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大学的石灰岩拱门下，埃米尔·卡瓦诺站了整整五分钟，才敢跨进去。
不是因为胆怯——至少他自己不这么认为——而是因为他需要确认一件事：这扇门，真的会为他打开。铁罐区教会他一件事，那就是任何敞开的大门都可能是陷阱。门口的保安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那件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袖口磨得发白的外套上停留了片刻，最终挥了挥手放行。埃米尔深吸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
靴底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在如此干净的地面上。
1978年的莫尔塔纳国立大学，是整个弗洛雷尼亚唯一还保持着体面外衣的地方。军政府的铁腕统治早已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街头巷尾到处是秘密警察的影子，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但在这座校园里，至少表面上还能闻到一丝自由的气息。教授们在课堂上讲授宪法学，学生们在草坪上假装没看见树荫下那位正在“读报”的中年男人——人人都知道他是情报局的人，但人人都假装不知道。
埃米尔被分配到了法学院。这并非他的第一选择，却是他唯一能伪造出完整材料的专业。法学系的课程表上列着《宪法原理》《国际法概论》《刑法基础》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而教材的内容则完美地避开了任何可能与现实产生关联的讨论。教授们在讲台上谈论“法治精神”时，会故意压低声音跳过某些段落，学生们则心照不宣地在本子上只记下那些安全的内容。
但埃米尔不在乎这些。他来大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他是来学习规则本身的。他要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就像在铁罐区学会偷面包一样——先摸清规则，再利用规则。
第一周的宪法学课上，他遇到了一道改变他人生的题目。
那位头发花白的卡斯特罗教授是个出了名的怪人，据说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身上还残留着一些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气息。他走进教室的第一件事不是点名，而是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文：Per aspera ad astra. 他转过身，用略带口音的英语问道：“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教室里一片寂静。前排几个家境优渥的学生面面相觑，后排有些人干脆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英语在弗洛雷尼亚是富人的语言，那些从小有家庭教师和国际学校的子弟才能熟练掌握。对于公立中学毕业的学生来说，能认全二十六个字母就已经算不错了。
就在这时，教室最后一排响起了回答。
“循此苦旅，直抵星辰。出自拉丁语，后来被多所西方大学的校训采用。”
全班齐刷刷地回头。埃米尔·卡瓦诺坐在角落里，声音平静得像是随口报出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
他当然知道这句话。那块怀表正躺在他胸口内侧的口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他练习过无数次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铁罐区的铁皮屋顶上，对着夜空反复背诵。
卡斯特罗教授挑了挑眉毛，透过镜片仔细打量了这个穿着寒酸的年轻人，然后微微点头。“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埃米尔·卡瓦诺。”
“卡瓦诺先生，”教授在名册上打了个记号，“课后请留一下。”
课后那场走廊对话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却让埃米尔在系里突然有了一个不存在的“背景”。教授问他从哪里学的英语，他说是自学；问他是否出过国，他说没有；问他有什么学习目标，他说想掌握国际法的全部课程。卡斯特罗教授被这个年轻人的坦诚与野心打动了，竟主动提出让他担任《国际法概论》的课代表。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权——可以自由出入法学系档案室。
埃米尔几乎要笑出声来。他花了好几年才学会如何撬开一扇窗户，而在这里，他只用几句英文就得到了一把钥匙。
但这把钥匙引来的远不止善意。不过一星期，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维克托·莫雷尔就在楼梯转角处拦住了他。维克托是那种从出生就赢在终点线上的人，父亲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母亲的家族在滨海区拥有半条商业街的房产。他穿着剪裁完美的意大利衬衫，袖口的金属扣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光，笑起来嘴角会歪成一个介乎友好与威胁之间的弧度。
“你就是那个会讲英文的卡瓦诺？”
埃米尔停下脚步，谨慎地点了点头。
维克托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重得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钉进骨头里。“很好，我父亲需要一个能翻译英文法律文件的人。每周三下午来我们家的书房，管一顿晚饭。”
他没有说“请”，也没有问埃米尔是否有空。
走廊里的学生们纷纷低头避开，没有人在意这场对话。在莫尔塔纳国立大学，这种事太常见了——家境优越的学生雇佣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各种杂务，从代写作业到跑腿打杂，几乎成了一套不成文的制度。而身为最高法院法官公子的维克托，在这套制度里扮演的是制定规则的人。
埃米尔接下了这份工作。
