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隆城每年有三百天在下雨，剩下的六十五天，天空像一块没拧干的灰抹布，随时准备再滴点什么下来。
莉迪亚·黑尔把车停在海港区那座红砖大楼对面时，雨刷正好卡在挡风玻璃中间，发出一声仿佛被掐住脖子的尖叫。她没有马上下车，而是透过模糊的玻璃看着大楼入口处拉起的黄色警戒线。几个穿连帽冲锋衣的鉴证人员正把设备箱往楼里搬，动作麻木而高效，像一群搬运尸体的工蚁。
死者叫维克多·斯特兰德，阿瓦隆移民法律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四十七岁，在这个城市帮人躲避驱逐和遣返的生意里干了二十年。莉迪亚认识他——算不上朋友，但在这个圈子里，维克多的名字意味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曾在上诉委员会面前为一个面临终身监禁的卡帕西亚难民争取到庇护身份，用的是一套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的逻辑推演。而现在，他躺在自己事务所那间用胡桃木镶板的私人办公室里，胸口被捅了至少三刀。
莉迪亚跨过警戒线时，一个脸熟的巡警冲她点了点头。“黑尔律师，他们让你直接上去。”
她没问“他们”是谁。在这个城市的司法食物链里，公设辩护律师永远处于底端，上面是检察官、警探、法官，以及那些收着每小时八百阿瓦隆克朗的私人律所合伙人。她之所以被叫来，是因为本案的第一嫌疑人已经被抓了，而那个人正好穷得请不起律师。
楼梯间里弥漫着老旧的咖啡和潮湿的羊毛气味。三楼走廊尽头的门半开着，里面透出惨白的现场勘查灯光。莉迪亚在门口站了片刻，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跪在办公桌后面拍照。死者已经被移走，但地毯上那一大片深褐色的污渍还清晰可见，像某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败笔，边缘处甚至能看出挣扎时拖拽的痕迹。
“黑尔女士。”
一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莉迪亚转过身，看到阿瓦隆中央警署的重案组探长达米安·克罗斯正朝她走来。克罗斯五十出头，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皱纹像是用钝刀刻出来的。他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但那杯咖啡显然不是给她准备的。
“你的客户已经在看守所了，”克罗斯说，语气像在报告天气，“埃利安·克雷格，男性，三十一岁，卡帕西亚籍，持合法永久居留身份——至少在今天早上之前还是。他下午三点十五分进入这栋大楼，三点二十分离开。我们在他袖口上找到了死者的血迹，门把手上有他的指纹，他还穿着那双踩过血泊的皮鞋到处乱走。对了，维克多昨天刚在电话里告诉他，他的驱逐豁免申请被驳回了。”
莉迪亚没有接话。她走进办公室，目光扫过墙上的那些装裱精致的执业证书和维克多与政客们的合影。书架上摆着移民法判例汇编，年份从地板一直排到天花板，书脊上的烫金字体在勘查灯下反射出微弱的光。这个房间的一切都在宣称主人的地位和品味，但此刻它最刺眼的装饰是地毯上那个空缺的人形轮廓。
“动机、时间、物证，三样都齐了？”莉迪亚终于开口，语气平淡得连她自己都有些意外。
克罗斯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加上他那本变态的笔记本，够你忙一阵的。”
“笔记本？”
“他住的地方，地下室。等你看到就明白了。”
莉迪亚下楼回到车里时，雨已经停了，但风从海港那边吹过来，带着咸腥和铁锈的味道。她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用手机登录了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的数据库，调出了埃利安·克雷格的卷宗。照片上的男人面容清瘦，颧骨高耸，眼眶深陷，但直视镜头的眼神有一种让人不适的平静。记录显示他在阿瓦隆生活了十年，在一家航运软件公司做后端开发，没有犯罪前科，只有一次因为在地铁站出口停留超过三分钟而被开出的轻罪罚单——那是三年前市政府为了驱赶流浪汉搞出的荒唐规定，后来被最高法院废止了。
没有前科，没有暴力记录，住在一个租金便宜的地下室，在一家公司干了八年。莉迪亚关上手机，发动了车。她需要去见见这位在五分钟内完成一场谋杀的“高效犯罪者”。
阿瓦隆中央看守所的会见室是一间被荧光灯管照得惨白的长方形房间，中间用防弹玻璃隔开。莉迪亚在硬塑料椅子上坐了三分钟后，对面那扇铁门被推开，一个穿着橙色囚服的男人被带了进来。
他比照片上更瘦，头发剪得很短但很整齐，走路时步伐稳定，每一步的间距几乎相等。他在玻璃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然后才抬起头来看莉迪亚。那双眼睛是浅灰色的，像冬天的湖水，里面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人费解的、近乎审视的专注。
“黑尔女士，”他说，声音很轻但发音极为清晰，“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莉迪亚从公文包里拿出录音笔和笔记本，但没有马上打开。“克雷格先生，在开始之前我需要你明白一件事：我是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派来的，你可以要求更换律师，但考虑到目前的证据状况，我建议我们尽快开始工作。”
埃利安微微点头，像是在同意什么早已预料到的事情。“我理解。但我有一个请求。”
“请说。”
“我的住所在海港区瓦伦街214号B单元，地下室。进门后右手边的书架上，有一排黑皮封面的笔记本，按年份编号排列。请帮我把最近十年的全部带过来。”
莉迪亚盯着他看了两秒钟。“笔记本的内容是什么？”
“我的每日时间记录。”埃利安说，语气就像在描述天气一样自然。“每天从起床到入睡，以五分钟为一个最小单位。比方说，你会在里面看到，今天下午三点十七分到三点二十二分，我本该在我的住所进行固定的下午茶与排泄时段——‘排水’，我是这么记录的。可惜今天这个时段被打断了。”
