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加油站之夜

1975年11月12日，格伦德尔联邦工业城市底特兰，深秋的冷雨从下午三点开始下，到了夜里十点还没有停的意思。

第五大街的太阳加油站孤零零地蹲在街道拐角，霓虹招牌坏了一个多月没人修，“太阳”两个字只剩下一半亮着，远远看去像是在雨幕里眨着一只疲惫的眼。加油站的值班室里，二十五岁的安东尼·科尔文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频道，萨克斯风的声音从劣质音箱里挤出来，像一只受了伤的猫在哼哼。他给自己倒了杯速溶咖啡，看了一眼墙上挂钟——十点二十三分，再过三十七分钟就可以打烊。

科尔文是个瘦高个，肩膀窄得像衣架，说话时总习惯性地缩着脖子，仿佛随时准备向什么人道歉。他在这个加油站干了两年零四个月，每天从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一点，时薪两块三毛五，刚够付他那间地下室公寓的房租和每周两次的洗衣费。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债务，也没有任何值得被人记住的特长——他的生活就像加油站的汽油味儿一样，存在但没人会在意。

收音机里的爵士乐被新闻整点播报打断。女播音员用那种假装关切的腔调报道，联邦参议院今天通过了新的公共安全法案，底特兰警局将获得追加拨款用于打击街头犯罪。科尔文听了几句便走神了。他对新闻没兴趣，对政治更没兴趣。他唯一关心的是月底能不能攒够钱把那台老旧的电视机修好。

十点三十五分，一辆车从第五大街的东侧驶来。

科尔文起初没有在意。加油站每晚都有车来，有的加油，有的只是借个厕所。可这辆车开得很慢，慢得不像是在赶路，倒像是在寻找什么。车灯在雨中拉出两道昏黄的光柱，照在加油站的雨棚上，把“太阳”那个残缺的招牌映得像个吊死鬼的脸。

那是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车身溅满泥点，后保险杠歪歪扭扭地挂着，像脱臼的下巴。车停在加油站入口处，没有驶向加油泵，而是停在了垃圾桶旁边阴影最浓的地方。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来一半，又升上去一半，再摇下来，像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在选择要不要说一句话。

科尔文端着咖啡杯站起来，透过值班室的玻璃窗往外看。雨太大了，他看不清车里的人，只能隐约辨认出驾驶座上的轮廓——不太高，肩膀挺宽，似乎是个年轻人。副驾驶座上好像放着什么东西，形状不太规则，盖着一块深色的布。

他应该报警的。这是底特兰警局印在每张便民传单上的建议：如果看到可疑车辆停在加油站附近，不要靠近，立刻拨打警用专线。

但科尔文没有打电话。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觉得麻烦。报警意味着要做笔录，做笔录意味着要晚下班，晚下班意味着赶不上末班公交车，赶不上末班公交车意味着要在雨里走四十分钟回家。他是一个把“怕麻烦”刻进骨头里的人。

他放下咖啡杯，推开门走进雨里，朝那辆别克车走去。雨滴砸在他塑料雨衣的帽檐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他走到离车三步远的地方站住，弯下腰，试图看清车里的人。

“需要帮忙吗？”他大声问，雨声几乎吞掉了他的声音。

车窗彻底摇下来了。

车里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孩，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脸白得像是刚从冰柜里捞出来的。他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哭过还是喝了酒，或者两者都有。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校服外套，胸口绣着一个科尔文不认识的校徽。副驾驶座上那团深色的布下面，露出半截猎枪的枪管。

科尔文看到枪管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荒唐的错愕——那支枪很像他父亲年轻时在林子里打野兔用的那种老式霰弹枪，枪托上刻着一个模糊的字母缩写。他小时候还偷偷从柜子里拿出来摸过，枪管冰凉，带着机油的味道。

“你——”他只来得及说一个字。

年轻男孩的手在抖，整条胳膊都在抖，抖得像一台转速失控的发动机。他把枪举起来，枪口对准科尔文，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雨从他金黄色的头发上滴下来，顺着眉骨流进眼睛，他不停地眨眼，每眨一下，枪口就晃动一下。

科尔文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他看到了男孩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那不是一个杀手的眼睛。科尔文见过杀手的眼睛——电视新闻里那些被逮捕的连环杀手，照片上的眼睛要么冷得像玻璃珠，要么空洞得像废弃的矿井。但眼前这个男孩的眼睛里装满了一种浑浊的、滚烫的、无处可逃的东西。那是恐惧，是后悔，是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停下的绝望。

枪响了。

不是一声，是六声。

第一枪打碎了加油站值班室的玻璃窗，第二枪打穿了雨棚的铁皮，第三枪击中了科尔文的左肩，第四枪从他的右侧肋骨穿入，第五枪擦过他的颈动脉，第六枪射进了他的腹腔。

科尔文甚至没来得及感觉到疼痛。他只觉得身体像是被一只滚烫的巨手猛然推了一下，膝盖一软，整个人仰面倒在水洼里。雨水灌进他的耳朵、鼻子和半张开的嘴。他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着头顶的霓虹招牌在雨中明明灭灭，那半个“太阳”字在他的视野里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光晕，像一个正在融化的梦。

别克车的引擎发出一声刺耳的咆哮。轮胎在湿滑的地面上打了两个滑，随后像一只受惊的野兽冲进雨幕，尾灯很快消失在第五大街的尽头。

十点三十九分，底特兰警局的值班电话响了。

接电话的是四十七岁的巡逻警长弗兰克·霍尔特。他当时正把脚翘在桌子上看棒球赛的重播，手边摆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和一本已经填了一半的值班日志。电话铃响的那一刻，他的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击球回放。等电话响了四声之后，他才慢悠悠地把脚放下来，伸手抓起听筒。

