空地上时，还没完全清醒。他的眼睛浑浊，胡子沾着呕吐物的残渣，身上的味道连警犬都往后退了两步。他被人按在地上，有人在喊“就是他”，有人举起了拳头。苏雷什赶到时，巴哈杜尔·卡兰的额头已经破了口子，血混着泥土糊了一脸。
“谁先动的手？”苏雷什问。
没有人回答。
他把巴哈杜尔·卡兰从地上拽起来，借着营地篝火的光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被酒精和贫困反复摔打过的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像旱季的河床。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被生活彻底碾压后的茫然。
“这东西是你的？”苏雷什把证物袋里的铜牌举到他眼前。
巴哈杜尔·卡兰的眼睛转了转，盯着铜牌看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说话。”
“……卖。”他的声音像是从一堆碎玻璃里扒拉出来的。
“什么？”
“卖……我卖的。在巴拉吉集市……摆摊卖的。”巴哈杜尔·卡兰费力地比划着，“十卢比一个……有时候卖得掉，有时候卖不掉。”
“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巴哈杜尔·卡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仿佛那三道伤痕是凭空出现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困惑。“修……修自行车……链条打的……”他含混不清地解释着，但苏雷什已经不想听了。
“带走。”
巴哈杜尔·卡兰被塞进警车的后备厢时，营地里的罗姆人站在各自的帐篷门口，沉默地看着。没有人上前阻拦，也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太清楚这种事情了：当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凶手时，最先被推出去的，永远是站在最外面的人。
苏雷什坐在警车里，摇下车窗，又点了一根烟。
法医阿比吉特从他身后走过来，敲了敲车窗玻璃。“那两根火柴的事，还没跟你说完。”
“说吧。”
“火柴上没有指纹。或者说，被人仔细地擦过了。”阿比吉特顿了顿，“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检测了火柴柄上的残留物，除了磷，还有另一种东西。”
苏雷什转过头看他。
“墨水。”阿比吉特说，“不是普通的墨，是一种黑度极高的绘图墨水，通常用来绘制工程图纸或者进行精密书写。这种墨水在巴哈杜尔城的商店里买不到，需要专门订购。”
苏雷什把烟头弹出车窗，烟头在夜色中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落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你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是个普通的流浪汉？”
“我的意思是，”阿比吉特推了推眼镜，“苏雷什，那两根火柴是被人用精确的力度插进去的。太深会折断，太浅会掉出来，而它们恰恰插在眼窝正中，不偏不倚。这种控制力，不像是一个醉汉能做到的。”
夜风吹过营地，篝火晃了晃。远处，载着巴哈杜尔·卡兰的警车发动了引擎，车灯刺破了浓稠的黑暗，朝着城中心的方向驶去。苏雷什望着那两盏越来越远的红色尾灯，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
他说不上来。
是那种在黑暗里待久了之后，后背微微发紧的感觉。像是有一个人在远处的某个窗口后面，正隔着玻璃静静地注视这一切。那个人的眼睛清澈、冷静，像两块没有温度的冰。
而此时，在巴哈杜尔城另一端的一栋老式公寓里，国立理工学院逻辑学教授拉维·香卡正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日记本。他手中的钢笔悬在纸面上方，笔尖那滴黑得发亮的绘图墨水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城市的灰霾遮蔽了所有星光。
拉维推了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嘴角浮现一个极其微小的弧度——那不是笑，是一个数学家在完成最后一步验算之后，确认所有变量都不出所料时的神情。
他落笔了。
纸上留下了六个字，墨水在台灯下泛着湿润的光：
“实验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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