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十七分，永隔墙辰韩侧的排水涵洞里，手电筒的光柱切开黑暗。
朴海镇蹲在狭窄的水泥管口，雨衣的帽檐不断往下滴水。连续三天的春雨把半个新丹城的泥浆都冲进了这个涵洞，混着工业废料的污水漫过他的胶靴，发出刺鼻的铁锈味。他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警员，其中一个脸色发青，已经跑出去吐了第二次。
不怪年轻人扛不住。他在重案组干了十一年，见过肢解后装进行李箱的妻子，见过被沉入汉江、泡胀成两倍大的毒贩，但眼前这具尸体仍然让他的胃在收缩。
死者仰面躺在涵洞的积水里，双臂像翅膀一样向外摊开，双腿被水流冲得交叉叠放。真正让现场变得超现实的是那张脸——或者说，原本是脸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片熔融的组织，像是被什么人用强酸仔细地抹去了所有可供辨认的特征。颧骨露了出来，在灯光下泛着潮湿的灰白色。
“死亡时间？”朴海镇问，声音在水泥管里回荡。
法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正跪在尸体旁边用镊子取样。她没有抬头，只是简短地回答：“初步判断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脖子上的勒痕才是死因，脸是在死后才被毁的。”
朴海镇把手电咬在嘴里，戴上乳胶手套蹲下。死者的衣服被水泡得褪了色，但他仍能分辨出那是扶桑那边常见的暗纹工装，布料粗粝结实，在辰韩这边几乎买不到。他伸手翻开死者的右手，手掌内侧布满老茧，分布方式像长期握铁锹或镐头的人。指甲缝里嵌满了黑色的泥垢，里面夹杂着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微小颗粒。
“给我个证物袋，”他对旁边的警员说，“还有手电，照近一点。”
他用指甲刀小心翼翼地剪下死者右手的全部指甲，装进透明袋子里封好。在手电筒的直射下，指甲缝里的物质反射出一种异样的荧光绿色。他把袋子举到眼前仔细看，那些微粒不是泥土，而是一种苔藓——细如粉尘，颜色介于墨绿和草绿之间，在黑暗中几乎看不出来，只有在特定角度的光照下才会发出那种幽微的荧光。
他认识这种苔藓。去年秋天，一家隧道工程公司在永隔墙附近施工时，曾在深处挖出过同样的品种。这是一种只在深层人工隧道里生长的稀有品种，名叫“阴隧藓”，喜欢潮湿、避光、恒温的环境，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
这意味着死者死前曾经进入过一条隧道。不是自然溶洞，不是废弃矿坑，而是一条人造的、深埋在地下的隧道。
朴海镇站起来，把证物袋递给警员，盯着死者被毁灭的脸沉默了很久。他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死者的手腕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红绳，上面串着三颗廉价的塑料珠子，那是辰韩这边一种古老的护身符，通常由母亲编好后系在子女手上，寓意“魂魄有路可归”。这人在死前，把自己母亲的护身符带进了隧道。
他走出涵洞时天色已经开始泛白。永隔墙在晨雾中像一条灰色的巨蟒，从东边的丘陵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海岸线，把两个国家切割得整整齐齐。墙高八米，顶端架设着双层铁丝网，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个监控塔，探照灯的光束在雾气中缓慢移动，把这片土地照得像一座露天监狱。
墙的那一边是扶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按照《边境安全特别措施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任何扶桑公民在“合理确信边界安全受威胁”时，可以跨境使用致命武力，且不受两国刑法追究。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扶桑公民在墙下开枪打死了一个辰韩人，只要他能证明自己当时“合理”地感到了威胁，他就可能完全免于刑事追诉。
这个法条存在的每一天，都是对朴海镇职业生涯的嘲讽。
与此同时，永隔墙的另一侧。
扶桑共和国首都新京市，一栋老旧公寓的五楼。安藤诚被手机的震动吵醒，屏幕上显示一个陌生号码。他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凌晨四点半。做了十五年调查记者，他知道这个时间点的电话从来不会有好事。
他接起来，对面是一个压低的女人声音，像是用手捂着话筒说话：“安藤先生？”
“是我。”
“天亮之后你去一趟新丹城邮局，4号信箱，有人给你留了东西。”说完这句话，对方直接挂断了。
安藤诚盯着天花板看了五秒钟，然后爬起来穿衣服。他的左腿在五年前报道抗议活动时被警棍打骨折过，每次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此刻正用钝钝的酸胀感提醒他这又是潮湿的一天。他从床头柜上拿起笔记本和录音笔塞进外套口袋，拉开门走进了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
新京市正在苏醒。街角的便利店亮着惨白的灯，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在门口等早班公交，空气里飘着海盐和工业废气的混合味道。这座城市距离永隔墙只有八十公里，几十年来一直在墙的阴影下生长。墙不仅切割了土地，还切割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形态——走私是最繁荣的行业，民兵是增长最快的职业，仇恨是最好卖的报纸头版。
安藤诚在邮局开门前就到了。4号信箱是一个需要钥匙开启的小铁皮格子，他伸手进去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枚锈蚀的金属螺栓和一张手写字条。螺栓的六角头已经严重氧化，但螺牙的磨损方式很特别，不是横向的摩擦，而是纵向的刮痕，像是长期被垂直压力拉扯过。