“底特兰警局，霍尔特。”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带着一个已经在体制内浸泡了二十年的人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腔调。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紧张、急促、几乎是在尖叫：“第五大街的太阳加油站……有枪声……好多声……”

“知道了，女士，请保持冷静。”霍尔特站起身，戴上警帽，手摸到腰间的手枪套，又缩回来，拿起对讲机通知了附近的巡逻车。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慌不忙，像是在执行一个已经排练过无数次的流程。

但在挂断电话之后，他做了一件值班日志上没有记录的事情。

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那不是警局的专线，而是一个私人住宅电话。电话接通后，他沉默了两秒，然后问了一句话：“你在家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声音被雨声和对讲机的杂音吞掉了。

霍尔特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这才抓起车钥匙走向警车。从挂断女人的报警电话到他发动警车，中间相隔了整整九分钟。

九分钟，足够一个恐慌至极的年轻人开车回家，把沾着硝烟味的衣服塞进壁炉，把一支猎枪藏进地下室，然后洗干净手上的火药残渣。

十点四十八分，霍尔特的警车抵达太阳加油站。

雨势稍稍小了一些。霍尔特关掉警笛，推开车门，手电筒的光柱在雨幕中切开一条路。他首先看到的是满地碎玻璃，然后是雨棚上的弹孔，然后是值班室墙壁上飞溅的血迹，最后是躺在水洼里的科尔文。

科尔文还没有死。

他的眼睛半睁着，嘴唇在翕动，像是想说什么。血从他的嘴角和腹部涌出来，在雨水中晕开成一朵朵淡红色的花。霍尔特蹲下身，一只手按住他腹部的伤口——不是出于救人的本能，而是出于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的制服让他必须做这个动作，也许是因为他需要听到科尔文说出最后的话。

“是谁干的？”霍尔特问。他的声音仍然平稳，但握住手电筒的手指关节发白。

科尔文的嘴唇动了动。他的声带已经被第六枪撕破了一部分，发出的声音像是生锈的铰链在转动。霍尔特不得不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车……”科尔文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那个字从喉咙里挤出来，“……理查德的车……”

他的眼睛在说完这几个字之后，瞳孔缓缓散开，映着霓虹招牌残余的光芒，像两颗失去了焦距的玻璃珠。

霍尔特蹲在原地，手电筒的光照着科尔文僵住的面孔。雨水顺着他警帽的帽檐往下淌，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他的手在抖。一个在底特兰警局服役了二十年的老警察，见过车祸、斗殴、抢劫、谋杀，本该对任何血腥场面都麻木了，但他此刻的手在抖。

因为他听到了那个名字。

理查德。

他当然知道这个名字。他的儿子马库斯上周刚把自己的别克车送去喷漆，那辆车的漆面被划了一道长口子，是马库斯和同学在停车场打架时对方用钥匙划的。马库斯把那辆车叫做“理查德”——那是他最喜欢的棒球明星的名字，他把这个名字刻在了车钥匙的橡胶套上。

霍尔特缓缓站起身。手电筒的光在雨幕中晃动了一下，照在加油站入口处的泥地上。那里有一道新鲜的轮胎印，纹路清晰可辨，是属于别克车特有的那种宽幅轮胎。

他盯着那道轮胎印看了五秒钟，然后做了一个决定。

他回到警车上，从储物箱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份空白的报案记录表。他用左手按住那张被雨水打湿的纸，右手一字一句地写下了科尔文的“临终证言”。

他写下的不是“理查德的车”。

他写下的是：“理查德·布莱恩”。

一个字母之差。

布莱恩——这是三天前在第五大街附近报失的那辆二手车的车主姓名。那辆车也是一辆别克，也是黑色，车牌号霍尔特记得，因为那份报失记录现在就躺在他值班室的抽屉里，还没归档。

霍尔特的笔停在纸上，墨水浸染出一个细小的墨点。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警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伪证是重罪，嫁祸于人更是无法饶恕的罪行。但当他闭上眼睛，他看到的不是法律条文，不是警察誓词，而是马库斯那双红红的眼睛，那张惨白的脸，那两只沾满火药残渣的手。马库斯才十九岁。他的人生还很长。而科尔文已经死了。死人不需要正义。死人只需要一个名字，随便哪个名字都可以刻在墓碑上。

霍尔特把那份报案记录夹进值班日志，关上车门，发动引擎，驶回了警局。

雨在凌晨两点停了。

底特兰东区的鸽子笼公寓里，二十七岁的机械师理查德·布莱恩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迎面是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支顶在他额头上的手枪。他被压在地上，双手反剪，金属手铐咬进手腕的皮肤，冰冷刺痛。一个警察对着他的耳朵喊了几句什么，但他一个字都没听清。他只听到邻居家的狗在狂吠，楼上有人在哭，楼下有人在用收音机播放深夜爵士乐频道。

他被拖进警车的时候，看到街角那盏昏黄的路灯下，一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用一双发光的绿眼睛注视着这一切。那只猫的眼神平静、淡漠，像是在看一场已经知道结局的电影。

警车驶入夜色，尾灯的光渐渐被黑暗吞没。远处的地平线上，底特兰工业区的烟囱正在吐出灰白色的浓烟，那烟在黎明前的天空中缓缓扩散，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