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的审讯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
方默换了两杯咖啡，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他没有动用任何过激手段，甚至连语调都没抬高过，只是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苏珊的回答始终一致，像录好音的磁带。“我在二楼主卧室，十点半躺下，吃了半片安眠药，到天亮才醒。我没有离开过房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你的丈夫在书房里毒发身亡，距离你的卧室不到二十米。氰化物中毒的人会有剧烈的抽搐和挣扎，他摔倒的时候撞翻了书桌上的东西。你什么都没听到？”
“我的卧室门是隔音的。雷哲亲自挑的材料。”苏珊说这句话时嘴角浮起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那种笑不是嘲讽，更像是一个被压迫了太久的人终于看到压迫者自食其果时，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凄凉快意。
方默捕捉到了那个表情，但他没有追问，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字：隔音门，谁安的？
接下来是丹尼尔的审讯。
与苏珊的平静不同，丹尼尔从被带进审讯室的第一分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惧和困惑。他的双手不停地互相摩挲，目光在审讯室的四面墙壁上慌乱地游移，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困兽。
“我没有杀人。”他的声音沙哑，眼眶发红，“我甚至不知道雷哲的长相。”
“不知道他的长相，却和他的妻子睡了四个月。”方默靠在椅背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丹尼尔突然激动起来，身体前倾，手铐磕在铁桌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苏珊她——她不是自愿嫁给雷哲的。你知道吗，她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大学刚毕业。雷哲是她的实习公司老板，大她十二岁。他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她追到手，求婚，结婚，一切都快得像一场计划好的商业并购。”
方默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婚后第一年，雷哲给她制定了一份‘时间表’。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全部精确到分钟。她一开始以为那是关心，后来才发现那是控制。”丹尼尔的声音越来越快，呼吸急促，“他不准她自己出门买东西，不准她和朋友单独见面，不准她看某些书，不准她听某些音乐。他告诉她这些都是为了她好，为了让她成为‘更好的自己’。他甚至给家里的每一扇门都装了密码锁，有些房间她根本进不去。”
“书房？”
“书房是第一禁地。”丹尼尔说，“连管家都不能进。”
方默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控制狂，反社会人格？
他没有立刻下定论。他知道在审讯中获得的任何一方说辞都不足以成为判断的依据。但他开始注意到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雷哲这个人，远比他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第二天的调查转入了新的方向。方默派小吴去走访雷哲的社交圈——他的生意伙伴、下属、大学同学，甚至包括他常去的私人会所的经理。
反馈回来的信息几乎指向同一个结论：雷哲是一个“完美”的人。
“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自律。”他的生意合伙人李明志在电话里说，语气里混杂着敬佩和某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我们合作八年，他从没迟到过一次会议，从没爽约过一次饭局，甚至每一次喝酒的量都是固定的——三杯红酒，绝不多一口，也绝不少一口。我一开始觉得他可靠，后来觉得他可怕。”
“为什么可怕？”
“因为人总会有情绪波动，会失控，会犯错。但雷哲没有。至少看起来没有。”李明志顿了顿，“你知道他公司的员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吗？他们叫他‘机器’。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他精确。太精确了。精确到让人毛骨悚然。”
另一个人提供的信息更加关键。
雷哲的大学室友，现在在邻市经营一家心理咨询诊所的韩教授，在电话里犹豫了很久才开口。“我本来不该说这些，但他人已经不在了。”韩教授沉默了一会儿，“雷哲从大二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强迫症症状。他每天必须严格按照固定的时间表生活，如果打乱了，他会出现严重的焦虑反应——出汗、手抖、甚至呕吐。”
“这是你们学心理的人能判断的？”
“这不是判断。”韩教授的声音低沉下来，“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一次考试周，室友开玩笑把他的闹钟往后调了十分钟。他醒来后发现了，整个人像被按下了某个开关，浑身发抖，把房间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然后蹲在墙角哭了将近半个小时。那时候我们都吓坏了。”
方默听完这段录音后，沉默了很久。
他把雷哲手机里的健康数据重新调出来，一条一条地翻看。过去一千二百天的记录，起床时间误差不超过三分钟，用餐时长误差不超过两分钟，每天的深度睡眠时长稳定在两个小时整，几乎像用尺子量过一样精确。
然后他翻到了事发前一周的记录。
那一周的数据出现了异常。
首先是周三，雷哲的午餐时间从固定的三十分钟缩短到了十五分钟。然后是周四，他的入睡时间比平时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率数据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周五那天，他取消了固定的健身时间，数据记录他一整个下午都坐在办公室里几乎没有移动。周六，他在凌晨两点突然起床，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
这种紊乱对于一个三十七年来从未偏离过时间表的人来说，简直像一场精神层面的山崩。
周日下午——案发前不到十二个小时——雷哲拨出了一通电话。通话对象是他的私人律师顾景明。通话时长四十分钟。
方默决定去拜访这位律师。
顾景明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洛林市中心的商业大厦顶楼，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天际线。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举止间带着老派律师特有的审慎和矜持。
“雷先生是我服务了十年的客户。”顾景明坐在办公桌后面，十指交叉放在桌上，“上周日的电话内容我原本不该透露，但考虑到案情重大，我可以告诉你一部分——他在修改遗嘱。”
“修改的内容是什么？”
“原有遗嘱将全部财产留给妻子苏珊。修改后的版本将百分之六十的财产转入一个以他母亲名义设立的信托基金，苏珊只保留居住权和每月一笔固定生活费。另外百分之四十捐给一家研究强迫症的非营利组织。”
方默皱了皱眉，“他母亲？雷哲的母亲不是在他十六岁那年就去世了吗？”
“是的。信托基金的实际管理人是他指定的一个第三方机构，受益人是他资助的八个贫困学生。”顾景明顿了顿，“换句话说，苏珊在他死后几乎得不到什么钱。”
方默靠在椅背上，大脑在飞速运转。如果苏珊和丹尼尔是为了钱杀人，那他们应该等遗嘱修改完成之后再动手——修改后的遗嘱对苏珊极为不利，而原遗嘱才是她利益最大化的版本。在遗嘱修改期间杀死雷哲，对她来说恰恰是最不利的时机。
除非她根本不知道遗嘱被修改了。
或者，凶手不是她。
方默站起身，向顾景明道谢后离开了事务所。走出电梯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小吴。
“头儿，有新发现。”小吴的声音有些急促，“我们查了苏珊说的那扇隔音门，是雷哲在去年八月亲自找人安装的，门的隔音等级是专业录音棚级别。卖门的商家说，雷哲当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要求：门锁必须只能从外面锁上，里面不能有反锁装置。”
方默的脚步停在了大楼门口。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苏珊睡着后从外面把门锁上，她根本出不来。”
“对。”小吴说，“而且我们查了门的安装记录和雷哲手机里的时间表。去年八月正是苏珊第一次提出离婚的那个月。”
方默挂掉电话，站在洛林市十一月的冷风里，把衣领竖了起来。他的脑海里正在拼凑一幅图景。那幅图景的核心是一个把自己和他人都当成零件来精密控制的灵魂，一个把“自律”变成宗教、把“规则”变成武器的人。
而真正的谜团才刚刚开始。
雷哲为什么要打乱自己不可打破的作息规律，在凌晨的冥想时间选择赴死？
冥想灯为什么关着？
那盏灯，到底是谁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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