他把螺栓翻过来看底部，发现沾着一点点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荧光绿色物质。
字条上的笔迹工整但用力，每一笔都像在纸上刻字：“第17条是猎枪，不是盾牌。”
他把字条和螺栓装回信封，站在邮局门口的路边，感受着潮湿的冷风从永隔墙的方向吹过来。他有一种记者特有的直觉——不是关于危险，而是关于故事。那种感觉像是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到了远方重型卡车碾过路面的震动，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这边驶来，但你还看不到它的全貌。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信息，但邮戳显示邮件是从墙西寄出的。墙西，辰韩联合体的地盘。从那边寄信到扶桑需要经过联合国的中转审查，整个流程至少要两周。而永隔墙两侧的普通公民之间，根本没有合法的通信渠道。这封信要么是走外交邮袋，要么是走别的通道——那种在地图上看不到的通道。
安藤诚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后挂断。这是他和线人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老地方见”。
此时在新丹城警局的走廊里，朴海镇正站在法医实验室门口等检验结果。法医推门出来时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事情比他预想的更复杂。
“指甲里的物质确实是阴隧藓，而且是活的，脱离生长环境不超过四十八小时。”法医摘下口罩，补充道，“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我们在死者胃内容物中检测出了大量的甲基苯丙胺残留，浓度高到可以致死。他不是被勒死之后才被毁容的，他是先被人下毒，然后勒死，再毁容。凶手在确保他死透这件事上花了三重功夫。”
朴海镇接过报告翻了翻，停在最后一页的毒理分析数据上，然后抬起头看向窗外。
永隔墙在他视野的尽头，灰色的、沉默的、巨大的。
他想起了死者手腕上那条红绳，那三颗塑料珠子在水里的闪光。这个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前还活着，还在某条黑暗的隧道里呼吸着浑浊的空气，手上握着铁锹，鞋底踩着阴隧藓，手腕上系着母亲编的护身符。
而现在他的脸被酸液溶成了一片空白。凶手不仅要他死，还要抹掉他的身份，让所有人都不知道死的人是谁。但为什么要在他死后才毁掉他的脸？如果只是为了隐藏身份，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动手？
除非毁容本身就是一种签名。一种在说“你不配拥有一张脸”的终极侮辱。
朴海镇合上报告，对身边的警员说：“去查一下过去三个月内所有报失失踪的男性，年龄在二十五到四十之间，从事体力劳动，家庭住址在永隔墙五公里范围内。”
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再查一下有没有人报过失踪但是被要求‘跨境司法互助’后不了了之的。”
警员愣了一下，然后才领会他的意思。按照《跨境司法互助冻结协议》，凡涉及永隔墙区域的案件都需要上报给“特殊豁免审查会”，如果对方判定“不具备适用管辖的领土基础”，案件就会被打回来，不了了之。过去三年里有太多失踪案件就是这么消失在官僚系统的黑洞里。
而在墙的另一边，安藤诚已经坐在了新京市郊一家通宵营业的茶馆里。他的对面是一个穿风衣的中年男人，头发稀疏，手指被烟熏得焦黄。这人是他在扶桑议会安保部门发展的线人，编号“老周”，每提供一次信息收三万圆的现金报酬。
安藤诚把那枚螺栓放在桌面上推过去。老周拿起来看了看，把它翻过来，用手指摸了一下底部的绿色苔藓，然后迅速把它放了回去，像是被烫了一下。
“隧道。”老周说，音量压得极低，“不是施工那种，是老早以前就有了的。墙建起来之前就有了的。”
安藤诚没有插话，等着他继续。
“你知道三十年前建墙的时候是谁承揽这个工程的吧？黑泽建设，黑泽议员他祖父的公司。”老周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有人说他们建墙的时候在水泥里留了空腔，故意留的。说得好听叫预留维修通道，说得不好听就是给走私留后门。这些后门管了几十年了，从来没人管过，因为上面的人自己也走。”
安藤诚把字条也推过去，上面那句话让老周沉默了很久。
“第17条是猎枪，不是盾牌，”老周终于开口，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在准备去死的路上。”
安藤诚站起来，把信封收回口袋。临走前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黑泽议员的安保公司——叫黑泽安保是吧？他们是不是管墙下的事情？”
老周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否认。
外面的天已经完全亮了。永隔墙在新京市的北方若隐若现，像一道灰色的天际线。安藤诚站在茶馆门口，看着那堵墙，想起了自己五年前被警棍打断左腿的那个夜晚。那一次他也是在调查墙下的秘密，差一点就把一条走私链条完整地还原了出来，然后他的住处遭遇了入室盗窃，记者站的档案被烧毁，所有证据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五年后，他又站在了这里。
而在隧道尽头的黑暗深处，那个被毁了面孔的死者手腕上的红绳正在水里漂流，它曾经系在一只握着铁锹的手上，而那只手曾经在黑暗里挖开了一道通向亲人的通道。
有人在隧道里死去了。
还有人活着，正躲在黑暗中等待送出下一段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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