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室的日光灯管发出一种不健康的嗡鸣声,像是什么东西正在墙壁内部缓慢地腐烂。
亚历克斯·科瓦奇坐在金属椅子上,手腕上的手铐在桌面边缘磕出轻微的响声。他已经在这间六英尺见方的混凝土盒子里等了将近四十分钟,面前的塑料杯里的水早就凉透了。透过那扇窄小的防爆玻璃窗,他能看见走廊尽头偶尔走过的狱警影子,每次有脚步声靠近,他的脊背就会不由自主地绷紧。
四个月。他已经被关在这里整整四个月了。
门外终于传来钥匙碰撞的声响。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随后是朱利安·布莱克伍德——他认识十五年的挚友,他律所的合伙人,如今也是他的辩护律师——夹着一个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快步走了进来。
“抱歉迟到了。”朱利安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脱下深灰色的羊毛大衣搭在椅背上。他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海军蓝西装,袖扣是纯银的,领带系着完美的温莎结。即使在这个潮湿阴冷的联邦惩教所里,他看起来依然像是刚从曼哈顿某间会议室走出来。“A区那边临时增设了检查岗,所有人都得重新过一遍安检。”
亚历克斯注意到朱利安说话时没有看他的眼睛。
“孩子怎么样?”亚历克斯问。他已经很多天没见到妻子和孩子了,电话申请被驳回,信件似乎也被卡在了某个审查环节。
“米娅很好。她上周带孩子们回了皇后区你父母那边。”朱利安拉开公文包的拉链,从里面抽出一叠装订整齐的文件,“你父母很坚强,比我们想象的都坚强。”
亚历克斯没有追问“我们”指的是谁。他看着朱利安把那份文件推过桌面,指尖按在纸张的上缘。文件封面印着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徽标,下面是一行加粗的标题。
认罪协议。
这两个词沉甸甸地压在亚历克斯的胃里,像一块他永远吞不下去的石头。
“这是你上次让我考虑的那份?”亚历克斯问。
“修改过几个条款。”朱利安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亚历克斯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条款编号和用红笔圈出的修改标记。“我和卡普兰谈了三轮。他们一开始咬定十五年,我压到了八年。外加三年监督释放。作为交换,你需要在格蕾丝·陈的案子上提供证词,证明法尔科内的内部操作流程。”
卡普兰。这个姓氏像针一样扎进亚历克斯的太阳穴。联邦助理检察官本杰明·卡普兰,一个以从不认输著称的公诉人,据说他的定罪率在纽约南区保持了六年纪录。
“我没有参与格蕾丝·陈的任何事务。”亚历克斯的声音很低,但他确保每个字都说得足够清晰,“我是被设计进去的。那些文件上的签名——”
“我知道。”朱利安抬起一只手,做了个安抚的动作,那个手势让亚历克斯想起了他们在布鲁克林的少年时代,每当亚历克斯因为口音被街区的孩子嘲笑而想要冲上去打架时,朱利安总是这样拦住他。冷静。交给我。“但目前的证据对你不利。我们的专家分析了审计痕迹,显示你的账号密码在多个关键节点被用来访问过法尔科内的内部系统。你我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不管实际上是不是你操作的,检方都会把这个作为核心证据提交。”
“你可以提出动议把它排除。那份备忘录的取证程序有问题——法尔科内的内部调查本身就不符合联邦证据规则。你我都知道,这些证据获得的方式存在重大瑕疵。”亚历克斯的声音微微提高了一些。
朱利安沉默了几秒。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亚历克斯三年前在合伙成立律所时送他的复古款戒指。
“亚历克斯,关于证据排除动议……”朱利安的语气变得谨慎,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我考虑过。我和团队讨论了很多次。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的胜算不大。科尔法官是出了名的保守派,过去五年里在他手上被否决的排除动议超过七十件。如果我们孤注一掷申请动议被驳回,庭审对我们极其不利。”
“那我们可以要求更换法官。”
“科尔明年退休。在此之前,程序上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要求他回避。”朱利安向前倾了倾身体,“我知道这份协议不是最好的结果。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所有旁证都指向你,媒体的报道已经把你塑造成了勾结企业洗钱的白领罪犯,你妻子每天都要面对记者的围追堵截——接受协议是止损的方式。八年,表现良好可以减到五年左右。到时候你出狱还能看着孩子们上高中。”
亚历克斯没有说话。他凝视着对面的墙壁,那里有一块巴掌大的油漆剥落,露出下面生了锈的金属。他想起父亲曾经讲过贝尔格莱德监狱里的墙是怎样的——那是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代,但监狱里的墙都是同一种颜色。
