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在次日清晨驱车前往默塞德县档案馆。
档案馆坐落在县城最老的那条街上，是一栋建于1912年的红砖建筑，外墙爬满了枯死的常春藤。馆长老马科斯已经六十七岁，从1974年起就守在这座纸墨的坟墓里，他认识克罗斯的父亲——一个在朝鲜战场上失去左腿的老兵，退伍后在县警局做了三十年档案管理员。因为这个缘故，马科斯对克罗斯总是格外客气，这种客气里掺杂着某种对旧时光的怀念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
“铊，”马科斯把一杯速溶咖啡推到克罗斯面前，自己坐回那张吱嘎作响的办公椅里，“你确定是铊？”
“萨克拉门托的实验室确定的。”
马科斯沉默了一会儿，起身走进档案架之间。十五分钟后，他抱着一摞发黄的文件夹回来了，灰尘在从高窗投下的光束中飞舞。他把最上面的那份文件翻开，推到克罗斯面前。
“197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马科斯指着泛黄的备忘录，“一个名叫克莱尔·阿什顿的研究生被行政开除。原因是‘道德败坏’。当时没有人起诉，没有人报警，校方用了一个学期的行政审查就把这件事处理掉了。但我记得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两年后，她的导师霍拉斯·普雷斯科特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铊盐在有机介质中的缓释机制研究》。这篇论文拿了1981年的美国化学学会创新奖。论文的核心数据，与克莱尔被开除前提交的硕士论文初稿完全一致。”马科斯用手指敲了敲文件上的某个名字，“普雷斯科特的学术生涯从此飞黄腾达。1985年，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他死于肝硬化。官方死因是酗酒引发的肝功能衰竭。”
克罗斯拿起那份备忘录。纸张已经脆得快要碎裂，上面用打字机打印着几行字：
“兹通知化学系研究生克莱尔·阿什顿，因其行为严重违反校规，经学术纪律委员会审议，决定予以开除学籍处分。该生不得再次申请本校任何研究生项目。此决定为终局决定。”
签署人是化学系主任劳伦斯·科尔维尔。
文件编号：CH-1978-1147。
“你说普雷斯科特死于肝硬化，”克罗斯抬起头，“但为什么这份文件会出现在你的档案馆里？”
马科斯的表情变了。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云从一块完整的棉花糖变成了一堆碎絮。
“因为1989年，克莱尔·阿什顿本人也死了。坠楼。旧金山的一栋公寓楼，八层。警方认定为意外，家属没有任何异议。但几个月后，她的母亲——一个住在弗雷斯诺养老院的瘫痪老人——托人寄来一个纸箱。里面有克莱尔从1978年到1989年所有私人信件和日记。老太太在附信中说，她希望有人知道女儿是被毁掉的。那个纸箱在我们档案馆的角落里搁了九年，直到你刚才提到铊。”
他站起来，走到档案室最深处。当他把那个纸箱放到克罗斯面前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纸箱不大，长约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用发黄的胶带封着，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名字：Claire Ashton, 1957-1989。
克罗斯小心翼翼地割开胶带。
最上面是一本1978年的日记。他翻开第一页，入目的是一行工整而有力的字迹，用蓝色墨水写成：
“今天艾琳搬进了隔壁宿舍。她笑起来很甜，把妈妈做的苹果派分给我一块。我告诉她我想成为加州第一个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说她会支持我。”
艾琳。艾琳·霍夫曼。
克罗斯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他继续往下翻。
“10月15日。爱德华约我去天文台看星星。他说我的眼睛里有银河。我很开心。但回来后艾琳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女生的‘没什么’意味着有什么，但我还不懂。”
“11月2日。艾琳邀请爱德华去她家在纳帕谷的葡萄园度周末。爱德华说只是去讨论暑期研究项目。我选择相信他。”
“12月20日。我今天在实验室吐了。怀孕九周。我告诉了爱德华。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确定是我的？’”
克罗斯翻到1979年春天。
“3月7日。系主任找我谈话。有人向纪律委员会举报我与导师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举报信说我用身体交换学术成果。我没有。但没人相信我。普雷斯科特教授否认了一切。他说他只是出于学术同情才指导我。他用了这个词——同情。”
“3月14日。艾琳来宿舍找我。她握着我的手哭了。她说她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她说她只是为我担心才告诉了辅导员。她说她是我的朋友。她说——原话——‘我只是希望你能离开这个有毒的环境。’她说话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给我泡的茶。”
“3月20日。开除决定下来了。”
后面的日记内容越来越零碎。克莱尔被家族强行嫁给了一个名叫维克多·哈洛伦的男人——一个在橘子郡经营连锁汽车旅馆的三十八岁商人，据说是她父亲的债主。婚礼在1979年6月举行，日记里夹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新娘穿着不合身的白色婚纱，面无表情地站在一个臃肿的中年男人身边。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我是一桩交易的标的物。
“1981年。维克多开始打我。昨天他用皮带抽我的背。我去医院缝了十二针。急诊护士问我要不要报警。我说不用。因为我无处可去。”
“1983年。意外发现他汽车旅馆里有三个房间专门用来接待外籍劳工。那些年轻女孩。我假装不知道。我是帮凶。”
“1985年。今天在超市看到艾琳。她推着购物车，车里坐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她没认出我。或许认出了，假装没认出来。她戴着珍珠项链，穿着象牙白的羊绒大衣。我在超市的洗手间里吐了十五分钟。”
“1987年。普雷斯科特死了。报纸说他死于酗酒。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笑了一整夜。铊中毒的晚期症状与酒精性肝病极为相似。你不知道这件事让我多么快乐。”
铊中毒。
克罗斯的手指僵住了。他反复读了三遍这句话，然后把日记递给莉迪亚。莉迪亚接过去，面色逐渐发白。
“她杀了普雷斯科特？”
克罗斯没有回答。他从纸箱里抽出更多的文件——信件、实验室笔记本、医院收据。然后他找到了那个东西。
