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瓦尔德斯站在盖尔斯堡大学法学院门前的石阶上，仰头望着那座哥特式拱门上镌刻的拉丁文铭文。九月的阳光透过橡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深棕色的手背上投下斑驳光影。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混杂着旧石墙的潮湿气息和新修剪草坪的草木清香。
周围全是人。年轻的面孔上挂着如出一辙的兴奋与紧张，父母们忙着拍照，行李箱轮子在石板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莉娜没有父母陪同，她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灰狗巴士从新墨西哥州赶来，背包里只有两套换洗衣服、一本翻旧了的《联邦证据规则》精要，和一张母亲在加油站打工攒下的五百美元现金。
她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不是肤色——盖尔斯堡在招生简章上向来标榜多元包容。是别的什么。是她走路时习惯性地低头，是她回答问题时先停顿半秒，是她在别人谈论暑期欧洲旅行时安静地抿住嘴唇。这些细微的破绽，在这个以“精英摇篮”自居的地方，比任何肤色都更容易被识别。
开学典礼在辛克莱尔礼堂举行。这座礼堂建于十九世纪末，穹顶上绘着象征正义与知识的壁画，水晶吊灯从高空垂下，将整个空间笼罩在暖金色的光晕中。莉娜在倒数第三排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把背包放在脚边，小心翼翼地不敢让它碰到旁边那位穿着亚麻西装的男生。
椅子扶手上贴着名牌。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名字——Lena Valdez——字迹工整，加粗的衬线字体。然后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右手边的空座位。
那个座位的名牌上印着：Irina Kovac。
伊琳娜·科瓦奇。一个明显的东欧名字。
莉安娜鬼使神差地伸手碰了碰那张名牌，指尖触到纸张光滑的表面。椅子是空的，椅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仿佛这个座位已经很久没有人坐过，而非刚刚才被预留。
“请各位就座，典礼即将开始。”讲台上，院长康拉德·温斯洛普敲了敲麦克风。他六十岁出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深蓝色西装剪裁得体，声音低沉而具有穿透力。莉安娜在申请材料里见过他的照片，照片下方印着一长串头衔：宪法学泰斗、最高法院前法官助理、联邦司法委员会委员。
温斯洛普开始致辞。他说到盖尔斯堡法学院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说到从这里走出去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十七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说到“法律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和“你们是正义的守护者”。莉娜听得很认真，但眼角余光始终锁着右侧那个空座位。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意。也许是因为那张名牌的存在——如果有人缺席，校方应该在典礼开始前就把名牌撤走。也许是因为灰尘——一个被预留的座位，不该有灰尘。也许什么都不因为，只是她的直觉在发出某种微弱的信号，就像空气压变化前关节隐隐作痛。
典礼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院长致辞后是教授代表发言，然后是学生代表——一个叫维克多·哈洛威的金发男生走上讲台，笑容灿烂，声音洪亮，谈论着法治、公民责任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莉娜也鼓掌了，但她的动作慢了半拍。
散场时，人潮涌向礼堂的各个出口。莉娜被人流裹挟着往外走，经过那个空座位时，她又一次停下脚步。椅子扶手上的名牌还在，但原本平整的纸面多了一道皱褶——一道不规则的、像是被指甲划过留下的皱褶。
她记得很清楚，刚才这张纸是平整的。在典礼进行中，没有人靠近过这个座位。
莉娜没有多想，伸手揭下那张名牌，折好放进外套口袋。她告诉自己这是小题大做，但手指却不受控制地把纸片塞得更深一些。
下午是新生活动，法学院安排了一批高年级学生担任“向导”，带新生参观校园。莉娜被分配到一个叫茱莉亚·张伯伦的三年级女生手下。茱莉亚说话又快又脆，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边走一边用标准的职业微笑介绍每一栋建筑的历史和用途。
“菲尼克斯馆，”她指着一栋希腊复兴式建筑说，“兄弟会的活动场地。菲尼克斯兄弟会是盖尔斯堡最古老的秘密社团，成员包括三位前总统和十二位参议员。当然，他们每年只在新生中招募不超过五个人。”
“秘密社团？”莉娜问。
茱莉亚的笑容闪过一丝微妙的弧度：“严格来说不算秘密，只是不太公开。校友捐赠有一半来自菲尼克斯的成员，所以校方从来不干涉他们的活动。”她停顿了一下，“如果你想申请，需要一位现任成员的推荐。不过——”她看了莉娜一眼，那个眼神干净利落，“——他们的推荐名额通常在开学前就确定好了。”
