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隆尼亚北方的三月没有春天。
科尔贝镇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抹布。从勒芒河对岸吹来的风裹挟着化工厂的硫磺味，穿过废弃的高炉和锈蚀的铁轨，钻进每一扇关不严实的木窗。这座小镇曾经因煤矿和钢铁而繁荣过，如今只剩下咳着黑痰的老人、酗酒的无业男人，以及墙角永远晾不干的潮湿霉斑。
朱利安·莫罗记得母亲说过，他出生那年，最后一座高炉熄灭了。
“莫罗家的，你又迟到了。”
文法学校的老学监从圆框眼镜上方盯着他，手中的教鞭不耐烦地敲击着讲台边缘。朱利安站在教室门口，雨水从他的破旧外套上滴落，在石板上汇成一小摊水渍。他的书包是用麻绳缝补过的，里面装着一本从镇图书馆借来的《瓦隆尼亚法典释义》——那是整个科尔贝唯一一本法学书籍，书页已经发黄发脆，却被他翻了不下百遍。
“我父亲昨晚又发病了。”朱利安说，声音不高不低，既没有乞求同情，也没有故作倔强。
教室里响起几声窃笑。所有人都知道“发病”是什么意思。老莫罗，那个在边境战争中丢掉了半只耳朵和全部尊严的退伍兵，每隔几天就会在“铁砧”酒馆喝得不省人事，然后被两个好心的酒友架回来，像扔一袋土豆似的丢在自家门口的泥地里。
老学监沉默了片刻，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挥挥手让他回座位。
朱利安走向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他的同桌皮埃尔悄悄推过来半块黑面包，他接过来，连谢谢都没说，只是用指甲掐下一小块，塞进嘴里慢慢咀嚼。其余的用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包好，塞进书包——那是要给母亲留的。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朱利安翻开那本破烂的法典，在扉页的空白处看到自己一年前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离开这里，或者死在这里。”
他用拇指擦掉那行字上的灰尘，又擦了一遍，直到字迹模糊不清。
放学时分，雨停了。科尔贝的街道上弥漫着煤烟与水汽混合的灰色薄雾。朱利安穿过纺织厂废弃的厂房，抄近路回家。那些空洞的窗框像骷髅的眼眶，从里面望进去，能看见疯长的野草和一地碎玻璃。他在纺织厂门口的告示栏上看到一张褪色的公告——那是退伍军人福利署瓦隆尼亚北方分局贴出来的，上面写着“关于伤残退役军人抚恤金申领程序调整的通知”，落款日期是三年前。
告示下面有一小行字被人用炭笔涂抹过，只依稀看得出“驳回”两个字。
朱利安站在那里，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三年前，镇上还有一个叫勒布雷的老兵，在战争中吸入了毒气，肺叶烂了大半，整日佝偻着腰，连走上十步路都要停下来喘气。勒布雷每个月都会去福利署的办事处，每次都会被一个梳着油头的年轻职员打发回来，理由永远是“证据不足”。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勒布雷带上了他所有的病历、服役记录，还有一封他用了一整夜才写完的亲笔信。第二天清晨，扫街的工人发现他蜷缩在办事处门外的石阶上，已经僵硬了。他的手里还攥着那封信，信纸被夜里的霜冻粘在手指上，办事员费了好大力气才掰开。
那一年朱利安十四岁。那天晚上，他发了一场高烧，迷迷糊糊中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母亲把耳朵凑到他嘴边，终于听清了那句话的内容。
“我要站在他们上面。”
莫罗家住在镇子最北边，紧挨着废弃的矿渣山。房子是朱利安的祖父留下的，外墙的灰泥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头。门前的院子里堆着父亲捡回来的各种破烂——旧轮胎、生锈的齿轮、缺了腿的椅子。母亲曾经试图清理过几次，但每次清理之后，父亲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把屋子里仅剩的几件完好的家什也砸得稀烂。后来母亲便不再动了。
朱利安推开门的时候，看到母亲正蹲在灶台边，用一块碎布蘸着清水擦拭父亲额头上的伤口。老莫罗瘫坐在那把三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扶手椅上，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嘴角还有干涸的血迹。地上滚着一个空酒瓶。