他父亲在塞尔维亚曾经是一名法官。在贝尔格莱德,他的名字被刻在法院的门楣上。后来战争来了,一切都碎了。移民到纽约时,这位曾经受人尊敬的法官只能在布鲁克林的建筑工地上扛水泥袋,晚上回到狭小的公寓里默默背诵当年的法律条文。父亲至死都没有找回他的名字和地位。
所以亚历克斯花了二十年重建那份尊严。他考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进入曼哈顿最顶级的律师事务所,然后与朱利安合伙开了自己的律所。他曾以为他终于成功了——他终于不再只是“那个塞尔维亚移民的儿子”,他有了自己的名字。
而现在,这个名字正在变成联邦监狱系统里的一个编号。
“给我看看具体条款。”亚历克斯说。
朱利安把文件翻到标注着红色标签的那一页。亚历克斯快速浏览了条款。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的重罪指控,放弃对证据提出异议的权利,放弃上诉权利,配合检方对法尔科内的调查。作为交换,检方将建议法院判处八年监禁和三年的监督释放。如果拒绝协议并且庭审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最高二十五年的联邦监禁。
第二十五条。那等于他剩余的大半生。
“我需要再想想。”亚历克斯说。
“亚历克斯,卡普兰给我们的截止时间是下周二。如果我们错过这个窗口,他撤销协议,一切就走庭审程序了。”朱利安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异的紧迫感,那种感觉微妙而难以捉摸——不像是一个律师对委托人的关切,更像是一个人在催促另一个人跳下悬崖。
窗外的走廊里有狱警吹响了哨子,意味着探访时间只剩下十五分钟。
亚历克斯忽然问了一个让朱利安措手不及的问题。
“你还记得我们九年级时在那间图书馆下面说过的话吗?”
朱利安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1995年的冬天,布鲁克林公立中学那间暖气不足的图书馆里。两个被整个学校边缘化的男孩——一个是英语还不流利的塞尔维亚移民,一个是想要当律师的黑人男孩——在旧书堆里立下誓言: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他们绝不会让彼此在制度里沉没。他们要用法律保护彼此,就像法律当初没能保护他们的家人。
“我记得。”朱利安说,他的声音略微有些干涩。
“我信任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朱利安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把那份认罪协议留在桌上,拿起公文包和外套。“周三我再来。在这之前把文件仔细读一遍。如果你同意——如果你信任我——就在签字栏签下你的名字。”
他走向门口,背对着亚历克斯,在狱警开门前,朱利安的脚步停顿了一瞬。
“你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永远不会变。”
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锁舌碰撞发出沉闷的金属声响。
亚历克斯独自坐在会见室里,日光灯依然嗡鸣着。他把那份文件拉到面前,一页一页地翻过。条款、定义、附则、豁免声明。密密麻麻的文本构成了一座法律的牢笼,每一个措辞都像是在收紧一个早已设下的绳套。
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个空白的签名栏,上面用铅笔淡淡标注着一个小小的箭头。
亚历克斯的手指划过那个签名栏,触碰到纸张的一角。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某个细节——纸页边缘印着几行极小的编码,是律所内部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文件编号和打印时间戳。
时间戳的日期是:2009年11月3日。
亚历克斯的血液似乎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他记得很清楚。那笔法尔科内的合作是在2009年12月底才正式签署的。格蕾丝·陈的死亡发生在2010年3月。
而这份认罪协议的初稿,早在那之前将近五个月就已经被打印出来了。
朱利安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个他认识了十五年、在消防通道上分享三明治、一起在深夜背法律条文、合伙开律所时把后背交给彼此的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份协议,等待着他一步步走进那个设计好的圈套。
走廊尽头再次响起脚步声。亚历克斯把那份文件轻轻合上,他没有喊叫,也没有哭泣。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静默的石像。日光灯继续发出不健康的嗡鸣,墙壁里的腐烂还在继续。
而在这间没有任何镜子的房间里,他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真正的处境。
三十分钟后,当他被带回牢房时,走廊尽头的一扇小窗映出了他的倒影。那个影子模糊而不真实,仿佛镜中人随时会碎成千万片,散落在这个冰冷深渊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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