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四十分,内森·凯斯坐在重案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三份档案、一杯冷透了的黑咖啡和一台正在运行面部识别比对程序的笔记本电脑。办公室的百叶窗拉得很低,将外面阴云密布的天空切割成一条条灰色的横纹。他的搭档瓦兹奎兹坐在对面,正在用一支红色记号笔在白板上绘制时间线,从左到右依次标注着从艾拉·肖被绑架到第十七号码头爆炸、再到斯特林石化公司股票被做空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时间线的右侧留着一大片空白,那是留给尚未发生但已经被预告的第三项任务的——今夜二十三点,联邦港景市巡回法院档案库。
凯斯将注意力集中在莉迪亚·莫兰的档案上。这份档案是他在四十分钟前从旧港市警察局的数字化卷宗库中调取的,大部分页面已经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扫描件的边缘布满噪点。但核心信息是清晰的:1995年3月8日晚上十一点左右,辛克莱家发生入室袭击事件,受害者莉迪亚·莫兰被钝器击打头部导致颅骨骨折,在现场发现时已失去意识。她的丈夫德尔·辛克莱当时正在港区值夜班,两岁的女儿艾拉·莫兰被临时托付在外祖母家中。警方在现场采集到了两枚不完整的鞋印和一根不属于辛克莱家庭成员的头发,但由于DNA检测技术当时尚未普及,这些物证最终未能指向任何嫌疑人。
案件被列为悬案,三年后结档,从未侦破。
凯斯翻到档案最后一页,目光停在莉迪亚·莫兰在医院病床上所做的陈述记录上。那段被标注为“镇痛药物影响下的不可采信陈述”的文字,是档案中最清晰的一页扫描件,每一个字母都像是从纸张表面浮凸出来的。她的原话是:“他带走了我的儿子。他站在我的床边,用毛巾擦掉我脸上的血,然后说‘你不该发现那份备忘录的,莉迪亚。现在你的儿子归我们了。如果你告诉任何人,我们会把他切成小块送回给你。’”
凯斯读了三遍这段话。他不是在确认内容——他是想让自己的大脑有时间处理这段陈述所隐含的全部信息。袭击者不是职业杀手,不是抢劫犯,不是随机犯罪。袭击者是代表斯特林石油的人,目标不是杀她,而是让她闭嘴。而她闭嘴的代价,就是交出她的大儿子——一个在此前从未在任何公开记录中被提及的孩子的监护权。
问题是,这个孩子被带去了哪里?
凯斯调出斯特林石油1995年至1997年间的人事档案数据库——这些数据在三年前由集团主动移交给联邦档案管理局做数字化归档,名义上是为了配合一项关于九十年代能源行业用工合规性的学术研究。他在数据库中进行了一次交叉检索,筛选条件为:入职时间介于1995年3月至6月之间;入职年龄不超过十岁;所属部门为社会服务或附属机构——儿童显然不可能被直接雇佣,但斯特林石油旗下拥有一座名为“斯特林子弟教育基金”的封闭式寄宿学校,名义上专门接收集团员工的子女,位于旧港市远郊的一片私有林场中。
检索结果只返回了一条记录。
学生登记名:彼得·莫兰。出生日期:1987年11月4日。入学日期:1995年5月2日。监护人:斯特林子弟教育基金理事会(匿名委托)。学籍状态:2004年毕业离校,无后续升学记录,无就业记录,无纳税记录,无社会安全号码更新记录。在年满十八岁合法身份失效之前,他的全部人生被压缩在了一所寄宿学校的围墙之内。而离校之后,他就像一滴水落入了沙地,从所有官方系统中彻底蒸发。
“莫兰。”瓦兹奎兹从白板前转过身来,手里的红色记号笔悬在半空,“莉迪亚的名字也是莫兰。他是莉迪亚的——”
“儿子,”凯斯接上她的话,“按年龄推算,袭击发生那年他七岁。辛克莱夫妇死后,他的妹妹艾拉被斯特林家族收养,但他没有。他被送进了斯特林集团旗下的封闭式寄宿学校,在那里从七岁待到十八岁,然后消失了。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大约三十一岁。如果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绑匪,那他有十五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将一套废弃的工控协议改写成遗产绑架引擎。”
瓦兹奎兹把白板上的时间线右侧的空白区域圈了出来,用红笔写下了一个新的名字:“彼得·M?”。然后打了一个问号。
“我们需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她说,“如果他真的在斯特林石油总部内部工作,他会使用一个化名。面部识别是没用的——七岁入学的照片不可能匹配三十一岁的成人。但我们可以查一个东西:基石协议源代码的提交记录。每一段代码在提交时都会留下作者的数字指纹,就算换了一万个化名,指纹是不会变的。”
凯斯立刻拨通了港景市网络犯罪调查组的电话,要求他们提供基石协议开源代码库中所有贡献者的数字指纹清单。十五分钟后,一封加密邮件送达他的收件箱,附件是一份包含七个贡献者指纹的列表,大部分是九十年代的斯特林石油内部工程师,其中五个已经确认退休或去世,一个无法追踪——代码库管理者在备注栏注明,该贡献者使用匿名重邮网络提交代码,从未公开过任何联系方式。
列表末尾,还有一个被标记为“外部贡献者”的指纹,活跃时间从2018年至今,提交的代码量是其他所有贡献者总和的三倍。该贡献者的用户名为“Orphan_Node_94”,94这个数字与斯特林石油信息管理科资产标签中的年份前缀一致,也恰好是哈里斯案在联邦最高法院进入实质审理的年份。
