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缓刑的背后

成和七年三月，光阪地方法院。

朝仓夏树坐在旁听席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膝盖上摊着一本速记簿，铅笔停在空白页上已经很久了。

她不是第一次旁听刑事判决，但今天这桩案子让她从早上出门时就觉得胸口发闷。被告名叫大岛健太，二十四岁，无业，在去年十一月的一个雨夜，于北区一家居酒屋内用酒瓶击打了另一名男子古川英介的头部。古川被送医后因脑挫伤及颅内出血，在三天后死亡。检方最初以伤害致死罪起诉，求刑五年。然而庭审过程中，被告律师以“被害人先行施暴”“被告属本能性防御”为由进行辩护，并提交了居酒屋内部分监控缺失的影像作为证据——画面恰好没有拍到冲突爆发的关键瞬间，只记录了大岛被古川揪住领口推搡的片段。

朝仓记得自己在记者席上看到那段监控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不是证据有问题，而是它太“干净”了。干净到像是被精心修剪过。

此刻，审判长木村雅彦正在宣读判决主文。他的声音平稳而庄重，在安静的法庭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

“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的殴打行为，是在被害人先行实施暴行之后作出的应激反应，具有防卫性质。”

朝仓的铅笔在指间转了一圈。

“但是，被告人使用啤酒瓶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行为，客观上超出了防卫的必要限度，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她微微皱眉。防卫过当。这个定性将直接影响刑期。

“同时考虑到，被告人无前科、已向被害人家属支付赔偿金并取得谅解、具有深刻悔罪表现，本庭认为对其施以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审判长顿了顿，翻过一页纸。

“综上，判处被告人大岛健太惩役二年，缓期四年执行。”

法槌落下，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响。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很快又归于沉寂。朝仓看到被告席上的大岛健太深深地鞠了一躬，肩膀微微颤抖着。他的辩护律师拍了拍他的后背，脸上带着克制的满意神情。这确实是辩方的一次胜利——一个因伤害致人死亡而被起诉的被告，最终只获得了缓刑判决，意味着他今天就可以走出法庭，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四年缓刑期间如果不再犯罪，刑罚将宣告消灭。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朝仓低下头，在速记簿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缓刑。没有实刑。被害人家属不同意谅解却被认定为已谅解。庭外和解金来源不明。”

写完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在每一次觉得不对劲的时候，用文字去抓住那些滑溜溜的、让人不安的细节。

退庭时，朝仓特意放慢了脚步。她看到旁听席最后一排坐着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套装，手里攥着一张被揉皱的手帕。从开庭起她就一直低着头，此刻终于抬起来，露出一张苍白而憔悴的脸。

朝仓认出那是古川英介的姐姐。案件资料里记载过她的名字：古川佐代子，四十二岁，在一家小型洗衣店工作，是古川英介唯一的亲属。

她站在旁听席的栏杆后面，既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盯着被告席的方向，目光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朝仓犹豫了一下，没有上前搭话。她知道自己作为记者应该去采访当事人亲属，获取第一手反应，这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阻止了她——那不是一个可以被打扰的表情。

她转身走向法庭大门，却在走廊里被一只手轻轻拽住了袖口。

“您是记者吗？”

朝仓回过头，古川佐代子就站在她身后。近距离看，她的眼白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整个人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拧干了水分。

“我是《光阪新报》的朝仓夏树。”她掏出记者证，“您是古川女士？”

佐代子点点头，却没有看记者证。她的视线落在朝仓胸口的某个地方，又像是穿过她看到了别的东西。

“我弟弟不是会和人打架的人。”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胆子很小，从小到大都是。小时候被邻居家的孩子欺负了也不敢还手，只会躲进衣柜里哭。他不喝酒的，他说过他讨厌酒精的味道。”

朝仓没有说话。案件卷宗里的尸检报告上明确写着，古川英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了零点二毫克每毫升，属于中度醉酒状态。

“但警察说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佐代子像是读懂了朝仓的沉默，“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我弟弟破例去喝酒，而且喝了那么多。”

这个疑问像一根针，无声地刺进了朝仓的思维里。她在之前的报道中关注的全是案件事实本身：时间、地点、人物、证据、判决。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个讨厌酒的人，为什么会在死前喝得烂醉？

“您弟弟那天晚上出门前，有没有说过什么？”朝仓问。

佐代子抿了抿嘴唇，从手帕里翻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便签纸，递给朝仓。

“这是他那天下午写给我的，我下班回家看到贴在冰箱上。他说晚上有人请他吃饭。”

便签纸已经有些皱，上面是圆珠笔歪歪扭扭的字迹：

“姐姐，今晚老友邀约，难得一见。放心，不喝酒，只叙旧。十点前归。——英介”

朝仓盯着那行字，目光在“老友”两个字上停留了很久。

“您知道这个老友是谁吗？”