“又是和谁？”朱利安放下书包，平静地问。
“锅炉房的加斯帕。”母亲头也不抬，声音像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你父亲说加斯帕欠他军饷，加斯帕说他根本就没当过兵，就打起来了。”
老莫罗含混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楚，大概是在骂人。他那只完好的眼睛浑浊得像脏水，曾经属于一个军人应有的锐利早已消失殆尽，只剩下酒精浸泡过的麻木与迟钝。他的右手缺了一根小指——那是在战俘营里被铁丝网绞掉的。每到阴雨天，那根不存在的指头就会剧烈疼痛，比任何一根真实的手指都痛得真切。
朱利安从书包里拿出那个报纸包的黑面包，放在灶台上。
“你今天又去了图书馆？”母亲问。
“嗯。”
“借了什么书？”
“没借新的。还是那本。”
母亲沉默了片刻，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不知是被灶烟熏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朱利安，”她斟酌着词句，“镇上的锯木厂在招学徒工，管事的说你如果想去，他可以——”
“我不去。”
“可是——”
“我说了，我不去。”
他的声音并不大，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决绝。母亲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她重新低下头，继续擦拭丈夫脸上的血迹，手法熟练得让人心疼。老莫罗这时似乎清醒了一些，用那只浑浊的眼睛盯着儿子，嘴唇翕动着，像要说什么话。朱利安等着，等了很久，最终从父亲嘴里吐出来的只有一声粗重的喘息，和一股劣质杜松子酒的刺鼻气味。
朱利安转身走进自己和杂物堆共享的隔间，在木板搭成的书桌前坐下。桌上摊着那本法典，旁边是一摞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招工广告和一份揉皱了的《勒维耶大学招生简章》。他已经给大学写过三封信，询问奖学金申请的事宜。前两封石沉大海，第三封的回信被他藏在枕头下面，信纸的折痕已经起了毛边。
“莫罗先生，”那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认真审阅了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的学业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考虑到您所来自地区的教育资源条件。但遗憾的是，本年度法学专业的全额奖学金名额仅有一个，且通常倾向于授予首都及周边地区——”
后面的话他没有继续读下去。他把那封信压在最底下，继续去借阅他能找到的每一本法律书籍。科尔贝的镇图书馆只有不到两架与法学相关的藏书，他用了两年时间把它们全部抄写了一遍，连页脚的注释都不曾遗漏。图书管理员说他是整个科尔贝唯一一个借阅过《民事诉讼法典评注》的人，上一次这本书被借出还是在八年前，借阅者是一个后来调去了首都的年轻神父。
春天过去，夏天到来，科尔贝的暑热让化工厂的臭气变得更加令人窒息。朱利安白天去镇公所做抄写员，赚取微薄的工钱，晚上在煤油灯下研读他从各处搜集来的一切文字。他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眼睛下面有两道永远消不掉的黑影。皮埃尔说他才十七岁，看起来却像三十岁的人。朱利安没有反驳。
八月末的一个傍晚，邮差送来了一封信。
信封是米白色的，纸张厚实得在科尔贝任何一家文具店都买不到。封口处盖着一枚深红色的火漆印章，图案是一只展翅的鹰隼，爪子里抓着一把剑和一本书。信封上用工整的字体写着“朱利安·莫罗先生收”，寄件地址是“瓦隆尼亚王国首都勒维耶，圣米歇尔大道，全国法学教育基金会”。
朱利安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带着一股淡淡的墨水香，不是镇公所那种廉价的酸臭墨水，而是某种更高级、更纯净的气味。他只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把信纸翻过来，确认背面没有任何补充说明，再翻回去读了第三遍。
“兹通知，经全国法学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议，鉴于阁下在本年度全国法学选拔考试中的卓越表现——”