莉娜没有接话。她不需要更多暗示了。
晚上，所有新生被安排住在普雷斯科特公寓——法学院指定的一栋研究生宿舍楼。莉娜的室友叫梅根·崔，来自硅谷的韩裔家庭，父亲是某科技公司的法律顾问。梅根非常友好，友好到让莉娜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她把行李箱里的护肤品一字排开，摆满了洗手间的架子，然后问莉娜要不要一起去参加兄弟会的欢迎派对。
“你去吧，”莉娜说，“我想整理一下东西。”
梅根换上一条黑色连衣裙出门了。莉娜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决定去图书馆。
她真正的目的是找一本《法律评论》过刊——她在开学前读过温斯洛普院长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关于印第安部落自治权的标志性判例，她想找来原文对照。但图书馆比她想象中大得多，地下书库尤其深。她在迷宫般的铁架之间走了将近十分钟，最后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地下三层——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纸张霉变的气味。
就是在这里，她在通往停车场的楼梯间门口，看到了那只手表。
手表躺在水泥地面上，表盘朝上，表带断裂，断口参差不齐，像是被暴力扯断的。表盘边缘沾着已经干涸的暗红色斑点——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乎是黑色的。莉娜蹲下身，没有碰它，只是凑近了看。表背上刻着两个字母，字迹纤细却清晰。
I.K.
Irina Kovac。
莉娜感觉自己的心跳骤然加速。她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从口袋掏出那张被折好的名牌，展开，放在手表旁边比对。字体不同——名牌是打印的，手表是刻的——但那两个字母一模一样。
她站起身，环顾四周。楼梯间的门紧闭着，门把手落了一层灰，似乎很久没有被使用。停车场的方向传来通风管道低沉的嗡鸣，除此之外，一片死寂。
莉娜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后来她无数次回想、却无法说清是勇气还是愚蠢的决定。她没有报警，也没有联系校方保安。她将手表小心地捡起，用纸巾包好放进外套口袋，然后快步离开了地下书库。
回到宿舍时，梅根还没回来。莉娜坐在床沿，将手表和名牌并排放在桌面上。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输入“伊琳娜·科瓦奇 盖尔斯堡”进行检索。
零条结果。
她换了一个思路，检索“诺瓦未来基金会”——她在开学前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介绍中看到过这个名字，记得它是盖尔斯堡大学东欧交换生的主要合作机构。这一次，检索结果多了起来，但几乎全是正面报道：教育援助、文化交流、战后重建地区的人才培养计划。基金会的网站上展示着大批东欧年轻女孩的笑脸，她们手持录取通知书，在镜头前比着胜利的手势。
莉娜翻到第三页，发现一条三个月前的简短新闻，刊登在一家科拉迪亚地方报纸的网络版上。标题只有一句话：“又一名获诺瓦奖学金女孩失联，家属呼吁政府介入。”文章只有不到一百个单词，配了一张模糊的证件照——一个黑头发、深眼窝的年轻女人，嘴角带着一丝拘谨而期盼的微笑。
莉娜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关掉网页，将手表藏进抽屉最深处，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笑声，有人在讨论派对上的趣事。莉娜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相信一切只是一个巧合。然而当她终于睡去时，梦里全是断裂的表带和空椅子上落满的灰尘。
第二天早晨，新生们在公告栏前聚集，查看各自分配到的小组导师名单。莉娜挤到人群前排，目光扫过一行行名字。当她看到自己所在小组的导师时，血液几乎凝固。
宪法学教授，马库斯·索恩。
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索恩教授的官方照片——灰色西装，深蓝领带，嘴角挂着温和而疏离的微笑。但让莉娜浑身发冷的是照片背景中他身后的书架。书架最上层，隐约可以看见一只奖杯，底座上刻着的标志，与那只手表背面的图案——是两个交叠的字母F，被一圈月桂叶环绕。
那个标志，她昨天晚上在检索菲尼克斯兄弟会时见过。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一条匿名号码发来的短信。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简短的问题：
“你从地下车库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想谈谈吗？”
莉娜抬起头，人群在周围熙熙攘攘。晨光正从拱形窗户倾泻进来，照在所有人的脸上，却让她感觉自己正站在冰层之下，四周是幽暗而冰冷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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