佐代子摇了摇头。“我问过警察，他们说监控里英介是一个人进的居酒屋，坐下之后也是一直在角落独自饮酒，后来被告走过去搭话才发生冲突。监控里没有拍到有人和他一起来。”

没有拍到。

又是监控。

朝仓将便签纸还给佐代子，问道：“我能去探望一下您弟弟生前住的地方吗？可能需要采访一下他的同事和生活圈子，写一篇更全面的报道。”

这不是她的真实目的，但她知道这是让对方配合的最佳方式。佐代子果然点了头。

当天下午，朝仓按照佐代子给的地址找到了古川英介的住处。那是一栋建于昭和末期的老旧公寓楼，位于光阪市西区一条狭窄的巷道里。墙壁上的油漆大片剥落，楼梯间的日光灯管忽明忽暗，发出细微的嗡鸣声。

古川的房间在三楼尽头，只有六叠大，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折叠床、一个小型冰箱、一台老旧的电视，以及一张靠窗的书桌。

朝仓站在门口环顾了一下，目光最终落在了书桌上。桌面摆着一盏台灯、几本关于建筑材料的专业书籍，以及一本封面上印着风景画的横线记事本。

她走近，拿起那本记事本翻开来。

前面几页是工作记录，记着一些建材价格和工地联络方式。古川在一家中小型建筑公司做采购员，这些内容和他的身份相符。朝仓逐页翻下去，直到后半部分，字迹忽然变了。

不再是整齐的备忘，而是潦草的、反复涂改的短句。

“桧山。桧山。桧山。”

同一个名字被写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用力，墨水几乎划透了纸面。

后面一页，列着几个日期和对应的名字，每个名字旁都标着一个红色的圈。

“平成三十一年三月，小野田——坠崖。”

“令和二年七月，松永——溺毙。”

“令和三年十一月，冈部——煤气泄漏。”

“令和四年六月，竹下——车祸。”

“令和五年五月，木户——急病。”

五个名字，五条死亡记录。字迹从工整到颤抖，可以清晰感受到书写者在记录时的心情变化。

朝仓感到自己的呼吸变慢了。

她继续往后翻，到了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似乎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仓促写就的：

“下一个就是我。如果死了，绝不是意外。”

每一个字都歪歪扭扭，但力透纸背。

朝仓合上记事本，闭上眼睛。法庭上那份“干净”到可疑的监控、被告突然聘请的高额律师、来历不明的和解金、大岛健太与古川之间毫无交集的背景——所有那些在脑海中漂移的碎片，在这一刻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向了同一个方向。

古川英介在死前知道自己会死。

他不是在一次酒后冲突中意外丧生的。他是在等一个人，或者说，是在等一个结果。

朝仓将记事本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挎包里，快步走出公寓。

楼道里的日光灯忽然闪了一下，随即熄灭，整条走廊陷入一片黑暗。

她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膜内侧鼓噪。

然后她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沿着楼梯一级一级走了下去。

手机屏幕亮起来，是编辑部发来的消息。主编让她明早参加例会时不要再多提这桩案件，语气客气但不容商量。

“桧山先生今天获颁国家文化勋章，头版要用大幅版面报道，你那边的案子翻篇了。”

朝仓盯着“桧山”两个字，又低头看了看挎包里的记事本。

记事本上，那个被反复用力写下的名字，和编辑部消息里的名字，是同一个。

桧山。

桧山泰三。东和财团会长，战后东海国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和慈善家，今天刚刚在光阪市市民会馆接受了由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

而一个死在居酒屋里的小采购员，在自己的记事本里将这个人名和五条非正常死亡记录写在一起，然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确认自己会是第六个。

朝仓关掉手电筒，把手机塞回口袋，站在最后一层楼梯口没有动。

黑暗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她听见楼上某一户传来电视的声音，是一个什么颁奖典礼的现场直播。主持人正在用激昂的语气介绍受勋者的生平事迹，声音隔着墙壁传来，失真而遥远。

“他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国民楷模。”

朝仓推开了公寓楼的大铁门。

三月的光阪街头，夜风带着潮湿的海水气息扑面而来。她站在路灯下，深深吸了一口气。

挎包里的记事本沉甸甸的，像是装着六个人的重量。

五个已经死去的人，和一个刚刚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以及一个坐在旁听席最后排、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的姐姐。

朝仓拿出手机，没有回复主编的消息，而是拨通了另一个号码。那是她在大学时代的前辈，现在在光阪府警察署刑事课任职。电话响了很久，最后自动挂断。

她重新拨了一次。

这一次，对方在第八声接了起来，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和一丝紧张。

“朝仓？这么晚了——”

“前辈，”朝仓打断他，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要被风吹散，却又有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坚定，“我问你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和桧山泰三有关的人，这几年死了多少个？”

电话那头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久到朝仓以为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才听到一声低沉得几乎听不见的回答：

“……你在哪里？我们见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