他的手开始发抖，从指尖一直蔓延到肩膀，蔓延到整个胸腔。他需要坐下来，但膝盖是软的，于是他只是靠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到地上，把那张信纸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一根从天堂垂下来的绳索。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削了一半的土豆。她看到儿子坐在地上，面色苍白，以为他又发了什么病。朱利安没有解释，只是把信递给她。母亲接过信，看了很久，她的嘴唇微微张开，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土豆滚落在地上，沾了一圈灰尘。
“这是什么意思？”她终于问，声音发颤。
“意思是，”朱利安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我要去勒维耶了。”
老莫罗在扶手椅上翻了个身，发出一声含混的咕哝。他那只完好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瞥了母子俩一眼，然后又合上了。
出发那天，科尔贝又下起了雨。
朱利安只带了一个破旧的皮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那本抄满笔记的法典，以及母亲连夜缝进内衬里的三十个铜币——那是她瞒着父亲，从菜钱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镇上的车站不过是铁路边一间漏雨的棚屋，朱利安站在棚檐下，看着远方铁轨延伸的方向，雨水顺着他的旧帽檐滴落，在脚边的泥地上砸出一串细小的坑洞。
母亲没有来送他。她早上只说了句“路上小心”，便转身走进厨房，背对着门口。朱利安从她的背影里看到了轻轻耸动的肩膀，但他没有回头。
火车进站了，汽笛声嘶哑而悠长，惊起了铁轨旁荒草中的一群乌鸦。朱利安拎起皮箱，踏上车厢。车厢里弥漫着煤烟、汗臭和廉价烟草的气味，靠窗坐着一个打盹的胖商人，过道对面是一对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妇。他找了一个靠窗的空位坐下，把皮箱放在膝盖上，双手按着箱盖，像按着一件珍贵的宝藏。
火车缓缓启动。科尔贝的灰色轮廓在雨幕中渐渐模糊，化工厂的烟囱、废弃的高炉、矿渣山，还有他生活了十七年的那间破败小屋，一寸一寸地后退，最终被浓重的雾气完全吞没。
朱利安盯着窗外，眼神里有某种东西在燃烧。那不是兴奋，不是期待，而是一种更暗沉、更猛烈的东西。这双眼睛属于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的人，如今看到了一点微光，便发了疯似的向那光亮扑去，全然不顾光亮之外是否隐藏着更深的深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记事本，翻到最后一页，用铅笔写下一句话。笔尖用力很深，像是要把字刻进木头里。
“勒维耶。我来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火车穿过一片又一片的雾，向南驶去。
在科尔贝的家中，母亲正跪在灶台前，把那张写有儿子名字的奖学金通知信小心翼翼地对折，塞进一个铁盒子。那铁盒子是她嫁过来时带的，里面原本装着几件不值钱的银首饰，被她卖了换粮食。如今里面装的只有一封信，和她偷偷积攒下的另外二十个铜币——她想，也许过两个月，可以托皮埃尔寄给儿子。
老莫罗难得清醒地坐在扶手椅上，盯着空荡荡的门口，盯了很久。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发出来的是一个浑浊而破碎的音节。
听不出是叹息，还是道别。
火车驶过瓦隆尼亚北部荒芜的原野，驶过中部的丘陵与农田，驶向远方的首都。朱利安靠在车窗上，在火车的咔嗒声中闭上眼睛。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大理石砌成的宫殿，有穿着华服的男男女女，有一个站在高处的身影——那个身影转过身来，是一张他认不出的面孔。
但他清楚地知道，那就是他自己。
他没有意识到，当他从那个梦里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驶出最后一个北方站的信号灯，而装在他皮箱里的那本法典扉页上，他擦掉的那句话的痕迹还在，比任何一行墨迹都更加深刻。
像一句诅咒，又像一个预言。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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