凯斯将这一发现记录下来,发送给网络犯罪调查组请求深度追踪。与此同时,他的私人手机收到了一条来自布里安娜的加密消息——她使用了自己公司的安全通讯协议,内容很短:“我在斯特林总部地下停车场。维多利亚召开了董事会紧急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绕过遗嘱执行算法。她邀请了马库斯、哈洛和两个我没见过的外部律师。会议室在四十二楼,但我进不去。电梯需要虹膜扫描。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查到一个名叫彼得·莫兰的人在斯特林石油集团的任职记录?他可能使用化名,可能与信息技术部门有关。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在这栋大楼里。”
凯斯回复:“不用查化名。查他进入这栋大楼的方式。彼得·莫兰很可能没有正式的任职记录。但他一定拥有一个合法的物理访问权限——因为一个三十年不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中的人,要想自由进出斯特林石油总部大楼,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别人的身份。”
凯斯在自己的终端上进入港景市建筑物安全合规数据库,这是市政府要求所有商业建筑按月上传的访客和门禁记录汇总平台。他输入斯特林石油总部大楼的地址,将查询时段锁定在过去三十天内,筛选出所有使用临时访客卡进入大楼的人员名单。名单长达数千条——斯特林石油每天都有大量外部承包商、顾问和供应商进出。但他注意到一个规律:每隔三天,会有一条门禁记录显示“信息技术部-服务器维护-外聘工程师”在凌晨一点至四点之间进入大楼,工号是SP-IT-1994-0427。
SP-IT-1994-0427。这个编号与布里安娜在储油罐中找到的那台旧笔记本电脑上贴着的资产标签完全一致。那个号码不属于一个真实存在的外聘工程师,它是一个已经淘汰了十五年的旧工号,被某个人从一个废弃数据库里提取出来,注入了大楼的现代门禁系统,就像他之前将基石协议的底层代码注入斯特林石油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寄生虫式的存在,借宿主的躯体存活。
凯斯将这个发现转发给布里安娜,并附加了一句话:“他的工号是SP-IT-1994-0427,他可能在凌晨时段使用IT维护通道进出大楼。但我更关心的是——如果他的入侵深度已经达到可以随意修改门禁系统的程度,那他不需要进入四十二楼会议室。他早就在四十二楼会议室里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斯特林石油总部大楼四十二层的董事会议室里,维多利亚·斯特林-克罗斯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长桌旁坐着的六个人——马库斯·克罗斯、格兰特·哈洛、两名外部律师、一名财务顾问,以及一个坐在长桌最末端、穿着深灰色信息技术部门制服的年轻男人。这个男人从会议开始到现在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安静地用一台纤薄的笔记本电脑记录着什么,手指在键盘上的移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的胸牌上印着一个名字:塞巴斯蒂安·韦恩,信息技术部系统架构师。
但这个名字是假的。在斯特林石油集团的人力资源数据库里,塞巴斯蒂安·韦恩的入职记录无可挑剔——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硕士,八年前通过正式招聘程序入职,连续七年绩效评估优秀。但如果你去麻省理工的校友数据库里搜索这个名字,你不会找到任何结果。如果你去他档案中列出的前雇主那里核实,那些公司确实存在,但没有人记得一个叫塞巴斯蒂安·韦恩的雇员。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八年,但只存在于斯特林石油集团的文件柜里。
维多利亚没有查过他。她从来不会去查技术人员的背景,在她看来,信息技术部门的人就像大楼里的暖通管道——功能明确,身份无关紧要。
但此刻,当她站在窗前俯瞰港景市的海岸线,脑海中反复计算着遗产份额的最大化可能性时,她不知道坐在她会议室里的那个沉默的年轻人,正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接入基石协议的根节点。她不知道他胸牌上的名字是假的。她不知道他在凌晨一点到四点之间会出现在这栋大楼的每一个角落,以“服务器维护”的名义检查那些连接着斯特林集团所有关键数据的物理线路。
她更不知道,他的背包里装着一份打印好的清单副本,上面有七项任务。前两项已经被划掉,旁边用红笔写着“完成”。第三项旁边标注的时间是今天夜里十一点。而第三项的真实内容——不是销毁卷宗,是公布真正的第四十一号证物——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年轻人抬起头,透过落地窗玻璃的倒影看了一眼维多利亚的背影,嘴角几乎不可察觉地动了一下。然后他继续低头敲击键盘,输入了一行新的指令。屏幕上弹出一行确认提示:
“基石协议节点3已激活。目标:联邦港景市巡回法院档案库门禁系统。状态:等待触发。触发时间:23:00:00。倒计时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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