莉迪亚感到后颈一阵发凉。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而是他说这些话时的姿态——双手仍然平放在桌面上，背脊笔直，像一把被校准过的量尺。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请求的意味，只有一种冷静的确信，仿佛他知道别人最终一定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案发时间是今天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点二十分，”莉迪亚说，刻意放慢了语速，“你进入了斯特兰德律师的事务所大楼，在那五分钟之内你做了什么？”
埃利安沉默了片刻，然后做了一个很轻微的动作：他把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精确到几乎在他手指抬起的同时，眼睑也跟着眨了一下。
“我去见他，”他说，“为了我的驱逐豁免申请。维克多说他想当面告诉我结果。我三点十五分进入他的办公室，他用大概一分钟告诉我申请被驳回，然后我起身离开。三点二十分，我走出大楼。”
“他没有叫住你？没有继续谈？”莉迪亚追问。
“没有。”
“他那时候还活着？”
“是的。”
“克罗斯探长告诉我，你的袖口上有他的血迹，你的指纹在他门把手上，你的鞋底踩过他地毯上的血泊。”
埃利安低下头看了看自己那双被看守所拖鞋取代的脚，像是突然想起了一双已经不存在的皮鞋。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令莉迪亚脊背发麻的平静说：“我离开的时候，维克多还坐在他的椅子上，活着，完整，而且正在点燃一支烟。如果有人在我离开之后杀了他，然后用某种方式把我的鞋子和袖子变成了证据，我想那应该是警察和律师需要搞清楚的事情。”
他说完这句话后，会见室里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莉迪亚发现自己的笔在笔记本上停了好一会儿，纸上只有她刚写下的一行字：“他承认他在那里。”
她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我会去取那些笔记本，克雷格先生。在此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谈论你的时间表或者其他任何细节。你可以保持沉默，我也建议你这么做。”
埃利安也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同样克制而精确。看守打开门时，他转过身，看着莉迪亚，用一种近乎温和的语气说：“黑尔女士，那本册子里记录了十年的我。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分钟是我没有按计划度过，那么你就有理由怀疑我。”
铁门在他身后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
莉迪亚收拾好东西走出看守所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海港区的建筑在潮湿的雾气中变成了一排排模糊的剪影。她驱车开往瓦伦街，一路上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埃利安最后那句话。
任何一分钟。
十年。
如果一个人类真的能在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夜里，把每一分钟都精确地刻在纸上，把自己活成一台没有误差的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的内部，到底在压制着什么东西？
她在瓦伦街214号门前停下车。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灰色砖楼，地下室入口在侧面，台阶湿滑，墙角的通风口传来暖气管道低沉的嗡鸣声。莉迪亚用从看守所管理处拿到的一串钥匙打开了那扇绿漆剥落的铁门。
室内的灯亮起来的一瞬间，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整个地下室就像一个被重构过的手术室。墙壁刷得雪白，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面墙上用大头钉贴着一幅巨大的时间轴图表，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代码和缩写。房间正中央的金属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台灯，灯下是一个翻开的笔记本，黑皮封面，内页是米色的方格纸。莉迪亚走过去翻了两页，上面的记录详细到令人生理不适——
“6:00—6:05 起床/冷水洗脸
6:05—6:15 晨间体操（仰卧30次/俯卧30次/拉伸5分钟）
6:15—6:20 排泄
6:20—6:35 早餐：燕麦片50g/热牛奶200ml/白水蛋1个/维生素片
……”
每天的记录，字迹一毫不差，方格纸上的每一个笔画都保持着相同的倾斜角度和力度，仿佛不是手写的，而是被某种程序打印上去的。莉迪亚翻到标记着今天日期的页面，看到最后一笔停在了“3:12—3:17 步行至维克多·斯特兰德事务所（预留）”这一行。而在它的正下方，本该是“3:17—3:22 下午茶+排泄（排水）”的那一栏，方格纸上一片空白。
十年的详尽记录，只有这五分钟是沉默的。
莉迪亚沿着书架走过去，按年份把那些黑皮笔记本一本本抽出来。当她把手伸到最里层时，指尖触碰到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体。她停下动作，蹲下身体，借着台灯的光往书架内侧看过去。
那是一套外科手术刀，用黑色的绒布包裹着，插在书架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
刀片在灯光下反射出冷冽的银色光芒，干干净净，没有一丝锈迹，也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渍。莉迪亚没有伸手去碰。她缓缓站起身，拿出手机拨通了克罗斯探长的号码。
与此同时，阿瓦隆中央看守所的某个单人监室里，埃利安·克雷格正坐在铁床上，闭着眼睛，嘴唇微动，像在做某种无声的计数。他在心里走完了从看守所到事务所的整段路程——步数，红绿灯，电梯等待时间——然后微微睁开眼，黑暗中他的眼神像一枚被拧紧到极限的螺丝，安静而危险地停留在某个不可见的刻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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