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顿镇的盛夏集市总是来得毫无征兆。
前一天还是闷热沉寂的街道，第二天清晨，镇中心的橡树广场便已被红白条纹的帐篷和彩旗覆盖，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热病。空气中混杂着焦糖爆米花、马粪和廉价香水的甜腻气味。旋转木马的铜管乐声与家畜评比赛场的牛哞此起彼伏，交织成这个农业小镇一年中最喧闹的乐章。
莱纳斯·艾尔德蹲下身，用拇指擦去儿子嘴角沾着的棉花糖残渣。查理仰起脸，金色的睫毛在阳光下几乎透明，那件蓝白条纹的水手衫套在他瘦小的身板上，领口有些歪——玛格丽特总说他穿衣服永远像刚打完仗。
“一枚铜板。”莱纳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查理汗湿的手心。那是一枚刻着麦穗图案的老式铜板，边缘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想买什么？”
查理的眼睛亮了。他攥紧铜板，像攥住一把通往全世界的钥匙。
“太妃苹果糖！”他喊道，然后像所有七岁的孩子那样，用一种毫无必要的全速冲了出去。
莱纳斯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目光追随着那团金色的头发在人群中忽隐忽现。玛格丽特从他身后走上来，挽住他的胳膊。她另一只手扶着微微隆起的小腹——那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开始显怀。
“他会跑丢的。”玛格丽特说，语气里有一半担忧，一半母亲特有的无奈纵容。
“就让他去吧。那摊子就在旋转木马边上，五十码的距离。”莱纳斯吻了吻她汗湿的鬓角，“别变成一个神经质的母亲，亲爱的。”
那是1923年7月14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四十分。
这是后来无数个深夜里，莱纳斯像反复舔舐伤口一样反复咀嚼的时间节点。在这之后的一切都变了味，连记忆都被这个时刻切割成两半——之前是天堂，之后是一切都失去了。
玛格丽特是在三分钟后开始不安的。
她没有意识到时间的精确，只是忽然觉得胳膊上的汗毛竖了起来。集市的声音还在——旋转木马还在吱呀作响，某个帐篷里传出“猜猜你的体重”的叫卖声，一群半大孩子从她身边跑过，差点撞到她——但这些声音忽然变得遥远，像隔了一层水。
“莱纳斯。”
“嗯？”
“我看不见他了。”
莱纳斯踮起脚尖，越过攒动的人头向旋转木马的方向张望。他看到了那座闪闪发亮的旋转木马，看到了木马边上红色的糖果摊，看到了一排排挂在摊檐下的糖苹果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
但他没有看到那件蓝白条纹的水手衫。
“他可能被帐篷挡住了。”莱纳斯说，但已经迈开了步子。
他的步子很快，快到他必须按住自己的草帽。玛格丽特跟在他身后，一只手捂着肚子，几乎在小跑。他们穿过卖手工肥皂的摊位，绕过一群围着街头魔术师的孩子，挤过一处排着长队等待坐旋转木马的人群。
糖果摊的老板是个留着海象胡子的胖子，正用一把小锤敲着太妃糖块。他抬起头，看到面前这对气喘吁吁的夫妇，露出困惑的神色。
“一个小男孩，”莱纳斯说，用手比划着高度，“金发，蓝白条纹衬衫，大约三分钟前——”
“啊，那个小家伙。”老板点了点他肉乎乎的下巴，“他买了一颗太妃苹果糖，一颗。给了我一枚铜板，找了他五厘。然后——”
他指了指东边，那是一片临时搭建的马厩，正对着出镇的方向。
“往那边走了。我还纳闷，怎么一个人。”
后来在听证会上，这句话成了关键。
“怎么一个人。”
莱纳斯没有听到这句话。他听到的是自己太阳穴里血管鼓动的声响。他用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的声音喊了一声查理的名字，然后开始奔跑。玛格丽特站在原地，双手捂住了脸，像一尊正在碎裂的雕塑。
警长霍顿是在一个小时后接到报案的。
他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头发花白，大腹便便，看起来更像一个退休的屠夫而非执法人员。但他有一双猎犬般沉静的眼睛。他站在集市入口听着艾尔德夫妇断断续续的叙述，一边听一边往烟斗里填烟丝，动作不急不缓。
“你们确定他不是跟哪个小伙伴跑远了？孩子们常这样——”他话说到一半，看到玛格丽特脸上的表情，把后半句咽了回去。“好。我这就组织搜。”
但集市的混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数百人拥挤在不到半平方英里的区域内，不断移动、交谈、买卖、嬉闹。任何对目击者的询问都像是朝瀑布泼水。有人隐约记得看到一个高个男人牵着孩子的手，有人则坚称看到查理独自一人在看一匹栗色母马，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注意到任何事，然后反过来问霍顿是不是查违规酿酒贩卖的——禁酒令时代的执法人员总被这么问。
时间在徒劳的搜索中流逝。
下午四点半，一个在集市外围河沟边玩耍的少年找到了一只鞋子。
那是一只儿童款式的棕色系带皮鞋，左脚，鞋底沾着新鲜的泥。莱纳斯认出它的方式近乎残忍——他记得那天早上，查理蹲在门廊边上系鞋带，系得太紧了，他不得不蹲下去替他解开，又重新系了一遍。
从那以后，一切搜寻都变了味道。
从“寻找走失儿童”变成了“寻找被害者”。
夜色降临的时候，整个康斯顿镇的男人几乎都出动了。他们举着火把和煤油灯，沿着河岸排成一条散兵线，一步步拨开芦苇和灌木，寻找任何蛛丝马迹。玛格丽特被安排坐在警局的长椅上，一位女警陪着她，不断说着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一切都会好的，他会找到的，也许只是迷路了。
莱纳斯没有坐下。他加入了搜寻队，一言不发地走在一排沉默的男人中间。火把跳动的光照亮他汗湿的脸，他的表情像一块正在风化的岩石。