一张对折的厚纸板，外面用蜡封着，封蜡上印着一个首字母C。他小心地拆开封蜡，展开纸板。
里面是一份手写的名单，用黑色墨水写成，字迹整齐得近乎刻板。名单上有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日期和一个剂量数字。最后一个名字在1988年6月，而那张纸在1989年克莱尔死亡前几个月被装进纸箱，寄给了她的母亲。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霍拉斯·普雷斯科特。第二个是维克多·哈洛伦——死于1986年，死因是“慢性肾衰竭”。第三个是克莱尔高中时期的一个老师，此人因被指控性侵多名女学生而在1982年被学校开除，但从未被起诉——他死于1984年，死因被记录为“原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第四个名字，克罗斯认出来了。那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的时任系主任，劳伦斯·科尔维尔。
柯蒂斯·格林——科尔维尔死后的继任系主任。保罗·萨默斯——曾代理过维克多·哈洛伦的离婚律师，在法庭上称克莱尔为“歇斯底里的女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故事里都有一个女人被碾碎的痕迹。
但这份名单上没有艾琳·霍夫曼的名字。
克罗斯把名单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整整两分钟。莉迪亚凑过来，指着最后一个名字问：“这些男人都死了？”
“前五个确认死亡。后面的需要核实，但很可能也是。”
“但名单上没有艾琳。”
“对。”
“这意味着什么？”
克罗斯重新打开克莱尔日记的最后一本。这本日记从1988年开始，笔迹与前几本已经完全不同——不再是那种工整有力的蓝色墨水字，而是一种潦草的、近乎狂乱的铅笔字。似乎写字的人在记录某些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事情，又似乎写字的手已经不再属于一个完全清醒的头脑。
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是1989年3月3日。克莱尔死前两周。
他翻开那一页。上面的字迹颤抖而倾斜，有些字被用力划掉了，有些字被水渍洇开——可能是泪水，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液体。
“今天V来了。她带来了新的试剂。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她问我还恨不恨那些人。我说恨是一种奢侈品，我已经付不起代价了。她说不。嫉妒才是奢侈品。恨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些，嫉妒只是为了看对方不好受。她问我想不想看。”
“我说想。”
“她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但她的眼睛里没有我当年的软弱。”
“‘那就交给我，’她说，‘你只需要再等一等。’”
“‘等什么？’”
“‘等一个把她们全部带到阳光下的机会。’”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最后半页是空白的，像是写字的人突然被什么事打断了，再也没有回来。
克罗斯把日记合上。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但他在压抑。莉迪亚注意到了，没有说什么。
“‘V’是谁？”她问。
“不知道。但克莱尔1989年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V。”
克罗斯站起来，走到档案馆的窗边。窗外的街道上，一辆黄色的校车正缓缓驶过，车窗里映出孩子们模糊的脸。一切看起来如此正常，如此平静，仿佛这个世界还在按照它应有的秩序运行。
但在他的身后，那张手写名单安静地摊开在桌子上，阳光照在那些黑色的字迹上，像照着一首用化学符号谱写的死亡诗篇。
而日记里那个年轻的V——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今年应该和克莱尔死时一样大。她可能在任何地方。她可能是任何人。
她可能正在读同一份名单。
克罗斯拿出手机，拨通了县警局的号码。
“我需要调阅1989年旧金山一桩坠楼案的原始卷宗。死者姓名：克莱尔·阿什顿·哈洛伦。案发日期：1989年3月17日。”他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另外，帮我查一个人。姓名首字母是V。女性。很可能与克莱尔有过密切交集。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
“也可以是任何人。”莉迪亚在旁边低声说。
克罗斯挂了电话，回头看她。
“两万三千六百一十四个名字，”莉迪亚说，“如果V正在按照那份请愿书名单进行某种仪式，我们现在该通知谁？该警告谁？还是说——”她停顿了很久，“——我们该问的是，为什么艾琳的名字不在克莱尔那份原始名单上，却成了第一个死者？”
克罗斯没有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十五年的凶杀案调查中见过太多尸体，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一种透骨的寒意。那不是对暴力的恐惧，而是对某种更古老、更缓慢、更无法被法律定义的东西的恐惧。
那东西叫嫉妒，克莱尔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嫉妒不求获益，只求毁灭。如果克莱尔在1989年死了，那么她的嫉妒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还是说，嫉妒像铊一样，可以在黑暗中潜伏几十年，然后某一天，以某种完美的化学形式，在另一个人的茶杯里开出苦味的花？
他从纸箱底部抽出最后一件物品。那是一个密封的信封，收件人一栏写着：E. 霍夫曼。信封的背面有一个日期：1998年10月28日。
那一天，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匿名者诉州务卿案”的上诉。那一天，请愿书公示被写进了法律。
这个信封从来没有被寄出去过。
克罗斯拿起信封，对着光线照了照。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纸，折叠成一个极小的方块。纸张太厚，从外面看不清任何字迹。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封信里写着的，一定是下一个死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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