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奥雷里奥·巴尔德斯就醒了。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在灰狼谷，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这种毛病，仿佛身体里某个零件松了，再也咬合不住睡眠的齿轮。他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风的声音，那是十月里从北面荒原刮来的干风，裹着沙砾敲打窗玻璃，像有人在用指甲轻轻刮擦。他的亡妻罗莎以前最烦这种风，说它让她想起矿井深处传来的那种空洞的轰鸣。如今罗莎不在了，风还在。
他在六点十分准时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走过客厅时习惯性地朝罗莎的摇椅看了一眼。摇椅空着，椅背上搭着她那条褪色的羊毛披肩。她走了五年，他仍然没有把那条披肩收起来。
门缝下那封信就是在这个时刻闯进他眼睛里的。
一片长方形的蓝，在灰暗的黎明天光中像一滩渗进来的颜料。奥雷里奥起初以为是邮局的通知单——他自己在邮局干了三十七年，对那种蓝色信封再熟悉不过。他弯腰捡起来，指尖触到纸张的一瞬间，一种说不清的凉意顺着指骨爬上来。那不是冬天里常有的冷，而是一种更深的寒，仿佛这封信在门缝下躺了整整一夜，把地面深处的阴冷全都吸进了纸纤维里。
信封上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他的名字，用打字机敲在正中央：Orelio Valdés。字母整齐得近乎冷酷，每个字模的印记都深深嵌入纸面，打字的人下手极重，好像不是在写信，而是在钉钉子。
他在餐桌前坐下来，把信封翻过来看了又看，然后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纸，同样的蓝色，同样的打字机字迹。他先看到了日期：1958年3月7日。他的手停住了。那是罗莎去矿场诊所做阑尾手术的前一天。她回来后跟他说，手术很顺利，矿场那位年轻的埃雷拉医生手艺好，几乎没留疤。她笑着说的，他还记得她笑的时候眼角挤出来的细纹。
信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1958年3月7日晚，你的妻子罗莎并未在医院留观。 第二行：她去了埃雷拉医生在矿场东区的单身宿舍。 第三行：直到天亮才离开。
奥雷里奥把这三行字读了一遍。然后读了第二遍。然后读了第三遍。每读一遍，那些冷冰冰的打印字母就往他脑子里嵌得更深一分。他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沉稳而固执，像邮局里那台老式挂钟的秒针。窗外天光渐渐亮起来，有鸟开始在屋檐下叫，一切如常。
他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杯子是罗莎买的那套蓝色搪瓷杯中的最后一个，边沿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胎。他盯着那个缺口看了很久，然后喝光了杯子里的水。
整个白天他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上午九点左右，邻居米拉格罗斯隔着篱笆朝他打招呼，说今天邮局退休聚会，问他去不去。奥雷里奥站在门廊下，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不去了。”米拉格罗斯后来跟人说，老奥雷里奥的脸白得像石膏，嘴唇却发青，“跟去年冬天死在雪地里的那条老狗一个颜色”。
中午他没有吃饭。下午他走进卧室，把罗莎衣柜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了出来。裙子、围巾、那双她只在镇庆节穿过一次的黑色高跟鞋。他把每件衣服都凑到鼻子上闻，想找到什么陌生的气味，但他什么都闻不到，三十五年太久了，久到足够让一切痕迹都变成灰尘。
他在衣柜最底层找到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罗莎年轻时收集的明信片、几张泛黄的发票，还有一张矿场诊所的挂号单。挂号单上的日期是1958年3月7日，医师签名栏里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名字：Dr. Héctor Herrera。他以前从未注意过这个名字，或者说他从未想过要去注意。一个丈夫不会去怀疑妻子阑尾手术的日期，就像一个人不会去怀疑脚下的地是不是还稳稳当当托着自己。