不是因为他害怕得罪维克托——虽然他确实害怕——而是因为他在那一瞬间捕捉到了一个信息：维克托的父亲，就是弗洛雷尼亚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是这个国家司法体系名义上的最高守护者。如果能进入这个人的书房，能接触到他的文件、书信和那些不对外公开的法律意见书，那扇通向权力核心的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
这个机会的价值，远超过每周一次晚餐和几枚硬币。
维克托家的宅邸坐落在莫尔塔纳的半山富人区，是一栋带着开阔草坪和喷泉的殖民地风格建筑。第一次走进那扇雕花木门时，埃米尔差点被满目的奢华击溃。客厅的壁炉上方悬挂着大法官与总统莫雷诺的合影，照片里两人握手微笑，背后是弗洛雷尼亚最高法院的徽章，上面刻着两个早已被架空的大字：正义。
他开始在每周三下午准时报到，把维克托那些来自英美律所的业务函件翻译成维克托的父亲能用得上的内容。他像做一件神圣工作那样译完每一份函件，连页边距和斜体处理都一丝不苟。他的报酬被压在门厅的银盘底下，从不缺席，也从不加码。
就在某一个周三的黄昏，他从书房出来时，不小心拐错了方向，走进了一条通往露台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半掩的法式落地窗，窗外站着一个人，背对着他。
是伊兰娜。
她换了一身鹅黄色的连衣裙，正低头给几株晚开的月季松土，茶金色的发丝被夕阳染出一层暖蜜般的柔光。和新生报到那天相比，她整个人都显得更安静、更柔软，像一幅小心存放在玻璃后面的古典画。
就在埃米尔准备悄无声息退回去的那一刻，她抬起头看见了他，先是意外，随后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哦，是你。维克托的法学院天才。”她的语气轻松，没有刻意的居高临下。
埃米尔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口袋里揣着的那块怀表突然变得滚烫，仿佛随时会自己跳出来。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窘迫，只是把手中那株带着夜露的月季插进藤篮，随后转身面对他，目光安安静静地落在他身上。“维克托说你英语很好，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
“他过奖了。”
“他很少夸奖别人，”伊兰娜抬起头，正迎上他的视线，“所以你应该真的做得不错。”
埃米尔没有回答。他在那一瞬间走了神——他发现她的口音带着一丝很淡的东西，不是弗洛雷尼亚本地人说话时那种粗粝的喉音，而是更接近他曾在收音机里听到过的西欧腔调。她去过欧洲，他心里断定。这个判断让他胸口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既有艳羡，也有某种他不愿承认的自卑。
他注意到她手指上沾着泥，没有戴手套。一个法官的女儿，在花园里用手挖土。这个细节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惑，继而演变为他不太习惯的触动。
“你很喜欢园艺？”他问。
伊兰娜似乎有些意外——大多数来家里的学生只关心她父亲，从不问及她的花。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莞尔道：“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我只是觉得，泥土比人实在。”
她不紧不慢说出的话却像往鱼塘里扔了一块石头。埃米尔感到有东西在胸腔里震了一下，紧接着他迅速压住了这个念头。在维克托家的地盘上，任何情感的波动都是奢侈而危险的。他朝伊兰娜略一颔首，后退半步，说还有文件要译，便转身顺着走廊往回走。她没有出声挽留他，只是在他快要消失在转角时忽然开口：“卡瓦诺先生，你是哪一届的？”
“大一。”
“那你的拉丁语比维克托还好。”
埃米尔把这句话揣进口袋里，就像揣着一枚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他回到书房，继续翻译文件，笔迹依旧工整，呼吸却花了好一阵才重新平稳下来。
他不敢确定伊兰娜是不是只是出于客套，但他更不敢确定的是另一件事——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微弱的悸动，究竟指向的是她本人，还是她所代表的一切。
当夜，他步行穿越半座城市回到铁罐区。母亲已在他离家期间托人带回新的草药，叮嘱他按时服用。他盯着那碗被重新热过的汤药看了很久，最后仰头灌下时只觉得比上一次更苦。他把碗还给母亲，照例没有告诉她大学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棚屋外，熟悉的收音机杂音断断续续地播报着晚间新闻。播音员用一成不变的语调念着总统莫雷诺的讲话：“我们伟大的祖国正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任何试图破坏稳定的人都将被法律严惩。”
埃米尔闭上眼睛。
他知道，那个“新时代”意味着更多的刑讯室、更多的秘密处决、更多像他一样试图逃避命运却被碾碎在车轮下的肉体。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对他而言，那不只是一场灾难，那也是一扇通往晋升的门。
他躺在床上，听着父亲在隔壁房间响起的鼾声，在心里把“机会”一词拆解成一个个字母。他努力回忆在维克托家看到的那份文件——大法官书房桌上摊开的，是一份安全级别标注为红色的备忘录，页末的收件人栏只写了两个字母：M.A.。那不是大法官的名字缩写，而是一个更加隐秘的代号。他在转身离开时只来得及瞥见页首一行没有翻成英文的标题，写的是“彗星计划”。
彗星。
这个词他听皮匠提过一次，那是在老人喝醉时才敢压低嗓门咕哝的两个字。情报局内部最神秘的单位，专门负责“特殊案件”——也就是那些不方便出现在法庭上的人。
那一夜，埃米尔辗转难眠。月光从棚屋的缝隙中洒下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银白色光斑。他伸手摸向胸口内侧的口袋，指尖触到那块冰凉的怀表，脑海里却反复回放着两个画面——一个是他踏进大学拱门时大理石地面的触感，另一个是伊兰娜手背上沾着的泥土。
他在黑暗中对自己说：快了。再忍一忍。
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夜里，一枚红色的图章正盖在他的档案袋上。档案袋里装着他在铁罐区的真实住址、他父亲的犯罪记录、以及他伪造入学材料的确凿证据。盖章的人没有署名，只是在备注栏里用红色墨水写了一行字：
“此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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