他们什么都没找到。
第二天也没找到。
一个月后也没找到。
那条河被抽干了水，每一寸河床的淤泥都被翻过。方圆十英里的每一座谷仓、每一间废弃的房屋、每一处涵洞都被搜查。十二名嫌疑人被带回问话，包括三名流浪汉、一名有前科的旅行推销员、以及那个糖果摊的胖子老板——因为有人说他看孩子的眼神不太对。他们都被释放了。
案子渐渐冷了。
镇上的人们依然会向艾尔德夫妇投去同情的目光，会在教堂为他们祈祷，会压低声音经过他们那栋房子。但那栋房子里再也没有传出过笑声。玛格丽特在当年秋天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艾莉丝，但生产过程艰难，她的身体再也没有完全恢复。更糟的是，她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这个新生儿——不是不爱她，而是害怕自己爱她。仿佛爱会成为一种诅咒，会把她也夺走。
莱纳斯把查理的铁皮士兵玩具收进一只木匣，放在卧室衣柜的最高层。他本打算永远不再打开。
但有一年冬天，他取了下来。
那是1926年的圣诞节前夕，距离查理失踪已过去三年半。莱纳斯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邻镇一名八岁女童失踪，一周后在离家十英里的树林中被发现，已遭遇不测。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在他的住所中发现了多件儿童衣物。
莱纳斯坐在厨房的油灯光下，将那张报纸反复读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玛格丽特的房间，把报纸放在她的膝头。她的眼窝已经深陷下去，皮肤苍白得像一页旧纸，但她读完那篇报道后，眼睛里有了一丝许久不见的光芒。
那是近乎疯狂的光芒。
“也许。”她说。
“也许。”他重复。
从那天起，艾尔德夫妇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者。他们开始收集一切能找到的资料——诺兰德合众国近十年来所有未侦破的儿童失踪案，所有已知的被捕嫌疑人，所有的目击报告，所有被忽略的细节。莱纳斯自费在报纸上刊登查理的画像，那是他凭记忆请一位街头画家绘制的，一个金发男孩穿着蓝白条纹水手衫，咧嘴笑着。
画像下面印着一行字：
你见过这孩子吗？
这幅画像在康斯顿镇的邮局墙上贴了六个月，后来被风吹雨打化为纸浆，又被另一张征兵海报覆盖。新的海报上画着一位面目模糊的士兵，下面是同样模糊的口号。时间在前进，战争在别处燃烧，世界早已忘了康斯顿镇有过一个孩子。
但艾尔德夫妇没有忘。
他们开始收到信件。起初是一些好心人的线索，大多是误认或幻觉。后来出现了一些更黑暗的东西——有人写信说查理还活着，在某地做苦工，只要付一笔钱就能得到确切地址。莱纳斯每次都寄了钱，每次都发现是骗局，但每次都阻止不了自己。
绝望是一件贵得离谱的东西。
玛格丽特在客厅的墙上钉了一幅巨大的诺兰德地图，用不同颜色的大头针标记着每一封信件指向的地点。红针代表已核实的虚假线索，黄针代表正在核实中，绿针代表失踪儿童最后被目击的位置。日子久了，墙上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针头，像一株长在伤口上的荆棘。
1929年春天，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那封信的信封是廉价的牛皮纸，邮戳模糊不清，寄件地址只写了“康斯顿邮局存局候领”。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笔迹潦草而不熟练：
“艾尔德先生太太，你们的儿子在沙利文县。有个叫阿利斯泰尔·弗林特的人把他带走。弗林特住在麋鹿溪路尽头的老农庄，是一个高大男人，头发深色，戴软帽。我亲眼见过。不要回信。有人监视。”
信的署名是“一个知情者”。
莱纳斯拿着这封信的手在颤抖。他仔细端详了每一个字，然后将它放在桌上，用一只玻璃杯压住，仿佛怕它被风吹走。
玛格丽特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她读完信后，脸上的表情与三年前在厨房里看到那篇报道时如出一辙。
她看了看墙上的地图。沙利文县距离康斯顿镇不到七十英里。
“我们应该去。”她说。
“是的。”莱纳斯说。
“现在就去。”
他点点头，从门后的衣钩上取下他的旧外套。这件外套的右口袋里始终装着一枚铜板，那是在查理失踪后他让人从糖果摊的收银箱里找出来的——就是那枚边缘光滑、刻着麦穗图案的铜板。他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查理最后花出去的那一枚，但他选择了相信。
莱纳斯将铜板握在手心，掌心被硬币硌出深深的凹痕。
他推开门，门外是一片灰色的春日薄雾，雾中隐约能看到橡树广场方向那座教堂的尖顶。那正是当年集市举办的地方。
他顿了顿，回头看了一眼屋内。
玛格丽特站在客厅中央，身后是那张遍布钉痕的地图。他们的女儿艾莉丝在楼上熟睡着，还什么都不知道。
“走吧。”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母亲，而像一把刀。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雾气吞没了他们的身影，吞没了整条空旷的街道，只留下那栋门前野草丛生的房子，和一扇永远等待一个再也不会回家的孩子的窗户。
七十英里之外，麋鹿溪路尽头的老农庄里，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答案。
而是更多的问题。
以及一纸即将被遗忘的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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