黄昏是在五点半左右到来的。十月的灰狼谷，太阳一旦滑过西面那道秃山梁，整个镇子就会迅速沉入巨大的阴影里。奥雷里奥站在厨房窗前，看着远处矿场废弃的井架在暮色中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井架顶上那盏红色的信号灯早就坏了，这些年也没有人来修，只有风穿过锈蚀的钢架时发出的啸叫声，像一种持续不断的哀鸣。
他把猎枪从储藏室墙上取下来。这支枪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枪托上刻着他姓氏的首字母，核桃木被几十年的手汗浸润出一种暗沉的油光。他最后一次用它是在十二年前，打死了一只钻进鸡舍的野狗。之后他把枪拆开上了油，用旧棉布裹好挂在储藏室墙上，再也没碰过。
此刻他坐在厨房的方桌前，用一块法兰绒布仔仔细擦着枪管。从窗子里透进来的最后一丝暮光照在他的手背上，那些凸起的青筋和褐色的老人斑在水一样的光线中显得格外分明。他把枪管擦好，装上，拉动枪栓听了一下金属咬合的声音。那声音干燥而清脆，像一个句号。
他没有写遗书。他觉得不需要。那封蓝色的信就是遗书，只不过不是他写的。
枪口顶住上颚的时候，他最后一刻想到的不是罗莎，也不是埃雷拉医生，而是1958年3月8日下午，罗莎从矿场回来，脸色苍白地靠在门框上对他微笑的样子。她手里提着一小袋矿场合作社卖的橘子，说：“给你买了橘子，他们说这对牙龈好。”他那时候牙龈总是出血。他接过橘子，没有多想。
枪声在六点零七分响起，惊起了屋顶上的三只鸽子。
第一个赶到的是隔壁的米拉格罗斯。她后来说，自己正在厨房里热豆子，突然听到一声闷响，“像有人往井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她推开奥雷里奥家没有上锁的前门，在暮色中看到厨房方桌旁那个歪倒的轮廓，然后尖叫着跑了出去。
不到二十分钟，灰狼谷半个镇子的人都聚到了奥雷里奥家门口。
警长萨尔瓦多·拉腊是第七个到的。他拨开人群走进厨房，在昏暗的灯泡光下看到了现场，然后退出来，用对讲机呼叫了二十公里外镇上的法医。他站在门廊下点燃一支烟，看着面前窃窃私语的人群，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人哭。这些人站在暮色和尘土里，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警觉，像一群嗅到远处烟味的牲口，蹄子不安地刨着地面。
“他今天有什么反常吗？”拉腊问米拉格罗斯。
“他跟我说不参加退休聚会，”米拉格罗斯把自己裹在披肩里，声音发颤，“然后一整天都没出门。”
“他收到过什么东西吗？信件？包裹？”
米拉格罗斯想了想，摇了摇头。
拉腊没有追问。他在奥雷里奥家的信箱里翻了一遍，只找到一份过期的矿业公司简报。他回到厨房，法医已经到了，正在对尸体做初步检查。猎枪倒在椅子旁边的地砖上，枪口上方的天花板溅了一片深色的痕迹。方桌上放着两个空杯子、一个铁皮盒子、几条散落的旧衣物，以及——拉腊的眼睛被它抓住——一个蓝色的信封，安静地斜靠在盐罐后面。
他戴上手套拿起信封。里面那张同色的信纸上，三行字整齐排列，像三条冻结在纸面上的蓝色冰痕。
拉腊把信看了三遍，然后把它装进证物袋密封好。他直起腰，透过厨房的小窗看到外面人群越聚越多。几十张面孔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浮动，每张脸上都写着同样的疑问：谁写的信？
没有人问出声，但这个问题在十月傍晚干冷的风中无声蔓延，钻进每一条门缝和每一扇紧锁的窗子。
也钻进人群最外围，站在老邮局屋檐阴影下的一个身影。这个人穿着一件深色风衣，领子竖得很高，看不清面孔。他看着奥雷里奥家的灯光被拉腊用封条封住，看着法医的担架抬出一个裹着灰布的人形轮廓，然后悄无声息地转身走进了更深的夜色。
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个没有拆封的蓝色信封。
信封上敲着另一个名字。字迹与奥雷里奥收到的那封一模一样——工整、沉重、冷酷，仿佛打字机本身也在执行某场迟到了几十年的审判。
而在灰狼谷镇外那座秃山的山顶上，那盏废弃多年的红色信号灯，突然闪了一下，又灭了。没有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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